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解锁：因果报应，可不只是佛家的观念！

对于古代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问题，始终存有疑惑。通常，直接源于佛家思想的因果报应观念，大致还能分别清楚，入一些佛教故事题材的“释氏辅教书”（鲁迅语）就表现得很明显。

但是，除了佛家外，中国古代本就有果报一类观念。

儒家有劝善惩恶的教化观念，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秧”，讲究德福相配，天人相副。 | 道家的修炼和成仙，对个人品行的要求也很高，往往是有德之人才有好的回报，获得仙缘。 | 后代的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故事，体现的果报观念是混杂了儒、释、道三家的劝善观念的。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观念是世俗化了的，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话语。

因此，如何准确地缕清因果观的渊源，实在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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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看了两篇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是：

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魏长领《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

希望通过阅读分析，得出对因果观念更好的解读。

一、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对我来说是个惊喜。这篇论文发表于九十年代末，作者刘兴汉，我没有听说过，查了查是东北师大的教师，没什么“名气”。但是文章写得文从字顺、说理清晰！我几乎把全文都摘录下来做了笔记了。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因果报应观念做了细致的溯源，对佛教的果报观与中国古代观念中的劝善观念等做了细致的区分。

他说：

“倘能较为深人地研究作品的实际情况,便会发现：

中国话本小说中既有因果报应的劝诫,也有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两者虽然有时也相互联系,但并不完全相同,应该加以区别。

这对我们深人认识这一文体的特征与发展、变化都是有益的。”

进而又举例：

“三言”

120篇作品大半改编自宋元旧篇,如前文所述他也只能在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强化,加之冯氏本人又是文人中的浪子,李蛰的信徒,接受了市民思想的影响,所以冯氏所强调的无非是

区别善恶的因果说教,基本上没有三纲五常 、忠孝节义之类封建伦理道德的训诫

。近年在韩国发现的《型世言》则有所不同。 《型世言》虽可看出也是受了“三言”的影响,但“三言”的《喻世》、《警世》、《醒世》明显地是从反面警策,而《型世言》据评者揭示是“树型今世”之意, 是从正面的引导。一个重在批判,一个重在颂扬,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所以《型世言》中充斥着的是纲常伦理、封建道德的说教,“因果报应”的劝诫倒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了。

刘文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在明清话本小说中，像《型世言》那样以纲常伦理、忠孝节义为内容的作品更多。所以我以为，话本小说中之所谓“教化”，亦即所谓“说教”与“劝诫”，是既有“因果报应”的劝惩，又有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的。确切地说话本小说的夭亡并不是因为存在“因果报应”观念，而是沦为封建伦理道德工具的结果。

二、魏长领《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完全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述因果报应观念与道德、宗教的关系，从本质上理清因果观念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合理性。此文比较深刻的，逻辑论证也比较清楚。顺手摘了几段：

在道德信仰与其它所有的信仰类型的关系中,道德信仰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最为密切。从历史上看

,宗教不仅充当了道德的起源,而且也充当了道德的保证,是道德得以贯彻的动力和保障。

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德行与幸福的统一的承诺,而

德行与幸福的统一又是通过善恶因果报应达到的

。 可见,宗教把善恶、因果报应当作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大法则, 这是宗教道德论、人生论的重要特色，宗教由此成功地、强烈地干预了人间的道德生活和人们的道德信仰。

在中国人现在的道德信仰里，依然涌动着宗教关于善恶因果报应的血液

。

此文的闪光点，在于指出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的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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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提到因果报应观念，就率尔以为是佛家的观念，那就太望文生义了。实际上，因果观念不惟佛教观念的内容，甚至在儒、道二家中也有表现，而且后来往往杂糅浑融，越来越走向生活化和世俗化了。或者说，这种观念在诞生之初，本就有着人类共通的文化心理。而各家之说，往往得其一面。

可见，很多惯性逻辑和观念常识，是需要认真分析和反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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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谢伟民《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内结构模式》（《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5期）；

刘兴汉《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魏长领《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刘勇强《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文学遗产》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