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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在天亦在人:隋末建立新王朝的为何不是瓦岗军?

2019-06-12  八面楚风
 

隋炀帝的暴虐无道使得隋朝末年出现了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在其统治江河日下之际,各地起义风起云涌。一时豪杰并立、遍地烽烟。当时各地出现的众多反隋力量中,东郡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人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力量最为强大,在贫苦百姓的拥护下发展势头一时无两。起义沉重打击了行将就木的隋王朝,也带给瓦岗将领以改朝换代的希望。然而历史最终没有给他们机会,声势浩大的起义以失败告终,让人唏嘘。 

一、隋末乱世中的群雄逐鹿

重要的历史人物往往复杂难测,隋炀帝杨广就是如此。民间艺术作品《太平歌词》中有一段《秦琼观阵》,开场唱词便是对隋炀帝的评价:“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弑父夺权那个理不公,杀兄屠嫂把伦理丧,妻娘戏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多少老忠别王驾,辞官下界隐身形。”艺术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以部分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历史认知,但终究难以代表其本来面目。事实上,隋炀帝的所作所为使我们难以将其视作一位昏聩无能的君主,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等举措虽饱受诟病,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工程对于维系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甚至福泽后世。当然,同样毋庸讳言的是,隋炀帝是一位典型的“暴君”,正是其暴虐无道的行径将隋王朝推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境地。

影视剧中的隋炀帝形象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次子,也是隋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利用诡计欺骗文帝夫妇废掉太子杨勇,在阴谋败露后,杀父屠兄,成功夺嫡继位,史称隋炀帝。古代的谥法规定“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仁寿四年(604年),即隋炀帝即位当年,他在发布的诏书中称“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然而在其十余年的统治中,却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使得民怨沸腾,江山飘摇。隋炀帝作为千古暴君的历史形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形成。

隋炀帝的残酷统治愈演愈烈,引起了下层民众的奋起反抗。大业七年(611年),邹平(今山东)铁匠王薄率先举起反隋大旗,自称“知世郎”(能推算未来的人)。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继王薄起义后,各地反隋势力蜂起,群雄逐鹿。 短短两年,全国的农民军发展到百余支,人数数百万之众。“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平原(山东德州)刘霸道,漳南(河北固城)孙安祖,條县(河北景县)高士达等相继聚众起兵。经过几年的互相征伐,全国起义队伍逐渐整合为三股力量较大的势力,分别为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盘踞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其中,实力最为强劲的当属翟让领导下的瓦岗军。

二、瓦岗勃兴与领导权更迭

隋炀帝大业年间,韦城人(河南滑县)翟让为隋朝的东郡法曹。但因为犯罪要被处死。在狱吏黄君汉的帮助下得以逃脱,于是”让遂亡命于瓦岗为群盗”。大业十二年(616年),翟让在东郡附近的瓦岗寨(滑县南)发动起义,许多胆识过人的同郡青年人前往投奔。其中不乏足智多谋如徐世勣,勇猛善战如单雄信者。“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堪称谋士良将如云的起义队伍在翟让的领导下势力日益壮大,号称“瓦岗军”,一时威振天下、风头无俩。

单雄信剧照

起义同年,辽东襄平人李密在参与杨玄感起义失败后前往归附。同杨玄感一样,李密也是隋朝贵族之后,曾家世显赫。他自小志向远大,且勤奋好学,常以济世安民为己任。“牛角挂书“的典故就是来自于少年李密,说的是有一次李密准备去拜访友人包恺,骑着一头黄牛,牛背上盖着一块蒲草坐垫,还把一套《汉书》挂在牛角上,一只手捏着牛绳,一只手翻书阅读。这一幕恰巧被骑马路过的当朝重臣越国公杨素(杨玄感之父)看见,得知牛背上的李密正沉迷于读《项羽传》后,大为赞赏,对他的儿子们说::“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勤勉自励的李密在隋末已成长为当时难得的有勇有谋之士,他的加入使瓦岗军如虎添翼。

翟让听取李密“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勇马肥,然后与人争利”的建议,攻克金堤关,抢掠荥阳等县城镇,扩大了瓦岗军的势力和影响。此后,在与荥阳太守杨庆和通守张须陀的作战中大获全胜,张须陀被斩首,隋军“昼夜号哭,数日不止”,沉重打击了隋朝政权。“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大业十三年(617年)二月,翟让再次采纳李密的建议,命瓦岗军攻取兴洛仓,并开仓济贫,一路赢得众多贫苦百姓的拥护。同年四月,瓦岗军兵临东都,突袭回洛仓(今河南洛阳东北)。并发布讨隋檄文,历陈隋朝十大罪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值得注意的是,在“劫仓济贫“这次对瓦岗军勃兴起着关键作用的军事行动中,李密始终发挥着重要甚至是核心作用。而作为当时瓦岗军实际领导者的翟让以“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为由甘居李密之后,领诸军为后殿。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优秀的政治领导者应该具备良好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也就是既要对自己及领导的事业充满信心,又要勇于对自己作出的决策和行为负责。翟让在这次行动中的表现显示缺乏政治领导者应有的自信和果敢,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的勇气,只是留下一句“得仓之日,当别议之”(也就是说,成功了再商量,失败了和我没关系)。那么不难预见,随着“劫仓济贫“的成功,翟让在瓦岗军中的声望地位必然一落千丈。当然,翟让完全可能生性豁达,并不贪恋权力,但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瓦岗军劫兴洛仓济贫后,隋越王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两万余人讨伐瓦岗,李密率军痛击,刘长恭狼狈出逃。此后,翟让推举李密为瓦岗军头领,号称“魏公“。这标志着瓦岗军领导权的更迭,上文已论及,从瓦岗军内部形势的发展分析,这样的结果并非意外。自此,李密站到了瓦岗起义队伍的中心位置,左右着瓦岗军的命运兴衰。随着新兴力量的不断加入,瓦岗军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真正成为了众多反隋势力的中坚。

三、离心离德与瓦岗败亡

瓦岗军威胁到东都洛阳的安危后,隋炀帝惊恐中派大将王世充发兵五万解洛阳之困。在开始的对战中,瓦岗军接连遭到失败,损兵折将。但在李密调整战略后,又反败为胜,势力进一步得到增强。然而,瓦岗寨的内部矛盾也在这时开始凸显。翟让的部下王儒信劝说他夺回当初让出的最高权力,统领众务。他的兄长翟宽也有类似想法。李密听说了,害怕翟让有一天果真在权力问题上与自己分庭抗礼,于是先发制人,在一次宴席上杀了翟让兄弟二人和几个部下。虽然这一事件在李密的斡旋下很快得以平息,但也的确造成了瓦岗军内部的嫌隙和将领人人自危的氛围。毕竟,李密因为自己患得患失而暗中谋害翟让的行径并不光彩。这时拥有三十多万人的瓦岗军表面上依然处于鼎盛状态,然而已经隐隐出现败亡的征兆。

谋大事者应懂得”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李密的骄矜自满是瓦岗军走向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种自满情绪的积累显然经历了一个过程。当瓦岗军势头正盛,出现 “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的大好局面时,部下顺势劝其称帝,但这时的李密头脑尚清醒,态度坚决地提出:“东都未平,不可议此。“到了唐高祖李渊举起义旗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些坐不住了。李密的想法是带领瓦岗军和李渊等各路兵马联合反隋,毕竟大家有共同的敌人嘛,然后他就顺手勉为其难地当个盟主之类的领袖人物。在给李渊的书信中一面称兄道弟,一面又极力秀自己的实力,无非是希望李渊能看清形势,认个怂。李渊读了信后,嘴上笑嘻嘻,心里很不爽。(高祖览书笑曰:“李密陆梁放肆,不可以折简致之。”)。表面上像个演员一样配合着李密的“加戏“(当今为牧,非子而谁?)实际上只是想利用瓦岗军替他们抵抗隋朝力量(密今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面对李渊的吹捧,李密渐渐忘乎所以起来,一心对付弑杀隋炀帝的隋朝故将宇文化及,帮李渊省下不少麻烦。

《隋唐演义》里的李渊

这时的李密不仅骄傲自大,而且再也不像从前一样体恤将士。“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的做法使得瓦岗内部更加离心离德。唐武德元年(618年),王世充乘势突袭瓦岗军,连败瓦岗军数员骁将。李密命王伯当据守金墉城,邴元真守洛口仓城,亲率精兵到偃师迎战。双方大战于邙山脚下,王世充大破李密。瓦岗军的裴仁基、祖君彦、程知节等被王世充所擒,邴元真、单雄信等人久不满李密,相继投降王世充。瓦岗军遭到重创,李密东逃武牢关,王伯当退守河阳。经此一役,瓦岗军元气大伤。李密甚至决意自刎谢罪,最终在众人的劝说下降唐。应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降唐也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李密终究不是翟让,他始终不甘居人下。降唐当年就发动反唐叛乱,不久即被唐将盛彦师杀害。李密之死宣告了声势浩大的瓦岗军起义最终败亡。

文史君说

人们常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然而天命终究无法控制,能改变的依然只有谋事之人。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路反隋势力中,瓦岗军本来最有希望建朝改元,然而最终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以败亡告终。其间的原因必然纷繁复杂,但两位领导人无疑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翟让同情贫苦百姓,大度豁达,不贪恋权力,可以视作好人。然而他不是一位合格的领袖,缺乏应有的担当和能力。从他推举李密继任瓦岗首领,也可见他没有识人之才。李密尽管智勇双全,能力上堪当大任。但始终自视甚高,能伸不能屈,且极易骄傲自满。这些人格上的缺陷都对瓦岗军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参考文献:

1.[唐]魏征等 撰:《隋书·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2. [后晋]刘昫 撰《旧唐书·李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宋]司马光 撰《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

4.李柏禄,赵俊:《人文杂志》,1993年第6期,P77-81.


5.黄惠贤:《黄君汉与瓦岗军》,《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P32-35

6.曹作之:《瓦岗军的失败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p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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