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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育儿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仅和所处社会有关（制度、福利、医疗等），更与孩子父母的伦理教育、情感培养、学习技能提升等息息相关。对于那些未做仔细思考就生下孩子的母亲来说，这无疑对于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本文中的这项实验的确有些超前，它诞生在一个消费主义即将兴起的年代，本着对于各种家用电器高度戒备的心理（貌似这些现代化电器在解放妇女，实则是捆绑禁锢在了家庭，成为了“永恒的主妇”），却遭遇了一个奇怪的结局。 文/Giulia Smith 译/Carlyle 校对/火龙果 原文/wellcomecollection.org/articles/XE7KSxUAANmdl0Vg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Carlyle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图源：Socialist Health Association 20世纪20年代，节省劳力的设施进入家庭，为家庭主妇的生活创造出一片“真空地带”。意识到这一点的医生们建立起了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健康促进计划，这项“佩卡姆实验”（Peckham Experiment）致力于通过给予母亲一个集中且社会化的空间，促进孩子的健康。 提到“佩卡姆实验”（1926-1950），人们的记忆中总会浮现出一个致力于提升草根群众健康水平的首创性计划。但是，在研读了这一实验现存于Wellcome Collection博物馆的档案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一计划同样在试图缓解家用机械设施对当地主妇的负面影响——比如洗衣机和吸尘器这类省力的设备。 在英国还没有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时，伊恩斯·霍普·皮尔斯博士（Dr Innes Hope Pearse）和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博士（Dr George Scott Williamson）想出了“佩卡姆计划”的主意。在当时可用的医疗保障范围内，黔驴技穷的医生们决定采取一种备择方案——追求“积极乐观的健康”。 图源：Icon Magazine 全方位的路径 也许，这项实验最不同反响的一点在于从整体上解决健康问题，它将健康问题视为生理、心理、社会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皮尔斯和威廉姆森选择了佩卡姆作为实验地点，这是一个靠近伦敦南部的多阶层混居地区。他们相信建筑对于建立“积极的健康”而言十分重要，于是，在1935年，他们请来欧文·威廉姆斯爵士（Sir Owen Williams）设计了一幢引人注目的现代化综合建筑，该综合建筑中包含一个非比寻常的游泳池、舞池、托儿所、剧院、健身房、跑道和医疗咨询处。这个综合型建筑的官方名称叫作“先锋健康中心”（Pioneer Health Cnetre），它的使用者们往往简洁明了地直接称其为“中心”。 中心里不仅有为众人所知的游泳池等设施，还有很多地方，就是用来让人们和朋友呆在一起的。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中心确定的合适实验的对象只有住址位于“推着婴儿车能走到中心”范围内的家庭（进入中心的家庭需要每周缴纳一先令的名义会员费）。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医生们相信，健康与家庭关系这一背景不能分割，因此中心只招募核心家庭参与活动，个人不是实验的合适对象。 在中心最火爆的时期，平均每天有超过770个人使用中心的设施，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和孩子们，男人们也时常在工作之余出现在这里。 除过每年进行一次医学检查，中心成员们几乎没什么别的义务。中心里也没有强制性的课程，它被构想成一个可以完全自由探索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道门上锁。事实上，这个实验是为了弄清楚，当草根阶层的民众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中生活时，他们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健康。 核心家庭，比如图中的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是佩卡姆实验中最为重要的控制因素。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中心的创始人认为，那些能够获取娱乐资源与社会联结完成自我实现的女性，在抚养孩子方面会做的更加出色。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工作之余，男人们也会参与进来。实验假设男性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不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男人在实验中的核心地位不如女性。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房子不等于家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威廉姆森希望“先锋健康中心”能够为当地社群提供一个“家”。他解释道，他相信“家”是超出具体的砖瓦、水泥和小花园之外的存在。威廉姆森认为，“‘家’不是像一幢房子一样具象的物理形态”，而是一个“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地方。 1899年，迪娜·斯图奇斯（Dina Sturgis）在《美国厨房杂志》（American Kitchen Magazine）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使用“房子不等于家”这句格言。1964年，狄昂·华薇克（Dionne Warwick）在其轰动一方的作品中，唱出了“地点”与“感觉”的不同：
这个标语被家庭经济学家迅速带火——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她们相信，技术和私有财产本身并不能完全终止家务劳动，更不用说引领女性解放了。 威廉姆森在这种情况下出言附和，这不是一件太过让人惊讶的事情，毕竟，可以说，家庭主妇就是佩卡姆实验主要的研究目标。 家用技术的危险 相较于男性，女性被更多地认为是让下一代健康成长的保障。因此，她们在“先锋健康中心”研究人员所定义的“积极的健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同时，女性的健康状况也不如男性，因为她们几乎不能从工作的健康保险中收益。根据威廉姆森在1946年的一场讲座，只有4%超过15周岁的女性在加入中心时“全然无恙”。这也引发了人们的严重关切。 研究假设认为，现代女性生活中出现的“真空地带”会诱发“郊区神经症”；威廉姆森博士担心，像这样不快乐的母亲不能抚养出健康、快乐的后代。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生理学的范畴。威廉姆森的观点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是无政府社会主义和活力主义原则的折中，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思想竟被大众消费主义（后来是一种新兴的现象）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牢牢占据。 他对于“冰箱、吸尘器、家电和省力器械”的到来充满戒备。在他的眼里，这些技术一无是处，只是在现代女性的生活中造就了“真空地带”，继而引发了他所谓的“郊区神经症”。 《绝望主妇》第八季剧照。图源：豆瓣电影 正如罗德里·哈沃德（Rhodri Hayward）解释的那样，在《绝望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火爆之前，甚至在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1963年出版《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几十年前，英国人就已经看到了“绝望的主妇”的面貌，只是他们把这种症状以“郊区神经症”（suburban neurosis）的名义归于病态。佩卡姆实验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女性离开家门，并使她们在多彩而社会化的新风尚下享受闲暇的时光——尽管这一目标从未被官方提及。 养育健康的宝宝
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先锋健康中心”提供的服务为女性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除了设置托儿所之外，中心还对产前产后护理提供指导建议，甚至向其用户提供避孕方面的信息（在当时，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毕竟，它为女性分享工作负担、彼此相互学习提供了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佩卡姆实验强调中心的公共性，呼应了历史学家多洛雷斯·海登（Dolores Hayden）在20世纪来临之际提出的“大家庭革命”的内核。这一实验并不是女权主义者的事业，其印在用于招募捐赠的支票簿背面的格言是“让孩子更健康”，而不是“让妇女更有力量”。 皮尔斯将先锋健康中心比作一个“胎盘”，它确认了这些设施被安置的目的仅在于审视和促进传统的核心家庭的生育能力，而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心怀不满、被认为患有“郊区神经症”的女性来说，抚养孩子会成为一件有吸引力的事。 佩卡姆实验的发起人将实验的典型案例描述得很尖酸：“那些肥胖、超重、便秘、肌肤松弛、邋里邋遢、神经兮兮的妻子们……从怀上第一个孩子起就生病，以后再也不会好起来。孩子超出她们的能力范围，她们不能带好孩子。”
托儿所的设立，是为了在情感上帮助女性卸下一些抚育孩子的负担。图源：Wellcome Collection 从其一切进步的层面来说，佩卡姆实验反映出了那些中低层母亲担忧自己是否能独自一人在家中抚育孩子。这方面看，实验事先预设了一些关于“做一个足够好的母亲”的口号。后来，这一说法在精神分析学家约翰·鲍尔拜【John Bowlby，和唐纳德·威尼库特（Donald Winnicott）】的传播下为人熟知，并遭到了女权主义批评者的猛烈抨击。 不过，区别在于，皮尔斯和威廉姆森从来没有鼓励女性退回家庭，全身心地当个妈妈。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有丰富的途径参与娱乐与社交，完成自我实现的女性，才能在社会的传宗接代中扮演健康的角色。 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个实验也超越了那个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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