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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程志宏 书法发展至唐代，各体趋于完备。随着唐王朝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国力强盛，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阶层强力推动下，将“以书取士”的传统推到了极致，开设了弘文馆、崇文馆等书学机构，网罗并培养了大量的书家以及书学人才。这些举措使得楷书的法度逐渐完善成熟，随之也出现了大量被后世奉为经典的作品，褚遂良及其作品《雁塔圣教序》的出现便是这一时期的高峰之一。 《雁塔圣教序》刻有二块碑石，分别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二石皆为褚遂良楷书，唐时中书省置玉册官著名刻工万文韶刻字。原石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慈恩寺大雁塔底层，分别立于塔门东、西两侧，碑石带龛。《雁塔圣教序》的两块碑石行文形制较平常所见碑刻奇特之处是：
两碑行文相向及对称形制极为罕见。《雁塔圣教序》为隶书题额，褚遂良所署官职为中书令，书写时间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雁塔圣教序记》为篆书题额，所署官职为尚书右仆射，书写时间为永徽四年岁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 两石虽为一人所书，但因刻工的精妙细致程度，可看出前后风格略有差异，在临摹和学习时不可不察。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中说：“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我们从新出土的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王琳墓志》和徐浩书《陈尚仙墓志》等资料相映证，中唐诸家书风莫不受其影响，可以说褚遂良将楷书的法度与意趣相结合，真正的开创了唐楷之风。《雁塔圣教序》在初唐楷书中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同时也使得其成为学习唐人楷书最经典的范本之一。 从左至右分别为： 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王琳墓志》、 徐浩书《陈尚仙墓志》 说到楷书的学习，就不得不谈怎样临摹和运用所学范本进行创作的问题。临摹在书法学习中，是每位书者都要掌握的一种学习方式。临摹一词从字面意义上讲，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学习古人字帖的方式。 “临”指对着古人范本进行学习，而“摹”则是将透明的不滲化的纸张蒙在范本上摹写。然而，自书法成为艺术，书家成为偶像，作品变成范本，临摹便因学习者个性的不同、习惯的差异、条件的限制而使得对其性质、作用方式各执一辞，莫衷一是。从汉代赵壹在《非草书》中，众文士为学习草书争相模仿张芝草书的记载，应该是最轰轰烈烈的临摹运动了。可惜当时的临摹方式、心得及作品史上无传，不然总结出来便是书史中最早有关临摹的书论和实证了。对于临摹的描述和定性，古人书论中最言简意赅的应当是孙过庭《书谱》中“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一句了。窃以为这一句正道出了在“临”和“摹”时要注意的两点,即不管“临”与“摹”，对于范本首先要“尽精微”地去体察揣摩，只有察之精，才能在实际操作中拟之似。 “临摹”一词，我们平常提到时，总认为是对照字帖书写的一个过程，而在内心中却很少把它真正地分开去体会和实践。大多是对着字帖认真观察，进行努力准确地临写，采用摹写方法的学书者却不多。在总结古人学习方法时我们会看到，他们会非常明确地将“临”与“摹”区分开来并且综合运用，从而提高对范本的学习效率。 宋人岳珂曾说：“临摹两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栌攘桷，虽具准确，而缔创既成，气象自有之拙；临帖如双鹄并翔，青犬浮云，浩荡万里，各随所至而息。”岳珂既擅书画又精鉴赏，对“临”与“摹”能得出这样的论调绝非无的之矢，想来在“临”与“摹”中也自有一番甘苦非他人所知，才得感慨如斯吧。再将姜夔所言：“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与岳珂观点相对照，可见“临”与“摹”对书法学习各得其益，须相互糅融，方能窥得前贤法帖之妙。经过实践将“临”与“摹”交互运用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虽然运用之间不能尽现于手底，但坚持久了自然能将范本法帖特征及精神准确地传达。 在《雁塔圣教序》的学习中，可以先了解各家对这一字帖范本的学习方法，对“学”与“变”做一梳理，然后将自己的学习方式按照摹、临、拟、变这样四个步骤来完成。 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所言：“若瑶台青琐，窗映春林，美人婵娟，不胜罗绮，增华绰约，欧虞谢之。”准确地道出了褚遂良书法婉转遒媚、富于变化的特征。因此在临摹学习时，要能从观察中逐渐体会到笔法精妙处不独在于提按、使转、翻折，须更多体会其婉转优雅的笔势流走，这正是造就褚书“如美人婵娟，不胜罗绮”般的结字方式和“晴云挂空”般的章法。再从梁巘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中体会褚书在书写中指腕挥运的轻松和自然。 学习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复印放大之后的双钩影摹，或是对帖揣摩临写，便会发现在对着黑底白字的拓本时,我们在视觉中接受的效果和实际字帖中用笔提按的轻重、点画线条的曲直、部首结字位置的排叠，“摹”与“临”之间所得结果相差极大，两者只有相互对比学习，才能逐渐体会到古人评价“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功，笔意之间，不可穷其端倪。”的妙处。而在这套字帖中，将原石照片加入对比，能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体会褚书的挥运之妙，同时也可以修正对于刻本认识的模糊和不足。 通过临摹，体会用笔中点画的起承转合，笔势的婉转屈曲、牵丝映带，进而熟记范本法帖中的字形、章法，体会其疏淡洒落的气息。在学习过程中，可通过部首和结字类型的不同，将帖中字形分类熟记，直至能够背默书写，将帖中优美骈句试着写成形式完整的作品，开始由临摹逐渐转换为“模拟创作”。集句、集联到集文，可先选择字帖里原字较多的作品来集。随着书写内容的扩展，便可以一部分从《雁塔圣教序》中集字，另外一部分从褚遂良其他帖中来集，再以《雁塔圣教序》书写风格相统一之后，就可以完成集字创作。进而再到将字帖中没有的字，通过帖中已有偏旁、部首或相近结构组合完成“半集字创作”，这就促成了从临摹到创作的递变。 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宋拓本局部 我们学习书法，临摹古人留传下来的范本法帖，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古人的精深技法和书写经验，使书学者在艺术创作中少走弯路。从自发的临摹，到自觉、自由地创作，再达到愉悦性情，这便是在书法的学习和运用中，实现了一种对美的追求和创造。通过大量的摹写、对临、集字创作，熟记字形，掌握法帖中的用笔特征、结字方式、以及章法风格，并能够熟练运用于创作中，临摹便达到了其目的。 临摹作为基本功，可以说是贯穿书家的一生。王铎曾说“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以此相间，终生不易。”所以，只有厚积才能薄发。否则创作就如同无源之水一般，或是“四不像”般的拼凑，或是臆造般的随意书写。因此，我们无论是初学，还是渐入佳境，或学有所成，都不能轻视临摹的作用。但临摹绝不能成为简单的抄写或是依葫芦画瓢。 学习初期，要忠实于原帖的临摹，尽力和原帖书写一致。但随着一位书家技巧的丰富、风格的成熟，以及审美上的变化，在临摹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变异”，这种“变异”须是水到渠成地通过叠加、剔除、精简不断锤炼而来的，绝不能作为临摹而不能逼肖原帖，就成为所谓“意临”的借口。古人在印刷条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苦学能做到与原帖“如灯取影”不失毫发般的近似，也能在取法经典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不失其精神，这都是在具备深厚积淀的前提下完成的。如于右任，除了研究魏碑和墓志书法，他对唐代墓志和褚遂良书法也极为用心，试看其临摹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作品，利用丰富的用笔表达，不失原帖神韵，并且能够将经典运用在日常书写创作中，这在他所书《杨松轩墓表》中可窥一斑。我们从于右任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虽然用笔和结字特点加入了作者精熟魏碑之后的特征，但其中静穆清朗的韵致全出自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从左至右分为于右任临 《雁塔圣教序》《杨松轩墓表》 对于临摹精熟并得原帖精髓者，沙孟海先生的几件作品能给我们深刻启示。他极为推崇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故而用功亦深，从中所得更巨，从其褚书面貌的创作作品中，可窥其从临摹到创作化而用之的过程。下图三幅对联可分别看作是沙孟海对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学、用、化的转换。 从上文可见，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将书写技巧完美展现的前提下，发挥“笔势”与“笔意”的运用，使得中晚唐楷书逐渐不再斤斤计较于点画楷则。《雁塔圣教序》被视为楷书学习的经典范本之一，为书学者提供了更具书写性的碑帖范本，这也是褚体异于初唐其余诸家的特点所在，无愧于刘熙载“褚河南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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