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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山国遗址与满城汉墓是河北考古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现的两大与古中山国有关的遗址，凭借系列的国外展陈享誉海内外。在省博物馆推出的5大基本陈列中，“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和“大汉绝唱——满城汉墓”再次成为重头戏。两个“中山”的展陈作为省博物馆的展陈核心，将在旧馆展出200余件文物的基础上增加到2500余件，绝大部分文物为首次面世。 
“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想必已家喻户晓。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那个将军赵简子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国君王赵鞅，他当时正率军攻伐中山国，最后吞灭中山国的功业完成了。 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有一个由狄族建立的中山国。中山国，早期称鲜虞，初建都于中人（今唐县境内），立中山城为都。后迁都于顾（今定州市境内）。公元前406年，魏灭中山。公元前381年前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此后，其国力很快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前323年，与赵、韩、魏、燕同时称王。到赵惠文王三年（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因历史短暂，史载缺略，遗迹湮没于地下，两千多年来鲜为人知，故称“神秘王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附近勘探了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发掘了五座中山王族墓和百余座平民墓，共出土文物两万余件，许多文物工艺精湛，造型华丽，是战国时期艺术作品中的珍宝。 
《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示面积1845平方米，展出文物1400件（套），占用两个展厅。第一展厅“古国风貌”分为国史、国都、经济、文化、征战、王陵6个单元，展示了中山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分为青铜器、陶器、玉石器3个单元，展出了战国中山国带有鲜明游牧民族风格的礼器、武器、日用器具、装饰品、明器等众多文物精品。展览全面展示中山国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完整体现纵横捭阖的中山雄风和昂扬不羁的战国精神。其中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银首人俑铜灯、错银双翼神兽等文物造型奇特，工艺精湛，在战国出土文物中绝无仅有，独树一帜。
古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独立国，建立者是出自北方游牧民族狄族鲜虞部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首都位于灵寿（今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被中原诸国视为华夏的心腹大患，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中山国共存在了400多年。
石头砸出个古中山国。 “守丘刻石”长90厘米、宽50厘米、厚40厘米，是世界上最早的碑碣石刻实物，也是全国继石鼓文之后最早的石刻文字。 “监罟(gu)有(you)臣公乘得守丘其旧将曼敢谒后□(Chu)贤者”。 这些字记录了一个叫公乘得的人，在国王生前给国王看守园囿、负责捕鱼。国王死后，他又负责给国王看守陵园。 在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段话语，意味着在这块石头的发现区域，是战国时代一个王家陵园的所在地。在这块石头的指引下，考古工作者才得以打开通往战国中山国的历史闸门，由此才得以发掘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是我国现存较完整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大型战国都城遗址，它见证了中山国从复兴到鼎盛再至灭亡的全部历史。 
国史
根据中山四境的边界来看，在它的强盛时期，疆域应包括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石家庄大部、邢台北部和衡水西部；南北约200公里，东西约150公里。
1977年，在位于今河北省平山县的三汲区，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座中山国王墓葬群，后从遗物判定为中山国王“厝”以及王族的坟墓，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由于计算机字库中没有那个字，互联网上大家都默认了这个“厝”来代替。
1977年的发掘现场
以下就是著名的中山王三器 。
中山王厝刻铭夔龙纹铜方壶
该壶为礼器、酒器，高63厘米，重28.72公斤。壶身周正，棱角分明，造型简练，收放自然而富神秘感。它在造型上的突出特点是，使用了八条雕龙为装饰。在壶盖上有四个抽象的龙形钮，在壶肩四棱上各雕塑有一条小龙，龙头冲上，独角大耳，颈背生鬃，长尾。这些龙装饰的使用，为光素无花纹因而略显呆板的壶体增加了活泼气氛，而龙身无繁缛的花纹，与壶体协调相称，共同构成一种素雅明快之美感。
该壶最受学术界珍视之处，是它的四个光平的腹壁上，用纤细的笔道、工整优美的篆书，刻下的长达四百四十八个字的铭文。根据铭文的记载，这是一件中山国王命令其相邦（相国）铸造的酒器。该壶铭文云：“择燕吉金，铸为彝壶，节于禋〓，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意即选择燕国优质铜，铸造铜壶，按照禋祀的礼仪规定装酒，用于祭祀上帝和祖先。在铭文中说该器叫做彝壶，用来盛祭祀上帝、祖先的酒。到了汉代，人们给这种方体铜壶起了个专名叫做“钫”。
尤其是铭文中提到“皇祖文武、桓祖成考”的内容，对于填补史籍失载的战国中山王国的世系至为重要，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网络图片） 
中山王子咨刻铭铜圆壶
该壶为礼器、酒器，高44.9厘米、直径31.2厘米，重13.65公斤。在腹壁上刻有铭文59行182字，圈足立壁刻铭23字，共计铭文205字。出土时壶内盛满清水。 壶腹壁上的铭文是嗣子王子咨为先王厝写的一篇悼词，除歌颂先王的慈爱贤明外，还赞扬了相邦司马赒伐燕的战果。其内容对于填补文献缺失、考证王厝卒年及嗣子之名、伐燕时间和研究中山国史至为重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圈足上的铭文说明此壶制于中山王厝十三年，记录了制作工匠的名字和壶的重量及制作单位、负责官名。 腹壁铭文从字体看很明显是由两个人镌刻完成的。前半部分刻工粗笨、字体拙劣，自第23行起构字形状和刀法与前迥异，字体秀丽，工整优美，与铁足铜鼎和夔龙饰方壶的铭文为同一人所镌。
在坚硬的青铜器表面直接刻字难度更是可想而知，如果下笔不斩钉截铁，笔划就不可能连贯，更不可能显出秀美。在中山国的文字上，我感受到了“柔”与“坚”的和谐统一。
中山王刻铭铁足大铜鼎
它是国宝重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公布的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超顶级文物之一。
青铜鼎是古代重要的礼器，是王权的象征。按周代礼制，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侯纷纷擅用九鼎，中山王墓出土成套的九鼎，表现出战国时期诸侯僭越礼制的局面，也体现了当时中山国国势的强盛。此鼎出土时鼎内残存结晶状肉羹，鼎的底部有火烧烟迹，说明中山国有悖于只用升鼎设食献祭的中原礼制，也将升鼎用作烹食的实用器具。 此为战国礼器。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高51.5厘米 ，最大直径65.8厘米，重60公斤。是战国中山王厝墓出土九鼎中的首鼎。这件大鼎的扁鼓形鼎身为青铜制，三蹄形足为铁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铜铁合铸器。从铸造技术方面讲，这件大鼎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铜身铁足，铸造技法在古代铜鼎中十分罕见。铁器的熔点为1535°C，青铜器的熔点依合金成分的不同而异，但都低于纯铜的熔点1083°C。两种不同熔点金属的焊接工艺，至今仍是一个技术难题。
外壁刻有铭文77行469字，铭文数量仅次于著名的毛公鼎。铭文记载了中山国相邦司马赒率师伐燕、扩大疆土的功绩，告诫后代吸取历史教训，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大鼎铭文书法价值极高，历史价值更是弥足珍贵。中山王铁足铜鼎铭文为刻款篆体，铭文运刀如笔，文字修长隽逸，笔划瘦硬劲秀，布局参差错落，通篇文字既肃穆庄重，又有强烈的韵律感，是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
大鼎铭文不但书艺精绝，而且修辞艺术炉火纯青。首先，铭文句式的运用有相当高的水平，既有几个字的短单句，又有又有判断句、排比句和选择句等等，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其次，铭文善长连用设问和反复，如“其谁能之？其谁能之？”等使文章有回环往复的韵律美。另外，铭文中排比手法的运用形式多样、境界高妙，例如：“毋大而肆，毋富而乔（骄），毋众而嚣”，（意为不要因势大而肆意，不要因富足而骄奢，不要因人多而嚣张），三个排比十分流畅。此外，还有段落的排比，铭文全文五个大段中的第二至五大段都以“昔者”为开头，构成段的排比，使全文语意连贯，气势雄浑。总之，整篇铭文结构严谨，节奏匀称，抑扬顿挫，富于韵律和谐之美，具有极的强感染力。 铜鼎铭文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其内容对史书的补充作用。中山国是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国家，绵亘于春秋、战国时代。战国时期，中山国是当时仅次于“战国七雄”的五个“千乘之国”之一，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在列国争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由于中山国统治者非周王室宗亲，国运又几度兴衰，所以史籍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简略零散，两千多年来中山国被称为“神秘王国”。 要解开中山国之谜，最好的证据就是发现文物，尤其是带有铭文的文物。1977年在中山王墓的发掘中，当考古人员发现大鼎身刻满铭文时无限惊喜！经释读，得知大鼎制于中山王厝14年(约公元前313年)。王厝是中山国史上最有作为的国君，公元前327年继位，他在位期间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并于公元前323年与魏、韩、赵、燕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大鼎铭文记载：公元前314年，中山国趁燕国发生“子之之乱”进攻燕国并大获全胜。铭文夸耀伐燕之功的同时，还告诫嗣王吸取燕国之乱的教训，并以越国灭吴的历史事实，告诫后代时刻警惕周边诸国的进攻。铭文中反复提到其相邦司马赒，对他率师伐燕的功绩大加褒扬。铭文中还提到“先祖桓王、邵考成王”，“桓王”和“成王”分别为王厝的祖父和父亲，也填补了史书的缺漏。 中山王厝铁足铜鼎与中山王厝墓出土的夔龙饰刻铭铜方壶和厝铜圆壶并称“中山三器”，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清晰展现了中山国的昔日辉煌，掀开了罩在这个“神秘王国”上厚重而神秘的面纱！
钺是一种主要靠重力砍斫的兵器。早在夏代，军队就已经装备了钺。后来，由于它的杀伤力远不如戈、矛而逐渐作为仪仗、权力、刑罚之用，成为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中山候铜钺的造型与板斧相似，长29.4厘米、宽25.5厘米，中部最厚处0.6厘米，重2.3公斤。它有椭圆弧形的刃，中部有一圆孔，偏阑一侧用规整的图案装饰，两肩各有一个长方形穿，内（即后尾部）为横长方形，纹饰与近阑处相同。偏刃一侧竖刻两行16字的铭文，大意为“受命于周天子的中山候制作此钺，警示人们其权威庄严不可侵犯”。
国都
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
双鹰头山峰形瓦钉饰
陶拍
陶器加工工具。
经济
贝壳币
铜成白刀币 中山国的专有货币，首部较钝，背部较凸。刀微凹，币面上有“成白（帛）”字样。
铜空首尖足布币（左）、铜宴刀币（右）
制币陶范。这可是造假币哟！
文化
征战
军队编制，中山国为千乘之国。
中山国主要战事
戈是一种具有推杀、割杀、勾杀、啄杀多种功能的白刃兵器，也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兵器。在世界范围内除中国外，只有东亚与中国文化密切关联的古国由于受中国的影响曾使用过戈，而在欧洲和亚洲西北部及南部各古老民族之间，都没有发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攻击性的兵器戈与防御性的兵器干合称干戈，凡兴师作战必“动干戈”。于是“干戈”就成为一切军事行动的代名词，戈在中国古代兵器中的重要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标准的戈由戈头、柲（用于手持的柄）、柲帽、铜鐏（柲末端的铜头）四部分组成，其中戈头又由援、内和胡构成。援是戈的长条形锋刃部分；内是连接援插入戈柲的部分；胡是靠近柲的下端延长的部分，其上有穿，用以将戈头栓系固定在柲上。 铜戈（左）、铜戟（左中）、带铭铜戈（右中）、铜戈及错银铜鐏（右前）
错银铜鐏，长13厘米、长径2.7厘米、短径2.1厘米，重214.5克；上大下小，一侧中间有一钩，銎部横断面呈瓜子形；上部是内填卷云纹的颠倒交错三角纹，中间饰弦纹，下部饰勾连云纹。
墓中出土了装箭镞的“箙”9件，箭镞500余枚。箭镞多为铜制、模铸，基本分为三棱、菱形、圆头三种。这些其貌不扬的箭镞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兵器科技原理——硬度、韧度、原料质量、规格、加工要求等都有严格的科学规定。另外还要考虑箭在飞行中的重心位置、箭羽在飞行中的稳定作用等。
三棱镞杀伤力最大，不仅锋刃锐利，有的敷有毒药，有的有后锋倒刺，有的有较长的铜铤或铁铤，来增强向前的冲击力，应是用于战争和田猎的矢镞。
菱形镞均有双翼，后为短铤或銎，可安大小不同的藤杆，后部较轻，可高射，且于颈部有穿孔可以结缴，是弋鸟之镞。
圆头镞杀伤力最差，无穿物之锋锐，甚至有的前端为平头，明显为礼射和习射之用，也可用于射击鸟类。
镞类的多样化，不仅反映当时战争频繁之需要，也说明当时确有田猎、弋鸟、礼射和习射的情况，同时也表明中山国在矢镞的使用上与中原诸国是一致的。
金戈鐏
戈是古代钩杀兵器，鐏为戈柄下端的金属套。用纯金制成，器表饰有两条银龙，龙眼用蓝琉璃镶嵌，两条龙的额、面、鳞、毛等细部用锐如钢针的工具刻画而成，纹线精美，细致如毫发。在中部和近口部位还嵌有银箍饰，搭配和谐，别具一格，可谓戈中精品。
流星石球，石球直径5.9厘米，是用灰地红色条斑石料制成的圆球，中间有贯穿的系孔，可系绳掷向远处的攻击目标。
墓中出土的皮甲的皮革部分已腐朽不存，但甲上的金银泡饰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这些泡饰，有的是银质镶金，有的是铜质包金银。银泡饰为圆形凸面，直径5.2~5.8厘米，重60~80克不等。
夔龙纹镶金银铜泡饰
中山王铠甲上的装饰。表面装饰两只缠绕扭结的夔龙，中心镶一朵柿蒂形金花。上有铭文：“十三，私库，夫煮正。工孟鲜”。
狩猎纹宴乐图铜盖豆 器表上有90个人物、63只野兽、26只鸟和6条鱼的图案。豆盖上饰狩猎宴乐图：楼内是饮酒的贵族和演奏的乐伎，楼外有射雁的猎手和中箭的大雁。豆腹部为狩猎图，乔装的猎人或刺或逐，场面生动。
狩猎纹宴乐图铜盖豆展开图
夏朝至春秋战国1600多年的战争史是车战时代。纵横驰骋在中原战场上的成千上万辆木制战车，是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和冲锋陷阵的主力。驾驭战车作战是两军交锋的主要战斗方式。无论是国王还是诸侯，衡量一国军力的重要标准是拥有战车的数量和车兵的战术素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则成为显示国力强盛的象征。中山国素以兵强马壮著称，为千乘之国，战车数量自不能少。中山王厝墓车马坑、杂殉坑共葬有10辆车，其中王车的形体最大、装饰最华美。 王车的车舆遍涂红漆，舆外挂有银制串珠组成的菱形格网。轮轴上压置舆（车厢）。古人从车后部上车，因此后栏留有缺口，为登车处的户。车辕后端连在车厢之下的车轴上。 车辕前端固定着一根横木叫衡。衡上固定着几个金属 环，称“轙”，用以贯串马辔。车的五轙为银制，但轙背上用金镶出脊线。中山国的车制作华美，体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形状与中原所出基本相同，但形体较小，车轮直径仅有80厘米左右。这种现象，可能同中山国地势多丘陵和山地，小车便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有关。
双夔兽铜轭帽（中间）和蟠蛇纹铜轭帽座（两侧）
车轙，车的五轙为银制，轙背上用金镶出脊线。
金龙首衡帽，衡帽是用纯金制作的龙首形圆筒状銎，铸造精细，两只龙睛用红宝石镶嵌，非常华丽。
金轭角饰
銮铃
商周时的战车均为木制，独辕，两轮，轮毂上有辐条13至30根不等。车轮的两个轴头安有加固用的套筒，称“軎”，軎外侧是安插在车轴上的销子，以防车轮脱出，称“辖”。
错金银铜车軎
铜铙
在指挥战车后栏上放有4个铙及敲击用的骨槌，大小各2件，小者居中，大者位于两侧。是作战时命令退兵的号器。 铙所以置于车后，是因为退军时指挥者先退，自然形成向后面作战士卒发令的局面。铙为合瓦形，有方形插孔。花纹极精细。口边或侧边刻有铭文，但多已锈蚀不清。壁内外均有花纹，虽是模铸但线条精细程度需用放大镜方能看清，同时花纹上中下叠压的层次关系表现得还很突出，工艺之精湛难以言状。
王陵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银错兆城图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为中山王、后陵墓群的总体设计规划平面图，约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我国现存最早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建筑工程图样，在铜版“兆域图”上所刻的国王诏书上规定，此图—份从葬，一份保存在王府中，说明此图在当时确实是作为档案材料保存起来的。铜版以“错金银”工艺，用金线和银线标出了建筑轮廓及文字说明。中心是王堂，即王的享堂（祭奠建筑），两边是哀后堂和王后堂，再两边是两个夫人堂。铜版上标有以尺为单位计算的长度，换算可知图版比例为1：500，这是我国最早的建筑平面规划图，也是世界上最早有比例的铜版建筑图。
根据这幅图并结合建筑遗迹可大致推测出陵园按设计方案建成后的全貌。它的总平面为横长方形，有两重城墙，墙南面正中开门；墙内为凸字形坟丘基座，周边呈斜坡状；中部三座丘顶横列三座各方200尺的高大享堂，中央国王一座台基比王后的高出约2米多，堂顶使用瓦和装饰件更加富丽堂皇。再向外侧稍后是建在凸形基座两翼上的两座夫人享堂，面积小于王及两后堂，方150尺。在坟丘的四周还建有回廊。
山字形器
该器为高119厘米、宽74厘米、重逾50公斤的庞然大物。 器上有3个扁平尖峰，尖峰由下而上渐薄并抹刃，呈“山”字形，两侧向下内回转成透空雷纹，下有直径达13.5厘米的圆筒状銎。根据出土时銎内外尚残存朽木灰来推测，该器似应套于木柱之上，应是代表中山国王权威的一种礼器或具有中山国徽志意义的器物。
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分为青铜器、陶器、玉石器3个单元。 青铜器大致分为青铜礼器、青铜兵器和青铜工具、农具四大类。而青铜礼器最为引人注目，一般分为食器、水器、酒器等几大类，主要有鼎、鬲、甗、簋、簠、豆、匕、盉、壶、盘、匜、鉴、盆等，其中最重要的为鼎，使用制度最严格。 中山王厝墓与战国时期其他各国诸侯王墓一样，都随葬大量青铜器。青铜器是反映当时诸国经济、军事的强盛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由于这一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制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开放，艺术的活跃，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一不影响到青铜器的制作，同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生活欲望，要求占有数量更多、式样更新颖而精美的青铜器，也为这一时期青铜器铸造业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而推波助澜。所以这时的青铜器已由过去单纯注重礼器的制造，转而注重生产种类繁多的生活用具，各类器形也由过去的浑厚笨重，变为轻薄精巧。在花纹装饰方面，也由以前庄严神秘的图形，变为清新流畅、富丽繁复的图案和生动的写实画面，花纹除模铸外，还有錾刻、针刺，同时还盛行填漆，并有镶嵌松石、红铜、金银为纹饰的工艺，其中尤以镶嵌金银较普遍。 战国时期青铜器形体轻薄而精巧，说明铸造工艺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于造型复杂的器物，巧妙地采用分铸法，并将各部器件以套铸、嵌铸、铸接、铆接、焊接等方法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有的部分浇铸时在范内机动地加某些泥芯，使之达到所需的效果；对于某种精密或较复杂的器物还采用失蜡法等新技术。
战国时期，称王的诸侯索性自行制作和使用九鼎，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中山国的国王也不例外，在中山成公和王厝的陵墓中各出土了9件升鼎（也称牢鼎、正鼎，在礼仪活动中供陈设牲肉之用）。它们按顺序排列，依次缩小。
上层为中山王厝cuo九鼎，下层为中山成公九鼎。其中的首鼎为刻铭铁足铜鼎，因其具有重要考古、历史价值，故将其单独展出，前面已重点介绍。 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
青铜三足两耳圆鼎，中山王列鼎之一 。 九个三足铜鼎。天子一言九鼎，这表明中山王是独立国家的君主，可以自称为天子。
铜羞鼎，羞鼎又称陪鼎，与升鼎相配使用，用来盛放做砸烂的肉羹。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
铜套体，同五只钵和一个铜盆套合在一起，便于出行时携带。
青铜三足两耳圆鼎，中山王列鼎之一 。 中国青铜器时代礼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列鼎数量的规定，然而战国中期偏晚期，列鼎制已基本失去了对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中山王1号墓西库出土九件鼎。“九个鼎形制不一。第三、五、七、九号鼎有刻铭，从器形上看，第七、八号鼎盖较平，其他鼎盖呈缓圆形隆起，第九号鼎是一个铁足大鼎，所以不是同时制作成一套的”。与九件升鼎配套的是六件陪鼎，但是墓中只发现五件。
九个三足铜鼎。天子一言九鼎，这表明中山王是独立国家的君主，可以自称为天子。
细孔流铜鼎，文物孤品，鼎腹上部有十个细孔组成的流，倒汤时起过滤作用，出土时鼎内底部有结晶状的肉羹。
鬲是古代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商代后期，袋形腹逐渐蜕化，不宜火烤，变为盛粥器。西周中期后青铜鬲盛行，春秋战国际起陪鼎的作用，战国晚期从祭器和生活用器的行列中逐渐消失。
青铜甗 ，蒸食器，一般是用来蒸干饭 。商周时期，甗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中与列鼎配合使用。
青铜甗，为上下分体，上半部甑有双曲扳耳，腹部有起筋棱线，从口沿处起至下腹部，有三组环带状，底部有中心“十”字纹放射形漏孔“箅”。下半部鬲，肩部有双环，腹部起筋。三足间有火烧黑色痕迹。
青铜甗
簠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用以盛稻、粱等饭食的容器，长方形，有四短足及双耳。簠盖与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对称合为一体，分开则为两个器皿。
铜鸟尊。是往酒杯里倒酒的器皿。
嵌红铜镶松石填漆纹饰方形铜壶，高45厘米，腹径22厘米。
壶的最大宽度在腹部，肩部两侧各有一兽面衔环。兽面圆睛突出，毛纹细腻。盖子口，盝顶，四个坡面各立一云形钮。胎壁轻薄，棱角周正，通身饰各种勾连云纹图案，图案花纹是在模铸好纹线的沟槽中镶嵌红铜和绿松石及填蓝漆而构成，花纹于不同部位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器盖纹饰是由嵌镶红铜丝和填蓝漆构成，细线用铜丝，宽沟填以漆。顶部饰三角勾构成方格状云头纹，于四面坡饰变形云纹。
器身纹饰则以模铸阳文为主体，阴沟填以红铜和绿松石衬地。在胎壁很薄的青铜器上做大面积纹线多变的镶嵌，是对铸造工艺和镶嵌技术的双重考验，显示出中山国艺匠们高超的技术。繁缛的纹饰五彩缤纷、变化万千，使壶通体透出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气息。
中山王厝的另一组青铜圆壶。右侧提链铜圆壶，高32.6厘米、直径21.4厘米，重5.8公斤。它是由壶肩两侧穿连的铜环与中间的龙首璜形提手组成提链，既开启灵活，便于携带，又由于壶盖用圆环和提链相连，可保证器盖不会脱离壶体而跌落和遗失。
铁火盆（铁板烧）
这是迄今出土的战国时期最大的铁器，铸造精良，重74.1公斤。
铜豆，古代食器，是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器浅如盘，下有把，圈足、大多数有盖。铜豆在商代少见。西周的豆浅腹，束腰，多无盖，无耳。春秋以后，豆增多，侧有两环，下具高足、到战国时期，器腹变深，有的豆把特别细长，如铸客豆。有盖的豆，盖上有捉手，可以仰置。
镂孔底铜箕
以当时的水平，整器制作已算相当精美，而且应该是迄今为止存世品中最早的铜簸箕。实为珍贵。
青铜畚斗
青铜酒壶 旁边还有倒出来的两千三百多年的酒，是人类社会当今存世最早的酒精类液体。 1977年，在发掘中山王墓的过程中，在东、西两库，分别发现了一件扁铜壶和一件圆铜壶，壶口都有铜盖密封，封闭紧密，有工作人员晃了晃，感觉里面有液体。打开那件圆壶后，顿时，一阵酒香飘出，“酒！中山王喝的御酒！”有人惊呼。 又一项震惊全国的重大发现问世：盛在圆壶中的酒液，只剩半壶，呈墨绿色，重3公斤；盛在扁壶中的酒液则多一些，约有七八成，重6.7公斤，呈浅翡翠绿色，清澈透明。 其实，中山盛产酒，古已有传说，《搜神记》曾载：有个叫狄希的中山人，善酿酒，饮之，可醉千日。名士刘玄石嗜酒，登门求饮。狄希便给了他一杯酒。玄石一饮而尽回家后醉死过去。三年后，狄希和玄石的家人挖坟破棺，果然见玄石醒来。一醉千日，事虽夸张，却反映出古中山酿酒工艺精良，酒精度数要高于其他产地。所以，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曾言：“醇酎中山，沉湎千日。” 在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中，酒器所占比重不少，且体量硕大，这也印证了中山国出好酒的记载。 为慎重起见，考古专家们把这两壶酒液送去北京。1978年10月，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对壶中的液体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表明这两种酒不含有酒石酸盐，故不是水果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非蒸馏酒，只是深埋地下2300多年，尽管密封完好，酒精也已挥发得只剩下万分之零点五。另外还含有乙醇、脂肪、醣等17种成分，此外，还含有铜、铅、锡、银、镁、铝、锰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可能是酒呈绿色的原因。但是，同时出土的其他密封铜壶，有盛水的，颜色却并非绿色的，这一点，让人不解。 这两壶出土于中山王墓中的古酒，目前属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如此古老的实物酒。它不仅为研究中国酿酒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并与盛酒器相结合，也为研究当时的用酒制度提供了宝贵材料。
嵌红铜镶松石填漆纹饰方形铜壶 。 高45厘米，腹径22厘米。壶的最大宽度在腹部，肩部两侧各有一兽面衔环。兽面圆睛突出，毛纹细腻。盖子口，盝顶，四个坡面各立一云形钮。胎壁轻薄，棱角周正，通身饰各种勾连云纹图案，图案花纹是在模铸好纹线的沟槽中镶嵌红铜和绿松石及填蓝漆而构成，花纹于不同部位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器盖纹饰是由嵌镶红铜丝和填蓝漆构成，细线用铜丝，宽沟填以漆。顶部饰三角勾构成方格状云头纹，于四面坡饰变形云纹。器身纹饰则以模铸阳文为主体，阴沟填以红铜和绿松石衬地。
在胎壁很薄的青铜器上做大面积纹线多变的镶嵌，是对铸造工艺和镶嵌技术的双重考验，显示出中山国艺匠们高超的技术。繁缛的纹饰五彩缤纷、变化万千，使壶通体透出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气息。
青铜钮钟
青铜钮钟是青铜编钟的主要组成部分 此组钮钟器形精美，外貌无损，与中山王厝的身份十分相符。
错银镶金铜牛牺尊 牺尊是盛酒器，器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牺尊做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有青铜的。 《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牺”、“献”同音读为suo，即“婆娑”的“娑”，今读作xi。《诗·鲁颂·閟宫·传疏》说：在《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
鹰柱铜盆
通高47.5厘米、盆径57厘米，重31公斤。
这是中山国的盛水器，造型是一只雄鹰站立在铜制大盆之中。盆为直立壁小折沿，壁至下部折角斜向内收，到中部成平底，底下有束腰圆柱承托。柱下有圆形圈座。 圈座上饰有镂空蟠螭纹，但却是鳞皮蛇身，有四爪，共分四组，每组二螭纠结，口衔圈足，尾连束腰圆柱。二螭间出一小螭，后连双螭，口衔圈足。两组间连一蜷曲的虺，相邻二螭以爪抓虺，整体构图和谐自然。 盆内底部爬有一鳖，背上驮一圆柱，柱顶有一鸟，形似雄鹰。鸟下连一筒状銎，将鳖背上的圆柱整个套在里面，使鸟可随人意而转动。 雄鹰双爪抓住互相纠结的双蛇头部，作展翅飞翔状，鸟颈长而斜扭，头顶有左、中、右三羽冠，面部上扬，那圆瞪的双眼、尖勾的长喙、锋利的巨爪、丰满的羽翅、矫健的身躯，形象地刻画出雄鹰的敏捷和凶猛。盆的外壁饰有等距相对的四只呈回首状的同样飞鸟，颈挂吊环，巧妙别致。
鹰柱盆整器由鸟、圆柱、盆、下座几部分分铸焊接而成。圆柱下端有榫头插入鳖背及盆底的圆孔中，由下面浇铅焊牢。盆和下座也是如此，但外表浑然一体，毫无缝隙。《吕氏春秋· 功名》云：“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所以盆中之鳖表示在水底，飞翔之鸟表示在空中，鸟抓双蛇仰面视天鸣叫含有除恶祈祥之意。据文献所记，食蛇之鸟与此相合者为鸩鸟，此鸟大如雕，紫绿色，长颈赤喙，食蝮蛇头，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常居高山之巅。天将晴时运日先鸣，天将阴雨时则阴谐鸣。鸩鸟与盆柱上的飞鸟形象相对照正相合看，其鸟似鹰，长颈，大勾喙，爪抓双蛇头部，望天鸣叫之姿，应该就是运日或阴谐。
十五连盏铜灯 全灯各盏上下错落有致，仿佛一株大树，繁茂生华，设计构思奇巧，造型新颖。树下家奴戏猿，树上群猴嬉戏，鸟鸣枝头，夔龙上攀，似乎正升入高耸云端的树巅，把观者的注意力从树下面活跃着的自然界升华到幻想的神话领域，大大增添了器物装饰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呈现出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表现出一个接地通天、充满盎然生机和活力的广阔世界。全器人与动物的安排采用上下呼应、左右对称的形式，装饰形象则是上疏下密，越近底层就越密集、活跃，越吸引人们的视线。这样处理既增强了艺术效果，也稳定了灯的重心。为了增强平衡的感觉，同一层上两个形象相同，但在基本对称中又包含了丰富的变化，如底层两个喂猴人和第四层的双鸟位置就不完全对称。这种自由表现手法调和了重复、对称等装饰手段中不可避免会造成的单调及程式化倾向，并使人领悟到作者的意图——这不是单纯的图案，而是变化着的大自然。加工工艺采用分铸、套铸、接铸、焊接、铆接等多种铸造方法，精密繁复。
灯座平面呈圆形，下有等距环立的三只双身虎背承托。虎的头部向外，口衔圆环，身分左右两边而立，尾部挺而上卷，颈和身的后部支撑圆座，平稳有力。座面饰有三条透空蜷曲成S形的夔龙，作腾舞之状。龙头有螺纹长角、尖耳、菱形眼，张口咬着柱下圆座，身背有翼，下有四肢，每爪三趾。座中树一圆柱状插座，顶中有插孔，孔呈一边抹圆的方形。因座面饰透空纹，在两龙间空虚处，各由中部出一条铜片连接座边加固。座上立有形态相同的两个人，头梳短发，仰面上视，上身袒衣裸露，左手于胸前捧食，右手前伸向上抛食，下穿短裳，短裳围卷至身后合缝，腰系宽带，有带钩连接，两腿外弓。其中一人立于座边面向里，一人相对而立，面向旁侧，这两个人显然应该是白狄人的家奴。
灯架共为七节，每节中间有上下插接的圆形灯柱，灯枝除顶上一层为三枝外，均为左右两枝，并呈扭弓形，枝头各托一圆形灯盏。盏饰三周凹弦纹，底部竖一烛钎。为避免灯枝造型呆板，弓形灯枝除第五层外，两端均向相反方向扭曲，大多有动物装饰。每层长度不一，顶层最短，中间则长短交错，灯盏又向着不同的方向，上下插接后，枝干杈桠，灯盏错落。
由于每层灯柱上的榫口各异，所以安插的层次和方向均是固定的。插榫前细后粗，插孔则上大下小。插榫和插孔周围均有平整台面，使上下接口相吻合，每一个细节设计者都考虑得极为周全，这样既便于安装，又能保证全灯的上下稳定。
此外，灯枝上各有饰物：第一层至第六层分别装饰以两只鸣叫的小鸟和一群正在顽皮戏耍的猿猴。猿猴有的在四肢并用向上攀爬；有的蹲踞在枝条上；有的在单手攀枝，全身悬空向下讨食。
第七层灯枝，中间上出的一枝灯盏为十五连盏灯顶峰，竖枝上有一夔龙正攀援而上。
蟠虺纹铜筒形器是一件有三只奇兽承托的平底圆筒，高58.8厘米、口径24.5厘米，重38.55公斤。承器的三只奇兽形态相同，等距环列，以其右侧背承托着筒形器。
筒表面装饰变形蟠虺纹衬以细雷纹地，中腰有一道宽带纹，两侧带纹上方各有一铺首。
兽头扭向外侧，四肢外撇撑立，既表现出兽在负重时吃力的生动形象，又具有稳定整个器身的作用。
兽头额上有一向上弯曲的角，除口鼻部饰鳞纹外，周身均饰卷云纹，身后有短尾弯垂，偶蹄。
该器立意新颖，造型独特，十分罕见。器与三兽分别铸制而成，然后用铜焊固定在器物的底部；铺首上的环则为单独铸成。从外表看来严丝合缝，但在里面底和兽之间有显著的浇铸铜焊痕迹，说明焊接技术十分高超。
这件蟠虺纹筒形器的用途至今还没有定论，有人说它是用来盛水的。隔着厚厚的岁月，后人已无法完全了解那时的真相。
银首男俑铜灯，高66.4厘米。灯的主体是一立于兽纹方座上的青年男俑，为中山国倡优形象。全灯共有三个灯盘，盘内各有三只烛签。男俑右手握一螭，螭头上挺，吻托灯柱。柱顶是一个灯盘。男俑左手一螭向外卷曲，头上挺，吻托一灯盘，其下又有一灯盘，直径略大于另外两个，兼有底座的功能，保证了灯体的稳固。
男俑比例匀称，身体各部及五官、发式、衣着无不精细入微。青铜的躯体上安装了银制的头颅，并以黑色宝石镶嵌双目；壮发梳髻，罩巾缚带；浓眉短须，扁脸高颧，有着北方狄人的特点；微微翘起的嘴角、熠熠闪亮的双目，显露出内心的欢欣与喜悦；身穿右衽广袖朱红云纹锦袍，腰系宽带以带钩连接，两臂张开，手握双螭，风度潇洒。
在兼做底座的灯盘的内沿蟠环一螭，头上挺，吻顶一螭。 柱饰黑彩蟠螭和三角纹，并附加了夔龙戏猴的情节性雕塑。
蟠虺纹铜瓿
错金银，即在青铜器表面事先预留凹槽，将打制好的金片、银片、金丝、银丝镶嵌进去，外表再打磨平滑。金银的加入使“严肃”的青铜器平添了奢华和细腻。
在中山王墓中出土了多件错金银青铜器，尤以“错金银虎噬鹿”、“错金银铜犀”、“错金银铜牛”（以上三个为一套屏风座）和“错银双翼神兽”（一对）最为出名。
错金银铜牛屏风插座 水牛长53厘米、高22厘米，重18.7公斤。水牛的形象颇为逼真，其身体直立，头部昂扬，四肢斜撑，尾平伸挺直；上扬的头、口、鼻朝前，双目圆睁，两耳侧立；一对内曲的扁长角与现今中国南方的水牛极为相似。器周身饰以宽银线、细金线构成的卷云纹，部分纹饰并大块错金。牛尾做得极细致——尾上段脊部有棱，两侧出勾，下段为圆柱状，饰以鳞片纹，末端饰长毛纹，两侧出云勾。水牛的神态憨厚，身体强健，雄壮有力。出土时牛背上的銎内仍尚存木榫。
错金银铜犀屏风插座 犀长55.5厘米、高22厘米，重19.35公斤。犀的形象稳重而不呆板，偶蹄，头顶、额、鼻上各有一角，依次排列，由上至下逐渐缩小，角上以几条竖金线来表现其锐利和坚硬。犀身饰以黄白相间的宽双线为主构成的涡卷云纹，颈部饰金线、银片构成的项带。器身装饰华丽，但纹路简明洗练。整体造型圆润粗壮，稳重有力，大有背负千钧之势。
错金银虎噬鹿风座 长51厘米、高21.9厘米、重26.6公斤。器座以虎为主体，虎双目圆睁，两耳直竖，正在吞食一只柔弱的小鹿。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始终无法脱身。虎后肢用力蹬地，前躯下踞，整个身躯呈弧形，虎的右前爪因抓鹿而悬空，座身平衡借用鹿腿支撑。
整个器形构思巧妙而自然。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生动逼真。
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銎两侧同饰山羊头面，羊口即为銎口。沿两銎口直线相交，可成84度交角，接近直角，安上屏扇恰成曲尺形。整件器物表现出虎、鹿的动态和身躯结构，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效果。此物器物构思巧妙，铸工精湛，在国内十分罕见。
错银双翼神兽 神兽四肢弓曲，利爪怒张，前胸宽阔而低伏，圆颈挺立，昂首作咆哮状。额中一弯角前勾，两眼圆睁，长舌挺起，披散，两肋生翼，凶猛有力。两翼修长而上弓，饰长羽纹。用银线错出口、眼、耳、鼻、毛、羽，身上的云纹千变万化，增强了双翼神兽的神秘性。背部错出的是两只曲于云中的鸟纹，左右对称。顺腹底横铸“十四祀，左（使）车（库）夫孙固，工 ，冢” 。 河北博物院大门两边就是一对错银双翼神兽 。
错金银龙凤铜方案
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重18.65公斤。
案面原为漆板，但已腐朽不存。铜制案座的中心构架以龙凤为主体。四只矫健的神龙前肢撑立，头颈分向四方，挺立在由四只梅花鹿承托的环形圆盘上。
小鹿两牡两牝，相间等距离环列，侧卧昂首向外，身饰鹿皮斑纹，四肢蜷曲，神态温顺，内侧有与环形座吻合的槽。环形座下有内折边，紧密嵌入鹿的内侧槽中。
周壁直立饰勾连云纹，向上内折成外凹弧面，弧面饰卷云纹，上口有内折边，边下有环列等距的四对方孔，说明原环座中间镶有漆木板面，可由方孔穿钉或榫固定。
龙张口伸舌，好像正在发出阵阵吟啸声。龙身分左右向两侧盘环，双尾反钩住头上双角，肩上的双翼聚于中央连结成半球形。龙头及胸部饰鳞纹，中段蟠环处及双翼饰长羽毛纹，尾部渐细，饰蟒皮纹。相邻二龙蟠环交结处，均有长勾状彩羽形饰与中间璧形饰成拱状连接。其中连接的羽形饰一对为两根，一对只用一根，从花纹及形状来看，是模仿彩色羽毛的形态而制成。璧形饰上为卷云纹，中有圆孔可系彩帛。
每两只龙尾纠结处形成的圆环中，一只凤头引颈而出。龙凤扭结盘绕，翼尾相接，姿态优美。凤鸟虽不构成案座的基本结构，但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增强了画面的变化，一方面位于方案旋转线条的交叉点，另一方面又打破了原有单纯的流动曲线而大大丰富了方案的装饰结构。
龙头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案框内边有沿口可镶漆木板面。以斗拱承托案框是模仿当时木构建筑挑檐结构一斗二升的形式。斗拱和案框均饰勾连云纹。龙颈相当于转角处的斜插拱，上顶一圆形短柱（称蜀柱），柱上置栌斗，栌斗上置抹角拱，拱的两端立蜀柱，柱上置散斗承托四面的“枋”（即案框），这样便达到了下小上阔的实用效果。
凤鸟头顶花冠，颈饰花斑羽纹，翅上装饰长羽纹，垂尾花翎修长，生动华丽。
龙凤蟠结的立体造型是错金银龙凤方案的中心构架，反映了中国古代对这种神异动物的崇拜。据文献记载，这种有翼的龙称为应龙，为治水之神。凤则是一种神鸟，它的出现，预示着天下安宁。塑造出这种神异动物，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龙是案面的主要支撑者，在结构形式上采取龙颈外伸的姿态，后部聚拢成半球形，外张内收，显得充实稳定，协调悦目。特别是龙身下部连结成环形，更加强其支撑力，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效果的一致性。
铜镢
青铜器
破土起土用的农具。古书里也称为鐯（音桌）。青铜镢体较长大，单斜面或双斜面刃，顶端有长方銎，銎中安方木，方木上装柄，柄与镢体成直角。最早见于商代，春秋战国时较多。有的铜镢上部，装饰有花纹。
中山国的车制作华美，体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形状与中原所出基本相同，但形体较小，车轮直径仅有80厘米左右。这种现象，可能同中山国地势多丘陵和山地，小车便于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驶有关。
金轭角 战国时的车为两轮马车，车前部是一根横木叫“衡”，衡的两边有人字形木构件，挽车时夹在马颈上，叫“轭”，轭首轭角多用金属加固装饰，衡上固定着几个金属环，称“轙”，用以捆绑绳索，一根单辕连接衡与车舆(车箱)，车舆下为木制车轮，车轮的两个轴头安有加固用的套筒，称“軎”，軎外侧是安插在车轴上的销子，称“辖”。中山国素以兵强马壮著称，国王的大墓中随葬了大量车马，王墓有两个车马坑，随葬战车及战马，杂殉坑中也葬有车马，从残留的马骨架和车构件看，三个坑中共葬有车10辆，马30匹，二号坑中保存有四辆完整的战车。
鎏金铜軎
古代车上的零件，青铜制，形如圆筒，套在车轴的两端。 軎上有孔，用以纳辖。亦作“轊”。
磨光压划纹黑陶鸟柱盆 中山国出土的这批黑陶的造型如鼎、壶、盘、鸟柱盘等的造型在中原强国赵、魏地区的战国墓中，如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墓、邯郸百家村战墓、邢台东董村战国墓等也有发现，这说明了中山国的陶器是我国北方地区陶器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这些黑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战国中山国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如中华民族起源于农耕文明，人们长期的采集和耕作实践，对天象作周密观察，从而衍生出对云的崇拜和热爱。经过升华和抽象，云纹以及衍生出的卷云纹反映在器物装饰上，已具有生机，灵性，祥瑞等象征意义。战国中山国制作的黑陶上广泛使用了卷云纹，这说明这个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狄族鲜虞部在各方面都接受着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反映出中华各民族的大融合。
玛瑙串珠
中山王族3号墓中出土
玛瑙也作码瑙、马瑙、马脑等，是玉髓类矿物的一种，经常是混有蛋白石和隐晶质石英的纹带状块体，硬度7-7.5度，比重2.65，色彩相当有层次。有半透明或不透明的。原形态三方晶系。常呈致密块状而形成各种构造，如乳房状、葡萄状、结核状等，常见的为同心圆构造。常用做饰物或玩赏用。 古代陪葬物中常可见到成串的玛瑙球。天然玛瑙并不存在绿色，但使用人工方法可以将玛瑙变成绿色。加工完成的玛瑙很是好看，富有光泽。颜色不一，视其所含杂质种类及多寡而定，通常呈条带状、同心环状、云雾状或树枝状分布，以白色、灰色、棕色和红棕色为最常见，黑色、蓝色及其他颜色亦有。条痕白色或近白色。蜡样光泽，半透明至透明常用做饰物或玩赏用。 古代陪葬物中常可见到成串的玛瑙球。具有不同颜色构成的玉髓，通常有，绿红黄褐色，白色等多种颜色。按图案和杂质可分为缟玛瑙，缠丝玛瑙，苔玛瑙，城堡玛瑙等。常用作为玩物或观赏物。
玉佩饰件 中山王墓出土玉器多达3000多件，在中国玉器考古史上实属罕见。玉器的器形有玉环、玉璧、玉璜、玉佩、玉带钩、玉饰、玉片等，取材十分广泛。技法以透雕、浮雕、阴刻为主，刀法随花纹不同而变化。中山国的玉器雕件，以其新颖的纹饰和技法，毫不雷同的艺术造型和图案纹样，鲜明地反映出中山国玉器的独特风格，反映出中山国玉工鬼斧神工的琢玉技巧。 龙形玉佩几乎占出土玉器的四分之一。玉匠的大胆创新和自由变形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观者。白狄族在王时主流已然华夏化，但在意识形态、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仍或多或少留有过去游牧民族的遗痕。体现在这批藏玉上，某些玉器造型、装饰风格都有别于中原华夏诸国。 我太喜欢它们了！
战国时期出土的最大玉佩，龙形黄玉佩
石制六博棋盘
这个展览让我震撼，小小的中山国，文物如此丰富、精致！
曲阳是中国著名的石雕艺术之乡，白石雕刻尤为著名。石雕所用当地白石洁白莹润，细腻坚硬，被世间称为汉白玉。从满城汉墓出土的石俑到元明清三代的宫殿主要建材，再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当代建筑，曲阳石雕无处不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两千余年而长盛不衰。 《曲阳石雕》展览按时代分为西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现代八个部分，展示了各朝代各种类型的曲阳石雕作品130余件，其中北齐释迦牟尼说法像、北齐镂雕弥勒七尊像、唐胁侍菩萨立像、五代彩绘散乐浮雕、奉侍浮雕等更是独一无二的精品。 曲阳石雕展厅入口处的唐王处直墓出土的按剑武士俑浮雕及曲阳石雕的相关介绍。
西汉
一、北魏 因弥勒有菩萨和佛两种身份，其形象也分菩萨与佛两种。一般来说，穿菩萨装的象征上生，穿佛装的象征下生。曲阳弥勒像中交脚菩萨三尊像最早，时间在北魏太和元年（477年）以前。北魏与东魏的弥勒像以佛装为主，包括立像、结跏趺坐像、倚坐像3种。这3种弥勒像皆施无畏、与愿印，外穿褒衣博带袈裟，内着僧祗支。从北齐开始，弥勒更多地以菩萨形象出现，且均为交脚。从曲阳白石佛教造像的发愿文中可以看出上生与下生似乎与弥勒的服装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或许反映出民间信仰对尊像本身认识上的模糊。 石交脚菩萨像 北魏（公元386年-534年） 残高44厘米 1954年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 沙石质。双手及背光残缺。面相方圆，头戴宝冠，披巾，袒上身，戴项圈璎珞。下着长裙。双手合十，交脚坐双狮座上，背光两侧各一胁待站立合十。下有四足方床，前面刻香炉，两侧跪坐12养人，床两侧亦各有５供养人。这件藏品也是河北省现存最早的石刻造像之一。
邸拔延造弥勒佛坐像 为邸拔延为其亡父所造，出土于修德寺遗址
佛来？造观音菩萨立像
释迦摩尼坐像
佛立像
佛头
观音菩萨立像
二、东魏
赵廷进等造观音菩萨立像
吴廷莫造观音菩萨立像
邸落佳造观音菩萨立像
观音菩萨立像
比丘道拾等造观音菩萨像
观音菩萨立像
阿弥佗佛立像
张道明夫妻造阿弥陀佛立像
北梁太守贾仲贤造释迦像
孙景薨造弥勒像
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
思惟菩萨像
思惟菩萨系指着菩萨装、一手扶颐、半跏趺坐于筌蹄之上的一种造像样式，它是曲阳白石佛教造像中最具特色的题材之一。东魏元象、兴和时期的思惟像多为单体，圆形头光，头戴三叶冠，宝缯上扬飞翘。腰肢圆润，略向前倾，胸前有项饰，披帛外侈，下飘至基座上。手持长颈莲蕾，莲蕾刻在背光之上。思惟像没有胁侍，也没有龙树作背景陪衬。稍长的脸庞，微闭的双睛，嘴角处不经意间露出的会意微笑，刻划出思惟瞬间顿悟之表情。东魏武定时期的思惟像面庞由长方向圆形过渡，向上飞翘的宝缯不复存在，宝冠装饰趋于繁复。平铺于基座上的薄双覆莲瓣较为多见，思惟下垂之足有一较高的小莲台承托。北齐天保年间思惟像基本沿袭东魏武定年间的雕刻模式，仍以单思惟为主，形体更显修长。北齐天保以后，单、双思惟像并存，双思惟的出现成为这一阶段造像最显著的特征。隋朝思惟像沿袭北齐后期风格更趋于简单。唐朝不再出现思惟像。
三、北齐
曲阳白石佛教造像中有明确的观音发愿文者56件，约占纪年像例的五分之一，如果考虑到普通信众通常将菩萨视为观音这一情况，可以认为曲阳地区崇拜的主要对象是观音。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的观音多为立像，头戴柱状花蔓冠或三叶状花蔓冠，右手持莲蕾，左手握桃形物。披帛挎于两肩，在膝前呈双“U”字形交叉，也有在腹部穿璧相交后反折至肘部下垂的。北齐时期的观音衣饰使用双钩阴线刻，素净简洁。观音造像中的背光（背屏）分素面、阴线刻、彩绘、浮雕四种。造观音像者多以家庭为单位，主要目的是解除亲人的病患，祈求家人或自己健康长寿。
邸道落造双观世音菩萨立像
双观世音菩萨立像
双观世音菩萨立像
邸六王造双观世音菩萨立像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残像
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残像
透雕宝屏式七尊像
侍立于释迦牟尼两侧的除了文殊、普贤两大菩萨外，是迦叶、阿难两弟子。迦叶乃佛祖大弟子，在佛祖涅槃后，召集众门徒举行了第一次佛教集会，将释迦牟尼生前教诲记录下来，立为经典，依此修行；阿难随侍佛祖廿五年，因而诵出佛的教诲最多，多数佛经由他口述而流传。
双思惟菩萨像
思维菩萨头戴宝冠，项后有光，右手托颊，左手扶膝，右腿叠坐，左足下伸，脚踏莲台，表现释迦牟尼未成佛之前思考人生，明悟哲理的姿态。而对称之双思惟菩萨为曲阳所独有。
半跏思惟菩萨以一手托腮、一手抚腿、头略低垂的姿势来表示思惟，称为“思惟相”;而一足垂下，一足屈盘其上，表现人物的轻闲悠然、洒脱自在的坐姿，则称为“半跏坐”，两者结合起来称为“半跏思惟”。 北齐的思惟像雕刻，几乎达到空前完美的境界。面容五官更为细致玲珑，身躯圆健，比例匀称，衣纹疏简概括，具有抽象式的图案表现。 双树背屏上的飞天、翔龙、宝塔、璎珞均为透雕，还增加了莲花化生的坐佛和胁侍。主尊为二尊思惟菩萨，前面还透雕龛形，有莲花火焰龛柱和尖栱形龛楣。二尊思惟菩萨，肩并肩半跏而坐，一盘右腿，一盘左腿，各以一指支颐，对称均分。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下部像座刻二力士和双狮供宝。其背光雕刻精美，呈双树形，枝杈分明，小小的飞天手持璎珞，翔迴其间，动态十分活泼。全像佈局相当复杂，但层次井然，双层镂空，技巧卓绝。此思惟菩萨反映当时人们对于弥勒净土世界的信仰与企盼。
双思维菩萨像
双思维菩萨残像
双思维菩萨像
双思维菩萨像
彩绘观世音立像
道升造观世音菩萨立像
比丘尼惠业造观世音菩萨立像
观世音菩萨立像
释迦摩尼说法像
下半部分释迦摩尼说法，两旁弟子用心聆听，基座两位力士、双狮、博山炉。上半部分的飞天图案，人物手拿缨络。
背面，下面为乐伎，四株菩提树，九位菩萨端坐于莲座之上 。
胁侍菩萨像
佛造像三尊
乃赵郡王分别为其亡伯（献武皇帝高欢）、亡兄（文襄皇帝高澄）——释迦；亡父（南赵郡开国公高琛）、亡母（华阳郡长公主）——无量寿；自身及郑妃所造，可惜佛祖未能保佑这位虔心的王爷，二十余岁即因政争被杀。这三尊佛像之佛首数年前为人盗出海外，至今未追回。
无量寿佛
释迦佛
阿闪佛
弥勒坐像
张零根造佛三尊像
释迦涅槃图
思惟菩萨像 半跏思惟菩萨以一手托腮、一手抚腿、头略低垂的姿势来表示思惟，称为“思惟相”;而一足垂下，一足屈盘其上，表现人物的轻闲悠然、洒脱自在的坐姿，则称为“半跏坐”，两者结合起来称为“半跏思惟”。
思惟菩萨残像
佛头
缕雕弥勒七尊像
但我怎么看也只有六尊，或许有一像被损，在许多佛教庙宇与石窟造像中，七尊佛都是主要供奉的佛像造像之一。七尊佛也即是：大彻大悟之如来佛祖；大极大乐之阿弥陀佛；大度大容之弥勒佛；大慈大悲之观世音佛；大善大贤之普贤佛；大爱大愿之地藏佛；大智大慧之文殊佛。能悟、能乐、能容、能慈、能贤、能爱、能智；七能，佛之精华（俗人解经）！俗人学之，七能强！真圣人也！七能差，常人也。学强七能，大业必成功！
隋唐五代
天王立像
胁侍菩萨立像
唐（公元618年-907年）残高158厘米 ，1954年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
汉白玉。头、左臂及右手残缺。菩萨宽肩，丰乳，细腰，腹微鼓，跣足立于莲花座上。上身略左倾，体态略呈“S”形。颈戴项圈三层。披帛，至左胸挽成结。下身着长裙，裙上挂满精美华丽的璎珞。婀娜多姿，衣纹华丽，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比西洋的断臂维纳斯漂亮多了。
思惟菩萨像
双思惟菩萨像
杨杵夫妻造思惟菩萨坐像
观世音立像
石狮
须弥座释迦说法像
戴花冠力士像
弥勒佛坐像
韩善行等五十人造佛坐像
坐像面容亲切，身躯丰满，衣纹疏朗，线条流畅，结跏趺坐于高束腰仰覆莲座上。佛像石质莹润，造型端正，雕饰精美，是唐代造像艺术中的极品之作。
孙世朗造佛坐像
贾世达等造阿弥陀佛坐像
王处直墓
1994年6月，位于曲阳灵山镇燕川坟山的王处直墓被盗，之后考古人员进行了发掘，推断墓内共有石刻18块及前室的一些陪葬品，被盗物品保护10块石刻及墓内随葬。 
志文楷书，近两千字。首题：“大唐故兴国推忠保定功臣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撰文为“节度掌书记朝请郎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和少微”。王处直死于天佑二十年（923年，即后梁龙德三年），次年下葬（924年，后唐同光元年）。据记载王处直是被其养子王都所杀身亡。 
盖录顶方型，边长93~96、厚24CM，四面浮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并施彩绘。盖顶刻篆书“唐故易定祁等州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北平王太原郡王公府君墓志铭”六行三十六字。 
前室四壁共有12块生肖像（尺寸实测高51、宽33、厚16CM），被盗6块，剩余6块中有4块仍镶嵌于龛内。彩绘生肖及人物浮雕，高0。52-0。54，宽0。33，厚0。16米，原有12件，镶嵌在墓壁壁龛内，按十二生肖鼠为先的顺序，以北为上，顺时针排列。由于被盗，仅剩6件，分别为鼠、龙、蛇、马、羊、鸡。现分别藏于河北省博物馆和河北省曲阳县文管所，河北博物馆有4件，曲阳2件。从馆藏在河北博物馆的4件看，浮雕人像衣服装束相同，均头戴进贤冠，脚穿歧头履，腰第绦带的革带，留一缕长髯。有的一手执梃，一手托旌，一手托鼠；有的一手执梃，一手托鸡；有的双手合抱一盘蛇或一羊；还有的手执笏板，雕龙或马于下方。
后室东西两壁2块大型女乐、奉侍像。
散乐图采用浮雕形式，以汉白玉石精雕细刻而成，唯美华彩，表现了乐队吹奏表演的热闹场面。图中有人物15人，面朝右方站立。画面上右面最前一人穿男装，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长衫，双手持一根结有彩带的横杆，似为乐队指挥，其身前有两位躬身屈膝，双手前伸，或做伴舞姿态的矮人。12名演奏者均为女子，她们手持笙、箜篌、方响、筝、琵琶、筚篥、横笛、拍板、座鼓等乐器。这些乐伎人物面容饱满，体态丰膄，神情专注，姿势各异，仿佛正在合乐演奏，极富韵感。 
王处直墓内被盗的最为珍贵的两块浮雕应为墓门处两块守门武士像，此像1994年被盗，1999年的最后一天其中的一块终于浮出水面，当时是香港的一家艺廊委托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经过努力，此雕刻成功索回。另一件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先生无偿捐献。至此，两块“海归天王”安静的待在国家博物馆，供国人凭吊
两位武士身材魁梧，四肢粗壮，膀大腰圆，表情十分严肃，瞪着的双眼和倒立的双眉露出一股威严的气势。
武士戴着头盔，这种头盔在古代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兜鍪（dou mou）”，头盔两边还有两片翻起来像帽翅一样的东西，这叫“顿项”，它和头盔是一体的，主要起保护脖颈的作用。武士身穿铠甲，在胸前两侧各有一个圆护，俗称护心镜。铠甲外有披膊，好像披肩似的。双手持一把宝剑，剑锋向下，插在一朵莲花上。此外在武士的肩膀上趴着一头凤（另一个武士是龙），龙嘴里含着一颗宝珠，武士的脚下踩着一头青牛（另一个武士是梅花鹿）。
宋辽金元
罗汉
彩绘僧迦像 
元代后，曲阳石雕转向建筑。
明清
现代 曲阳石雕工艺历两千年而不中断，至近现代更是推陈出新，大放异彩。如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艺术博览会上，曲阳世人刘普治选送的“仙鹤”、“干枝梅”荣获石雕行业最高奖项——银奖，自此“天下咸称曲阳石雕”；1926年至1931年，杨春元任总工程师，带领200余名曲阳工匠，建成了中国最美的牌楼——五台山龙泉寺汉白玉石牌楼；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部分有8组10幅汉白玉浮雕，就是由刘润芳等100多名曲阳艺人历时3年完成的；广州市越秀山上那座高达11米的著名雕塑——“五羊”，是曲阳雕刻名家刘兰星、刘秉杰、曹邦玉、刘全林、刘凤海、冉文柱等人共同雕刻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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