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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认为，正确认识构成事物的基本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未来战争快节奏的要求与作战指挥如何做到快速反应是未来作战指挥面临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可以从提高指挥系统的稳定程度，增强指挥保障的精确、实时、高效，以及变革指挥决策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入手。 指挥系统，是指“由指挥主体、指挥对象、指挥手段等要素以一定组织形式构成的具有组织指挥功能的有机整体。”它是作战指挥的物质基础。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的安全和稳定程度，对加快指挥速度、提高作战指挥效能和实现作战指挥目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构建“互联式”的指挥系统结构。系统论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功能。不同的系统结构，系统的整体功能有可能成倍地增加。正如拿破仑所说：“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这就是系统的整体功能所至。因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指挥系统作为行使“指挥”功能的有机整体，同样适用于结构决定功能的基本原则。循此思路，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指挥系统的结构来提高指挥系统稳定的目的。因此，可以构建“互联式”的指挥系统结构，使战场上各军兵种的指挥系统综合成为一个信息共享的网络大平台，使尽量多的作战单元处于同一个信息流层次，从而减少指挥信息传递的中间环节和上下交流，形成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的指挥系统结构。这种系统结构通过网络式的链接方法，在作战中，加快了信息传输速度；提高了指挥机构的生存能力，可以避免指挥的瘫痪；既有利于统一指挥、宏观决策，也有利于分散指挥、临机决策，发挥各作战单元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减少指挥层次，缩短信息流程，提高指挥时效。不难而知，“互联式”的指挥系统结构，既提高了作战指挥快速反应能力，又增强了指挥系统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建立“扁平化”的指挥机构。指挥机构是指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和制约作战指挥效能的根本因素。恩格斯曾说：“为了使军团司令、军长和师长能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指挥所属军队，除英国军队外，所有国家的军队都设有全由军官组成的一种专门的业务机关，叫做司令部。”可见，指挥机构的重要性早已被人们所认识。 作战指挥实践表明，军队要有效地实施作战指挥，达成既定的作战目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结构合理、关系顺畅、运转灵活、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信息化作战指挥，对指挥机构的建立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大量用于军事，为指挥机构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为适应未来作战指挥的需要，做到在纵向上，减少指挥层次，缩短指挥信息的流程；在横向上，发挥各作战方向、军兵种、作战部队指挥机构的功能；在内部结构上，由若干个职能指挥中心组成；在指挥行动上，采取“节点互访式”的面对面指挥，指挥人员在任何一个指挥点都可以对战场上所有的单元实施指挥控制。 鉴于此，应建立扁平化的指挥机构，即将各级各类指挥机构从纵向上串起来、从横向上连起来所表现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式。一方面，适应了未来作战行动一体化的要求。通过“扁平化”的指挥机构，将各军兵种各部门的指挥权限集合起来，实施集中统一的指挥，发挥作战力量的最大作战效能。另一方面，符合未来优化指挥信息流程的要求。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状联系，不仅可以使指挥信息总能按最近的路径传递，而且使指挥信息传递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不管指挥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多少条路径被敌方破坏，但只要有一条路径畅通，就能保证指挥信息的顺利传递，增强了指挥系统的稳定性。 指挥保障，是指“军队为实施正确、稳定和不间断的指挥而采取的各项保证性措施与进行的相应活动的统称。”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量高技术武器装备使用于战场，指挥活动对指挥保障的依赖性空前增强，精确、实时、高效的指挥保障是提高作战指挥速度的必然要求。 精确的指挥信息保障。作战指挥过程，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搜集信息、传递信息和利用信息的过程。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指挥员对战场态势的感知和认识，关系到指挥员决心的正确与否；信息的及时性，制约着指挥的速度，从而影响着作战指挥的成效。在战争进程和作战行动以时、分、秒计算的未来信息化战场上，谁先于对方获取有用的指挥信息，谁就掌握了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在这种条件下，对指挥信息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精确、实时的指挥信息保障就难以达成快速指挥。 伊拉克战争，美军就是在得知萨达姆召集高层会议的信息后，决定立即以空袭方式实施“斩首行动”，从而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面对信息量急剧增加的信息化战场，指挥信息保障要充分发挥指挥信息系统情报分系统的作用，实现指挥信息保障的精确化。一是保障质量效能的精确。在数量上为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斗控制等提供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各种信息；在质量上提供目标研判、态势分析等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的各种信息。二是保障空间位置的精确。如侦察情报的分发，可利用数字化的信息网络，克服地理空间的限制，以直达方式准确传送至保障对象。三是保障时间节点的精确。信息化战争对信息保障在时间上要求必须十分精确。如伊拉克战争中，有近六成的空袭兵器是在起飞后才接收任务，实施快速打击。可见，精确的时间保障是达成作战行动快速突然的关键。 实时的指挥通信保障。通信联络是军队的神经系统，是构筑指挥活动的媒介，是保障军队指挥的基本手段。毛泽东同志指出：“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信联络。”刘伯承同志认为：“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军队指挥。所以指挥员在战地指挥一排乃至上万的军队，使之在单一的战略或战术意旨之下协同动作，一定要靠由上而下的命令、由下而上的报告和由此而彼的友邻的通报，适时传达情况和指示，以使指挥正确而顺利。”前苏联巴格拉米扬元帅强调：“对任何一个指挥所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通信联络。” 因此，搞好通信保障对实施快速指挥具有重要意义。指挥通信保障是为顺利遂行作战和其他任务而在通信联络方面采取的各项保障措施及其所进行的相应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保障作战指挥信息的及时流通，提高作战指挥的效能，为及时控制和协调战场行动、实施快速指挥创造条件。未来战争的作战指挥极为复杂，对通信的传输质量要求极高，必须构建功能强大的通信网才能完成高质量的指挥通信保障。依托这种通信网，将战场上各级指挥控制机构之间、指挥控制机构与作战力量之间、作战力量与支援保障力量之间、各武器平台之间，以及侦察情报系统与各使用情报系统之间，组成高度一体化的信息网络，任何一方的信息，都能通过这个传输网络传送到其他作战单元，实现迅速、稳定、可靠、实时地完成通信传输任务，从而提高作战指挥速度。具体来说，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开设通信枢纽，建立和保持通信联络，及时传递作战信息。二是组织通信设施、设备的维护、抢修和安全防护，及时排除故障，消除袭击后果，保障通信联络的畅通和不间断。三是采取通信保密和抗干扰措施，保证各种通信的信息保密和通畅。 高效的指挥信息系统保障。指挥信息系统是军队指挥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它由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分系统组成，可将作战力量中的各个要素、战场上的诸作战单元充分链接在一起，使之统一协调行动，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能。正如阿努列耶夫少将所言：“军队战斗能力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指挥效能，而自动化正是提高指挥效能的最有效手段。”要实施安全、可靠、快速的作战指挥，离不开高效率的作战指挥信息系统的支持，网络一体化作战指挥信息系统是提高提高了作战指挥效率的关键。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以往的战争中，运用手工作业方式，指挥人员要把85%的时间花在处理大量的信息，真正用于考虑作战问题的时间只有15%。而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实现网络一体化后，指挥人员可用85%的时间去进行创造性的决策活动，并将大量缩减完成任务的时间。 由于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地位的突显，以及系统本身的高度电子化，容易受电子攻击和其他形式的侵入破坏与干扰，近几场局部战争表明，作战指挥信息系统越来越成为敌方重点打击的目标。海湾战争空袭之前，美军发动了代号为“白雪”的电子战行动，使伊军防空雷达一片迷盲，为空袭行动撑起了保护伞。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依托其技术优势，利用网络攻击了南联盟军队的指挥控制网，企图瘫痪其指挥信息系统。由此可见，要保证指挥信息系统的高效运转，发挥其对指挥速度“倍增器”的作用，就必须加强指挥信息系统的保障。一是要建立功能齐全一体化的指挥信息系统。二是要组织指挥信息系统协调有序的运行。三是要组织指挥信息系统的管理与防护，防止电子干扰、病毒侵袭和黑客侵入。 在作战指挥活动环节中，作战指挥决策居于核心地位，定下决心在整个指挥过程中往往占据较多的时间，“两次战斗之间有较长的间歇，这种间歇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通常为几昼夜。在这段时间内，每一级指挥员一般都不少于一至二昼夜的时间用于定下决心和组织战斗。”因此，在未来作战节奏加快，指挥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要提高指挥速度，必然要变革指挥决策的方式方法。 实现指挥决策非程序化。作战指挥决策是一个过程，贯穿在指挥周期各个环节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当执行某一计划时，……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作战指挥决策的基本过程，成为作战指挥活动的行动指南，规范了现代作战指挥的基本程序，即：“了解任务、领会意图、查明和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制定计划、下达命令，组织协同和保障，协调、控制部队作战行动。”按照既定程序指挥是机械化时代之前作战指挥的重要特征，尤其是决策活动必须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才能保证作战行动有计划地进行。 信息化作战，由于作战节奏的加快，指挥速度必须跟上快节奏才能指挥部队快速行动，因而要求指挥员必须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及时的实时决策，从而客观上要求指挥员在决策时必须打破传统的一些固定程序，合并步骤，压缩过程，进行非程序化决策，以实现指挥速度上以快制慢的作战指挥目的。伊拉克战争就是较好的实例，当时参战的作战飞机，通常是采用空中待命的方式，在接到作战命令或作战任务后直接飞向目标区，完成作战任务，极大地提高了作战速度。 实现指挥决策系统智能化。传统的作战指挥决策主要是依靠指挥人员的聪明才智、指挥经验和直观判断能力，再加上简单的计算进行。由于作战指挥决策是一个方案选择的过程，指挥人员的心理素质往往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创造性的指挥活动常常在沉重的心理和生理负担下进行，加上指挥人员工作方法、组织才能和专业素质的不同，在决策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误。这一切都要求尽快实现指挥决策系统的智能化，以弥补指挥人员在指挥决策中的不足，避免出现决策中的“布利旦效应。” 智能化的指挥决策系统，是指具有一定的人工智能，有理解、判断、推理和学习的能力以及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感官功能的系统。它不仅拓展了指挥人员的眼、耳、手、鼻的功能，可以代替指挥人员完成大部分事务性指挥工作，而且还拓展了指挥人员大脑的思维功能，能够代替指挥人员的部分脑力活动，甚至能够部分代替指挥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定下决心这一主要创造性职能。1997年，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与“深蓝”计算机博弈，并最终被计算机战胜则是这种创造性职能的生动写照。可以想见，未来战争条件下，只有实现指挥决策系统的智能化，将指挥人员的智慧物化到指挥决策手段之中，实现指挥人员与指挥决策手段在智能上互补，才能使作战指挥速度产生质的飞跃。 转载请注明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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