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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同年拜师张士达先生学习古籍修复；1983年学成回馆，在近40年的时间里，参与了大量国家珍贵古籍的修复项目，一册册的敦煌遗书、《永乐大典》、西夏文献、天禄琳琅藏书在他的手中焕发新生。他就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传习所导师——朱振彬。 01 ♪ 拜师求学之道 “我是1980年到馆的，当时叫北京图书馆。去了没多久领导就跟我说，现在有机会跟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学古籍修复，你愿不愿意？” 朱振彬回忆说，“当时古籍修复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能跟专家学点技艺是件很好的事儿。”当时领导说的这位修复大师就是张士达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印象很深，先生正拿着一本赵万里前辈编的《中国版刻图录》翻看。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不但古籍修复了得，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修为也十分深厚。”朱振彬介绍说。张士达先生是河北武邑县人，16岁就到北京琉璃厂，在当时最有名的古籍书店之一的肄雅堂当学徒。三年学完以后，被直接留在店里做事。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白天打理店务，晚上就自己买煤油照明，学习跟版本有关的知识，还与郭沫若、鲁迅、李一氓、郑振铎、赵万里等经常到书店的文化名人探讨古籍修复跟版本知识。 朱振彬先生与师傅张士达合影（1983）。 跟师傅张士达的学习，对朱振彬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先生时常跟我们说，做古籍修复工作一开始确实是为了生计，但越做越觉得有意思，做起活儿来，身心特别愉悦，后来不做都不行了。”朱振彬说，除了热爱，张士达先生在古籍修复方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对他一生在修复领域的坚守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说配纸，一般人只要感觉纸张薄厚、帘纹、性能差不多就行，时间也就用几个小时，先生则要花好几天，直到最满意为止。”张士达先生曾告诫他，古籍修复有上百道工序，常用的林林总总也得十几道，如果这道差一点，那道再差一点，那出来的活儿就没法看了。 对于师傅的话，朱振彬一直铭记在心。“我记得，刚学成回到组里没多长时间，就修一部少数民族古籍。那本古籍到国图之前可能是在野外某个山洞里存放着，特别脏，修的时候又赶上夏天，用热水一浇（为了去脏）刺鼻的酸臭味就冒了出来。紧接着又修一部名为《阙里志》的明刻本，絮化非常严重，就跟棉花似的，一打开各种飞絮就往鼻子里钻，我们几个年轻人全中招了，又打喷嚏又过敏。”朱振彬回忆说，即使有着不堪回首的初始印象，但对古籍的敬畏之心与热爱，以及得自师父一脉相承的工匠精神，让他一点点克服，并坚持了下来。 02 ♪ 修复“国宝”的机遇 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朱振彬能与这么多珍贵古籍相伴，在技艺上的不断精进，除了当年师傅张士达先生的言传身教外，更离不开国家图书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以及自身近40年的用心学习与积累。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历史悠久，早在1909年，其前身京师图书馆创建之初就设有专职的古籍修复岗位，经过历代古籍修复工作者的努力，完成《赵城金藏》《永乐大典》、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珍贵古籍的修复项目，正在进行的还有朱振彬手中的天禄琳琅藏书修复工程。 据统计，天禄琳琅藏书现存600部左右，其中国图藏270余部，3500余册。这些昔日的皇家藏书，经历岁月的磨砺，有不少已经糟朽、絮化、粘连，无法展阅，其中十分之一亟待抢救性修复。“这批珍贵古籍有很多前人修复过的痕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朱振彬介绍说。前人修复的部分是“连补带衬”，就是将局部的衬纸跟书叶连接，久而久之，局部加固的衬纸脱落，把书叶上的文字也带了下来。“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会在修补时尽量保留原衬，因为它也经历上百年历史了，已经成为书的一部分。”朱振彬说。 “从保护图书的角度，灵活运用衬纸是我们在天禄琳琅修复时采取的办法。”朱振彬介绍，比如在修《丹渊集》时，因为书叶过于糟朽，纸张纤维韧性极差，所以在最后补完装帧复原时，他们没有按照传统的办法捶平，而是采取“衬”的办法。“衬上纸让书叶恢复平整，在循序渐进压上铅砣、大理石等，最大限度保护书叶不受捶的影响。”在修《六家文选》时，因为其所用纸张是抄造极薄的桑皮纸，而且絮化严重，为了保护极薄的书叶不受损伤，在修复后仍然采用加衬的办法，间接让书叶变厚。但在修一部元刻本《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时，因为修补所用衬纸断裂、糟朽、霉变极为严重，已经失去了保护图书的作用，所以采取了换新衬的办法。 前人留下的修复痕迹，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敦煌遗书修复时就曾遇到。“我记得在修复敦煌遗书时，有的一卷里就能看到好几十个补丁。但当时所用的糨糊不是现在常用的纯天然小麦淀粉，而是一种植物胶，沾上特别粘稠，且补的过程太随意，前面的字都皱在了一起。”为了将褶皱舒展开以便数字化保存，朱振彬等人花费了很大功夫把补纸都揭下来，遗留的植物胶“咔擦”掉，然后把卷子展平，还要特别把原来的补纸恢复回去，“因为这毕竟是前人修复的痕迹，已经成为历史的见证，一定要保留。”而这也体现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 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是时为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在《赵城金藏》的修复项目中提出来的，强调修复古籍要保持其原有面貌，不能改变古籍的文物价值、资料价值等。到了上世纪90年代，敦煌遗书修复工程启动时，国家图书馆古籍专家冀淑英先生又创立一个理论——“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就是强调要分主次。“就像给人治病似的，先治病入膏肓的病人，不严重的往后放一放。”朱振彬把这些前辈总结出的经验牢记于心。 除此之外，国图还引进了意大利人布兰迪提出的可逆性原则与最少干预原则，在敦煌遗书修复期间，这两项原则首次被引入到中国古籍文献的修复中。朱振彬表示：“我想这也是国图对中国古籍修复事业的一个贡献。到现在国内外只要是从事中国古籍修复的，都需要遵循‘整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可逆性’‘最少干预’这四大修复原则。” 03 ♪ “原则”之上的技艺创新 敦煌遗书还在进行，2002年国图又开始了另外一个重要修复项目，那就是《永乐大典》。“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配纸。《永乐大典》所用纸张非常厚，一般的旧纸不好找，新纸更说不过去，正好我们组里还有一批乾隆高丽纸。乾隆高丽纸是桑皮，《永乐大典》是楮皮，都是皮纸，而且颜色、薄厚相近，我们就决定用乾隆高丽纸修复。”纸张选定了，就开始修复了，朱振彬说：“因为《永乐大典》是硬包背，考虑到拆了以后可能没办法恢复原样，纸捻也可能保护不住，所以在遵循最少干预原则下，没有拆书，而是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掏补’的技艺。” 《永乐大典》（带焚记）。 所谓“掏补”，是照着破损的形状，用水笔在乾隆高丽纸上画一圈，然后沿着水笔的痕迹撕下来，在补纸边缘涂上糨糊，放在尺板上，然后一点一点地从筒子叶之间推到需要补的位置，固定、撤板，还要注意一页修完就压，避免收缩。这是修《永乐大典》的时候，修复师们的一个新发明。“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永乐大典》的原样不变，也是体现我们最少干预原则的一个范例。” 在展览上看曾经修复过的《永乐大典》。 据朱振彬介绍，在《永乐大典》的书叶上，他们还看到很多焚毁及水浸过的痕迹，虽然通过一些措施可以去掉或淡化，但考虑到这些痕迹恰恰体现了《永乐大典》所遭遇的曲折经历，所以还是有意地保留了下来。此外，这部分《永乐大典》有不少是国外回流的，有的甚至保留了国外修复过的痕迹——“洋书皮”。“怎么叫洋书皮呢？当时经过天灾兵变书衣可能没了，或者坏了，国外有人就对它进行了修复。因为《永乐大典》是硬壳书衣，他们就用一些旧报纸、旧杂志的书皮儿合成原书衣的厚度补上。”但这些旧报纸、旧杂志所用均为欧洲早期机制纸，酸化极为严重，对《永乐大典》的损害非常大，有的跟书衣结合的部分已经泛黄了。“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采取去除‘洋书衣’的办法，重新用国内手工纸，我记得当时用的是九张夹宣合一个板，厚度正好合适，保护《大典》不受‘洋书衣’不当材料的影响。”朱振彬说。 04 ♪ 在传承的基础上提高 板凳要坐十年冷，对古籍修复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从坐都坐不住到现在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用定力去抵御外界的嘈杂；从初上手时的不美好体验，到四十年如一日的热爱，朱振彬先生说：“做古籍修复还是挺改变性格的。” 如今，当年刻苦求艺的少年早已为人师表，作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传习所导师，朱振彬先生对古籍修复事业的发展、人才培养及技艺传承都有着深刻体会与认识。 朱振彬先生在国家图书馆收徒仪式上。 朱振彬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收徒仪式上。 “我觉得，传承不能只局限于把师傅的技艺原汁原味的传给徒弟，而应是一种‘兼容并蓄’基础上的传承与提高。”朱振彬说：“比如徒弟们通过上培训班就可以学习不同老师的手法，尤其每位老师擅长的领域不一样，有的擅长修复古籍，有的在拓片方面有专长，有的则可能在裱画方面有特别技巧，所以，徒弟们要学会兼容并蓄，集各家之长。” 从业近40年来，朱振彬先生感受最深的变化，就是专业修复人员群体壮大：从2005年的不足100人，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人，让人欣喜。在他看来，这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采取的培训班、传习所、学科建设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可分割。“尤其是通过高校来培养古籍修复专业人才，我认为是以后的一个方向。古籍修复是一种复合型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知识，比如化学、造纸、版本、书史等，只有高校的教育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培养出复合型的修复人才。”同时朱振彬先生提到，高校的培养机制也面临问题：古籍修复目前无法成立独立学科，需挂在档案、图书情报、文物与博物馆等专业下，在课程设置上还有很大障碍；而且核心课程教材现在也不完备，仍在研讨制定过程中。“所以说古籍修复要想在高校生根，还有很多路要走”。 对于“呕心沥血”培养出来的人才，却有不少转身投入他行的问题，朱振彬谈了自己的看法：“南京图书馆前任馆长徐小跃先生说过几句话，我觉得挺在理，就是古籍修复要有这么几‘有’，一要有场地，让英雄有用武之地；二要有技艺，让他们有真材实料可以学；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有项目，让他们可以通过项目提高技艺，并且评到职称。” 对此他建议，让全国市县馆挑选骨干到各自省馆参与珍贵古籍的修复项目；再从省级图书馆挑选部分业务骨干到国图参与项目，比如类似“天禄琳琅”这样的项目，既形成“层层晋级”的机制，让修复人员有目标、有干劲，也能促进全国修复技艺的交流与创新。 专注藏书文化1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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