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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外戚专权的门径与社会基础

 炫叶楓雪 2019-06-15

汉明帝画像

一、外戚专权的门径

(1)东汉后妃选“良家女”制度

据《后汉书·皇后纪》载,皇后的作用在于“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之家,对于皇后的选拔都非常的重视。而东汉的皇后除了能“辅佐君子之外”,更重要的是凭借自身的豪强家世,对东汉王朝做实力上的支持。

东汉的良家女,与西汉有着完全意义上的不同。西汉良家女,完全是从女子的德行贞操方面来看待。西汉之时,社会中重婚之举盛行,那些从未结过婚的女子被称为良家女。而从东汉开始,良家女则更多的是指其家族的地位和势力,选拔后妃则开始重视候选人家庭的社会地位。东汉王朝建立了一套后妃选纳制度,即:

“八月等人”的采女制。每年八月,朝廷派出中大夫,掖庭臣和相工到洛阳及邻近乡里巡视,访察“良家童女”

所谓“良家”,即名门贵族之家,而洛阳又是士族、功臣、列侯、官僚聚集之地。这样,东汉后妃几乎都出自大家。

东汉后妃的选纳范围之所以仅限于豪族,是为了达到笼络豪族,巩固皇权的目的。如光武郭氏、阴氏,及其之后的马氏、窦氏、梁氏、邓氏等。马皇后之父是东汉名将马援;窦氏兴于窦融,本是西北望族;邓皇后的祖父乃名将邓禹;梁氏也是西北大族,这四大族出了众多的皇后与贵妃。正是由于婚姻的政治性,导致势力强大的豪族大姓与帝室的结合绵延数代。从《后汉书·皇后纪》中统计,后汉共二十七位皇后。七位出自马、窦、邓、梁四家。其中窦氏、邓氏、梁氏各占二人,其余贵人则难以胜数。

明德皇后雕像

在东汉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微贱”之人不能立为皇后的。如汉桓帝欲立出身低微的田贵人为皇后,朝臣陈蕃即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而提出尖锐的批评。桓帝无奈,只好立出身较高的窦氏为皇后。东汉初年统治者明确提出,慎选后妃是为了“详求淑哲”,以便“贤妃助国君之政”。东汉帝室这种与世家大族累世通婚的现象,无疑是婚姻政治化的一种表现。正是由于皇室与大族以婚姻关系为纽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世家大族的兴起。这一趋势在东汉初期已经开始,到了后期更为突出。

(2)由尊“母氏”延及尊“舅氏”

在中国古代社会,孝道是历朝历代所奉行的社会规范。《孝经·三才章》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东汉时期,随着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学与孝道,母亲在家庭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汉家旧典,尊崇母氏”这种风尚对于皇室的价值取向也有着巨大的影响。西汉时,武帝曾为了稳定继位者的帝位而杀其母钩弋夫人。但东汉时期,这种现象就已经不存在了。甚至那些被废黜太后的下场,也并非惨不忍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帝王对母后的尊崇。如:

“及(章德窦皇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

而作为政治斗争失败一方的“安思阎皇后”,也只被“迁于离宫,家属徙比景”,且死后得与安帝“合葬恭陵”。而“桓思窦皇后”,也并未受到很大的惩罚,史称:

“窦氏虽诛,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熹平元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伏波将军马援

两位太后不仅未受重罚,且最后都能与先帝合葬,这确实反映出东汉政治的一些特点。以上所述,都是在政治斗争中作为失败一方太后的境遇。而在他们得势时,皇帝对于她们的尊崇更是无以复加,在此毋庸赘述。东汉皇帝对母氏的尊崇,因裙带关系,非常自然的延及舅氏。对舅氏的尊崇,最主要的方式还是加官进爵,厚赐重用。如: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

“自和帝崩后,骘兄弟常居禁中。骘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永初元年,封骘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阊西华侯,食邑各万户。骘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

“灵帝时拜(窦)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鄠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3)后妃不便与外臣通

皇宫亦称禁宫,宫门皆置重兵把守,禁止一般人自由出入。而后宫更是禁中之禁,主观上有排除内宫干政的政治考虑。所以,东汉虽然多次出现太后摄政,但都是垂帘听政,对宫禁制度均怀敬畏不敢逾越。如何进曾怂恿何太后废除专权的宦官,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我柰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虽然何太后的内心想法难以全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禁宫不能被打破,而这是的禁宫守卫者,正是何进要铲除的阉党。

窦融

这时矛盾就出现了,一方面,皇(太)后掌权之心日益强烈,另一方面,又受制宫禁制度影的约束,难于交通内外,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中介。对于后妃来说,除了宦官之外,就只有与自己血亲关系密切的家族人了。而在男权强势的时代,其父与兄弟自然成为最佳人选。任用他们,既可以达到巩固权力的目的,又不会招致非议。于是,外戚势力从中崛起,名正言顺。

二、外戚专权的社会基础

(1)豪族外戚的“门生故吏”

东汉时称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东汉中后期,弟子、门生渐与宗师形成一种私人依附关系。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是指脱离原举主、府主的属吏。他们虽已经是“故吏”,但与原主的依附关系还是存在。《后汉书·杨震传》载:

“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僭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缓,于是柴门绝宾客。李贤注曰:“震初邓鹭之,故曰故吏。”

很明显,杨震被视为邓鹭故吏。到东汉后期,故吏与举主的关系,已经发展成了实际上的从属关系。官僚们历年察举士人,于是乎门生、故吏退天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发展为后来的门阀士族。

至于外戚,这种仕进制度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有利的。东汉外戚自身作为豪族的存在,也受益于此。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外戚势力的扩张和发展外戚当权时亦多结纳世家子弟。窦太后临朝,窦宪举荐沛郡桓氏之后桓郁“令授经禁中”,邓太后执政,邓鹭“辟杨震为椽”,杨震便来自著名的弘农杨氏之族。而最为突出的还是粱冀:

“冀既诛,上嘉其能,坐冀所连及公卿、列候、校尉、刺吏、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冀故吏、宾客免绌者三百余人,朝廷为之一空。”

由于东汉政权不久即为豪族把持,作为豪强与皇权的共同代表皇(太)后更是对此有利于豪族的制度情有独钟。到了后来,这一制度的倾向性转变成了直接的政策导向。东汉仕进制度成了豪族外戚把持朝政的最有利工具之一。东汉皇后临朝一般都会推行一些有利于豪强大族的政策措施,以赢得他们的拥护。

邓禹

如章和二年(88年)四月,章德窦后刚当政就下诏:“……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利益让与了豪族。和熹邓后则以重用、召封功臣、外戚、宗室之后的办法来笼络这些豪族。她重用南阳大族兼开国功臣贾复之后贾建,史称“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以建为侍中,顺帝时为光禄勋”。还先后召盖延、减宫、李忠、万修、邳彤、朱佑、景丹、杜茂、傅俊、马武等功臣之后封为侯,马、窦两大外戚世家当然也在召封之列,甚至包括曾以巫蛊之术排挤她的阴氏家族,“后愍阴氏之罪废,赦其徙者归乡,敕还资财五百余万。”这绝非只是出于怜悯而为之。

东汉仕进制度是具有其自身特点的。东汉立国之初,统治者就认识到乡间豪族的巨大能量,故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策略,以安抚这些“豪家士族”。其中仕进制度就明显带有这一倾向。东汉崇尚儒学,通经方能入仕,因此郡国学和私人讲学盛行。入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而且需要官僚举荐,于是大批追求功名利禄之士纷纷投靠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明帝时太常桓荣有门生数百。桓荣的门生丁鸿官至少府,有门生数千。官至大司农的楼望,晚年门下诸生着录者达九千余人。

何进

东汉时期,从朝廷到地方州郡,国家都赋予了这些官员自行辟除属吏的权力。《后汉书·张奂传》载:

“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

可见,张奂曾为梁冀故吏,虽然张奂与梁冀的关系并非密不可间,但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故吏与举主的关系,故被免官亦在情理之中。东汉官僚阶层内部,由于形成大小不同的集团,自然要向其独立性方面发展。在皇权强大时,这种独立性受到限制,一旦皇权衰微,便会立即膨胀,成为割据一方的分裂集团。诸如东汉未年的重卓、袁绍、曹操、刘表等都是这类集团。

何太后

(2)外戚集团的经济基础

由于两汉之间,豪族势力已经急剧发展壮大。东汉豪族外戚在取得政治地位之前,就已经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比如阴氏自西汉宣帝以来便是“田有七百余顷”。明帝时外戚集团大都也是贵族大地主,“马援在河西,有谷数万斗。”此外,南阳,颍川豪族集团、关西(关陇)豪族集团和河北豪族集团是东汉初年形成的三大功臣集团。刘秀能够建立东汉,在于他取得了他们的支持。耿纯在劝刘秀称帝时曾说:

“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

董卓

除了三大功臣豪强势力之外,还有很多豪强大族。他们也相继投入到东汉王朝的统治集团中来。如王丹“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千斛”。又“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可以说,东汉初的几大功臣豪强势力,在其立朝之前就已十分强大。他们参与光武集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政治势力。以夺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利。

而在另一方面,在光武建立东汉王朝之后。土地兼并的势头并未完全被抑制。随着大豪族、大地主经济对东汉政权的依附及其势力的扩张。大批自耕农破产。结果是,他们不得不依附于大豪族。如此一来,功臣豪族阶层通过自己的政治实力,即所谓的超经济实力,不断的获取经济资源。之后又大量的招募宾客与部曲。形成真正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像如此大规模豪强势力的崛起,必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冲击。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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