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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进 袁绍和曹操在汉末三国前期是主要的军阀集团领袖和政治对手，他们有很多共性，同为游侠，同是政治抱负的一代青年，但他们的不同社会背景：家庭背景、性格、对待人才的态度等，导致其形成不同的社会观。在专制社会中，将领的人格魅力对集团的影响至关重要，不同的集团领导人导致其所带领的军阀集团走向不同的道路。 一、袁绍和曹操的社会观 （1）家族背景彰显社会归属 袁氏家族从祖父袁安以来，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同时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史料记载他“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而曹操的出身虽也是官宦之家，但并非名门之后，曹操是权宦家庭，其祖父曹腾是当时有名的大宦官，官至大长秋，封费亭侯。他收养曹嵩为其养子，即是曹操的父亲。袁绍与曹操，二人都有着强大的家庭背景，然而，二人的出身却差别极大，按照当时的标准，士族与庶族、寒门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基于官职的高低或财产的多少，而是基于宗族的血统。 虽然袁绍和曹操二人的家庭在社会上属于两个对立的集团，即士人和宦官，但袁绍却和曹操不仅是儿时很好的玩伴，在后来政治上也一度结盟，二人皆是游侠。游侠的身份对袁绍和曹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们早年带有政治功利性的种种游侠活动，使他们初步与士大夫集团相结合，积蓄了社会力量。袁绍与曹操在早年都有着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而袁绍后来能在乱世中不断发展并占据四州之地，曹操也称雄一方，这些也得益于他们童年即已开始的争取优越感之战的性格培养。 青年曹操与袁绍(剧照） 而曹操之所以能被士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曹操家庭不同于一般的宦官家庭，以及曹操个人努力向士人靠拢。曹操的祖父曹腾虽为宦官，但他“好进达贤能，终无所毁伤”，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后汉宦官之贪恶肆横，固已十人而九，然其中亦有清慎自守者，不可一概抹煞也”，赵翼所举的人有郑众、蔡伦、孙程、良贺、曹腾等。而曹嵩“质性敦慎，所在忠孝”，所以曹氏家族跟士人并未形成特别的对立面。这种家庭背景对于曹操及其家庭接近士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尽管如此，袁绍和曹操一样都因为其家庭背景而使自己有着难言之隐，如曹操始终因自己的宦官家世而长期自我压抑和被世人冷落，而袁绍则因其庶出身份，经常遭受别人的攻击。如袁绍的从弟袁术见众豪杰归附袁绍，曾说：“竖群不从吾，而从吾家奴乎！”并写信给袁绍的政敌公孙瓒，云“绍非袁氏子”引得“绍闻大怒”，而公孙瓒也曾上疏给献帝，屡次攻击袁绍，“《春秋》之义，子以母贵，（袁）绍母亲是傅’，地实微贱”。庶出的身份在当时社会及其士大夫眼中，是关乎纲常的大问题。由此可见，袁绍庶出身份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低贱的，而正因为如此，袁绍性格的形成也深受其影响。 青年曹操献策 当一个人无法改变或解决现实问题时，就很容易在感情上出现挫折感，也就是自卑情结，这种感觉让人时刻感觉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感，则需要人在其他方面争取优越性以补偿内心的不安。袁绍正是以不断的造名为自己争取优越感，《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三国志集解》引周寿昌说：
袁绍不仅利用行孝养名，他为摆脱家庭出身的不利影响，是做了很多事情来掩饰的，他通过想方设法结识当时知名之士，同时，广交青年俊杰，借此来为自己的身价增加资本。他利用反对宦官的行动来展示政治爱恶，标明与士人同伍的倾向。他不仅好游侠，而且能折节下士，这也正促使袁绍有别于袁术等其他士族，不断积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其社会影响力，这就使得袁绍更能得到人心。在这一点上，曹操与袁绍有着惊人的相似。为得到当时士人的认可，曹操也经常拜访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如《后汉书桥玄传》记载，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
而许劭为曹操作了一个人们熟知的评语，即“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正是这些社会名士的评价和热捧，使曹操引起了当时士大夫集团的普遍注意，这给曹操带来了政治上的一些利益，使众多社会贤达投奔曹操，壮大了曹操的势力及社会影响。 袁绍及曹操在家中是压抑的，家庭环境带来的自卑感，使他们只能把矛头转向外界发泄情绪，他们希望在外界有所作为来赢得社会地位，赢得尊重和重视。尽管如此，袁绍和曹操还是有区别的，虽然说袁绍为庶出，但相对于曹操其家世具有一定的优越感，由此使他对外界的变化缺乏敏锐感。在袁绍对待曹操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分析，在袁绍眼中，与宦官出身的曹操相比，他认定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曹操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宦官出身的曹操不会有很大作为，所以他根本不会认真的对待曹操。 青年曹操被何进戏谑 而曹操却利用袁绍的这种心理、借助袁绍力量在袁绍身边不断成长壮大，但并未引起袁绍重视，这可以理解为袁绍过分强调家世，而不能对战争形势作出正确分析的原因。在官渡之战的备战阶段，袁绍的谋士便为其提供了良策，但袁绍未听取，不仅如此，在整个官渡之战过程中袁绍也有数次机会挽回战局，如果袁绍能够慎重考虑或是在战术上及用人上稍有变通，就不会让曹操胜利或是让曹操这么简单的胜出。 袁绍之所以可以如此轻视曹操，也是有其政治凭借的，在董卓进京后，袁绍代表世家大族势力首先与董卓决裂，董卓怒斥“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面对董卓咄咄逼人的气势，袁绍却强硬反驳：“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并引佩刀横揖而出，如果是别人恐怕早已遭不测，但袁绍的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被杀，反而被任为渤海太守，封邝乡侯。相比而言，曹操在背离董卓后，其景象却是非常狼狈的
与袁绍的一路受到庇护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曹操逃跑时的狼狈相。在逃离后，二人的境遇也大不相同，袁绍很快成为关东军的“盟主”，并不费一兵一卒而取得冀州，而曹操逃至陈留后“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在起兵讨卓时因为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兵四千余人。还到龙亢，士卒多叛”。从二人的际遇可以看出袁绍的仕途之平坦，而曹操人生之坎坷，曹操在战争初期根本不能成为袁绍的对抗势力。 青年曹操夺门而出 （2）性格形成及其价值取向 袁绍和曹操都曾是游侠，游侠始终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袁绍与曹操相比，曹操在机智性及权术上要比袁绍高出一筹，史料有记载曹操小时一个小故事：
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既机智又有胆量的少年，而曹操从小善用计谋的性格也正符合许劭对他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仅如此，曹操在年轻时的政治管理才能也很突出：
可见曹操赢得社会尊重依靠的不仅仅是标新立异的风格，更有他杰出的政治治理能力，相比而言，袁绍则显得很平凡且注重虚美，为了给自己增加社会荣誉，他标新立异“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以及与众党人结成奔走之友等方式，不遗余力的为自己养名。也正是这样秉性使我们更能理解二人在后来的政治生涯的不同。曹操成年后曾自叹：“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训。”曹操作为宦官之后，要想在这样的社会选拔体系中出人头地，自会有更大的困难，更何况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这样的性格如果不经过后期的锻炼，其很难成为一名成熟的军事统领。 董卓 综上所述，袁绍由于其庶出身份，为了弥补其不足而重名轻实，而袁绍显赫的家世，使其政途顺畅，其只需守成即可地位崇高，而相对于袁绍，曹操是宦官养子之后，他只有进取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曹操努力积累的政治资本是务实的，二人不同的家庭提供不同的人生际遇，而务实的曹操更能承担社会责任，有成熟的政治家风范。 二、曹操和袁绍的人才储备 （1）人才价值取向 汉末士人为匡扶汉室择势而立，袁绍不仅是公族子弟，也是当时的豪杰，游侠的代表，而得到大批士人豪杰的支持，但有识之士很快看到袁绍并非旷世之才，我们可以从袁绍杀臧洪分析袁绍失去人心。臧洪“海内奇士”，在酸枣会盟时“设坛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洪”，得到人们的尊重及信任，不仅如此，袁绍和臧洪较好“绍见洪，甚奇之，与结有好，以洪领青州刺史”，然而随后“在事二年，袁绍惮其能，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对于这样一位在当时被人推崇之人，袁绍先欣赏，后又担心其才能过高，于是以臧洪因为义气不听自己的命令而进攻臧洪，并在俘获臧洪后杀之，使“在绍坐者，无不叹息”，袁绍毫无顾忌的杀掉在人们心目中的豪杰之士，主要是袁绍对待人才并没有容忍之度量，并且猜疑心很重“多杀忠良，以立奸威”，在人才就是重要资源的战乱年代，袁绍首先在人心方面就失去了豪杰之士的信任。 青年袁绍叫板董卓 不注重舆论力量的不止袁绍一个，曹操也曾犯过这个过错，如曹操杀边让，让其失去人心，这都是豪侠放荡不羁所形成的个人性格，但曹操后来极力弥补自己的过错，并吸取教训，对名士更加注意加以利用和注意收服人心，曹操借刀杀祢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祢衡“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在多次惹怒曹操后，曹操曰：
而刘表也是很聪明的人，在祢衡“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果然，“（黄）祖主簿素疾衡，即时杀焉”，这跟袁绍率军征讨旧部，杀名士臧洪成为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曹操经过社会锻炼逐渐成为成熟的政治家，最终使大量的名士弃袁投曹，而袁绍却依然没有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而是一直保持着特立独行，随性用人而不注意自己言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最终使得一批有识之士离他而去。 在早期阶段，袁绍和曹操有共同的好友，袁绍的五个“奔走之友”，张邈、何颙、吴子卿，许攸，伍琼，其中张邈、何颙、许攸三人跟曹操都是亲密好友。二人都有着共同的游侠身份，同时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所以他们对待人才此时多是为自己造名。袁绍为自己造名是利用家世而折节下士，收买人心，但由于家世的庇护，袁绍生活经历算是简单而平坦的，他所掌握的能力只是如何利用世资为自己“造名”，而人际交往能力及用人能力则比较弱。“能聚人，而不能用”。对于荀彧，袁绍“待彧以上宾之礼”，而“彧度绍终不能成大事”，初平二年，“彧去绍从太祖”；郭嘉“初北见袁绍，多次觐见”而袁绍不采纳，导致人才不能尽其用，“视绍不能共济天下，难定大事”，在荀彧推荐下，也加入了曹操阵营，并成为首席谋臣。
青年曹操向董卓敬酒 从袁绍的用人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袁绍重名而轻实的心理倾向。袁绍对名望是异常重视的，由此导致如袁绍嫉贤妒能而错杀田丰。在这个舆论占很大支配力的时代，袁绍的崛起很大成分上是依赖家族的社会影响及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外界的虚名，所以袁绍很注意“世资”对个人声望的培养，“从吝饰咨，以收名誉”。官渡之战后曹操进入袁绍大营“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在外带兵打仗之时还带着图书珍宝，可见袁绍为人贵族气息，炫耀虚名而不务实务。 而曹操的用人恰恰相反，他大胆任用出身徽贱的人，委以重任，这些人不仅能够较好地执行他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出身宦官之家的自卑感。曹操多次下求贤令，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怀招揽人才。加之他作为汉末安定、统一的化身，其重新统一中国的抱负，既为能人志士所向往，也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此人才云集，如百川归海。 （2）内部结构力量的分配 如果说战略的选择使袁绍集团政治上处于被动，那么袁绍集团在用人上的失误则是断送了其人脉关系。在袁绍手下主要由土著的冀州集团和颍川集团两大智囊团，但这两大智囊团却是矛盾重重，引起严重的内耗。颍川集团好结党兴争，《汉书·地理志》曰：
又据《汉书·赵广汉传》“颍川大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由于颍川从西汉就有着这样的社会风气，到东汉时仍持续，但冀州集团的谋臣却多刚烈、正直，田丰“刚而犯上”，审配“忠烈慷慨，有不可之节”，作为这两大集团的领导人，一定要协调好二集团的关系，不然就有可能敌人未到，而自身先灭。“汝、颍固多奇士”。然而在袁绍集团内部的颍川谋士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反而与耿直的冀州集团的谋士矛盾尖锐，几乎达到针锋相对的地步，而二集团的斗争的本质则是代表统一的冀州集团与善于猜摸心思代表袁绍割据一方心理的颍川集团的斗争，但袁绍由于其用人以个人感情倾向为主，偏听偏信，而导致其在战略思想离统一上越走越远，也导致自己集团内部内耗严重。 曹操献刀 与袁绍集团相似，曹操军阀集团中也有两大阵营：汝颖集团和谯沛集团，汝颖集团以荀彧为核心，多谋臣，谯沛集团是曹操的戚族，多武将，他们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阀集团。曹操时期统兵征讨与宿卫大将，大都是谯郡人或是沛国人，当时最重要的军职是四征将军，中领军和中护军，通过《魏志》我们可以查看到，曾任过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渊、曹仁与张辽，担任过同四征将军或高于四征将军的有夏侯惇（大将军、督军）、曹洪（都护将军），统兵征战独当一面，几乎均操纵在谯沛人之手，其他的还如曹休、曹真、许褚均谯沛人。 而颍川集团是曹魏军阀集团的智囊团，曹操之所以能与颍川集团结合。一、曹操是汝颖黄巾的镇压者；二、后汉各大田庄主是有利害矛盾的，他们各自拥戴一个军阀集团进行斗争，而且曹操又迎献帝都许，就地区来说，汝颖集团拥戴非曹莫属；三、后汉党锢人物（以汝颖世族地主为首），实际上是一些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曹操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亦属于改良派，想法一致，二者结合也是很自然。 这样的内部结构，汝颖集团标榜儒学，主要担任文职，谯沛集团则以武风见称，主要担任武职，这两个集团力量分配各司其职，然而，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上也是有利害冲突的矛盾，像曹操屯田，实行军事编制，典农部民掌握在担任武职的谯沛集团人物手中，就是汝颖文官集团不能甘心的，这种矛盾到曹操晚年就逐渐明朗化，后来曹魏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以这两个集团为中心展开，并决定了曹魏的兴衰。 曹操迎汉献帝 （3）军阀割据与维护统一的倾向 荀彧曾对袁绍和曹操的才能及其政策进行对比：
荀彧从度、谋、武、德四个方面将二人进行比较，其言虽然有些夸大，但也是有一定依据而言的。在早期，袁绍与曹操有着共同的政治目的，并与众多党人亲密交结，他们决不仅限于朋友关系，而是组成了一个以袁绍为首，以游侠之士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目的是反对宦官，解救东汉王朝的严重危机。 但到后期，袁绍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分裂势力，袁绍分裂的野心很早就被士人所察觉，袁绍杀臧洪前，臧洪曾说“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韩馥在袁绍起兵后问部下“助袁氏乎？助董氏乎？”，其治中刘惠立即反驳“兴兵为国，安问袁董！”，汉末各州刺史出兵已经不是为国，而是选择自己的政治投机，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虽然是曹操自我吹嘘功劳，却也道出了封建军阀群雄逐鹿的情况。下面主要从袁绍与曹操对待农业及治民方法的不同来探讨袁绍与曹操分裂与统一的区别，以此来理解袁绍军阀集团失败的原因。 曹操大破袁绍 在治民方法上，曹操一方面坚持打着为天下除暴乱的旗号，另一方面就是以一个统治者的胸襟对下属进行治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体现其高明的用人观及治人策略。不仅如此，在统治区内实行屯田制，是使其坚持到最后的经济基础，建安七年，给将士亲属“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曹操还“亲耕籍田”主要是因为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正是对于农业的重视，才使得在“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在北，军人仰食桑堪。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肃条之时，曹操的统治区却相对稳定，在196年“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解。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不仅如此，他也不断颁布法令，在其统治区内“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曹操始终坚持严明的法令治人，是其在战争中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区的安定下来为其后期战争提供了政治的保障。 曹操祭奠袁绍 而袁绍则不然，在其兼并四州之地后，谋士沮授曾谏言“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力逸人”，但袁绍不听，到官渡之战前谋士田丰也劝言“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此时一心要南下消灭异己的袁绍再次驳回谏言。除不重视农业生产外，在治民上由于“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所以“兵多而法不整”，在其统治区内，军队纪律涣散，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曹操之死 二人在对待农业及治民方式的差别主要原因可以分析如下：其一、袁绍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维护大地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二、袁绍作为世家大族后代，没有治民经验，面对战乱所造成的混乱社会，袁绍不能很好的处理。其三、作为割据一方的分裂势力，袁绍并不能以安定天下为宗旨，只盲目依靠军事追求地盘，而不能凭借治理夺取政权，而这也是袁绍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曹操及袁绍不同的治民方式，我们可以窥见袁绍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缺乏远见性，带有浓厚的狭隘心理和安于现状的心理，同时也体现了世家门阀阶层重虚轻实、空谈狂妄的腐朽性。 参考文献：《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史》、《三国前传：汉末群雄天子梦》、《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国古代史》、《汉代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国史·秦汉帝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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