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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缺二的《易经》 中国人对《周易》都不算太陌生。在当代国学市场上，周易是最“热”的国学学科。《周易》给人的感觉是包容万象、蕴含无穷智慧，小可以启悟人生真谛，大可以解开宇宙密码。以《周易》自己的话说就是：“《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确然如此，《周易》是古代华夏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是“华夏文明智慧的源头”。其丰富的内容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不过《周易》只是《易经》中的一种，《周易》并不能完全代表《易经》的全貌。众所周知，太极拳有陈式、杨氏、吴氏、孙氏等不同种类，《易经》亦是如此。《易经》的派别有三种，一谓《连山易》，二谓《归藏易》，三谓《周易》。 孔颖达云：“连山起于神农。”邵雍曰：“夏易曰连山。”也就是说《连山易》起于神农，兴盛于夏朝。家铉翁称：“归藏之书作于轩辕黄帝。而六十甲子与先天六十四卦并行者，乃中天归藏易也。”《归藏易》又称为《商易》，因此可知《归藏易》起于黄帝，兴盛于商朝。至于《周易》，起于西周初期的周文王，完善于周公，也有说是孔子，总之截止目前《周易》都处于兴盛繁荣的状态。 《周易》虽然一直欣欣向荣，但是《连山易》和《归藏易》却早已没有了踪迹，据说是绝迹于东汉之后。为什么说是在东汉后绝迹？因为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正经》中曾说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所谓兰台，乃是汉朝皇宫内的档案典籍库。桓谭此说就代表《连山易》和《归藏易》在东汉时都曾保存在兰台，只是在东汉过后绝迹。其实不然，桓谭此论有误。因为如果《连山易》和《归藏易》东汉时在兰台，那么为何西汉易学名家辈出、著作纷呈，却未见一人留下过一句所引《归藏易》之文。另外，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曾奉诏对朝廷所藏图书进行过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础上刘歆于哀帝时编著出了朝廷藏书目录《七略》。《七略》的编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书整理工作。但《七略》并未记载有《连山易》和《归藏易》。之后又有东汉的班固撰写的《汉书·艺文志》，此书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更加完备。但就是如此，《汉书·艺文志》也未曾提到《连山易》和《归藏易》。要知道，班固在桓谭之后。桓谭逝世之时，班固才出生。最重要的是，班固就曾担任过兰台令，所以他至少对汉代兰台是否收藏过《连山易》和《归藏》应该是了解的。但是班固宁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汉志·艺文志》中补入桓谭所指的《连山易》与《归藏易》。可见桓谭要不说的是假话，要不就是看的是伪书。 《连山易》和《归藏易》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存在太多的伪书。举一个例子，在1993年3月，考古学家在湖北江陵荆州镇邱北村王家台15号秦墓中出土了《归藏易》竹简394枚，约4000余字。此简一出土，就有专家认定这是上古时期的《归藏易》。但也有专家认为此乃后人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归藏”筮法重新编制的筮书，并非上古《归藏易》，因此王家台秦墓的《归藏易》竹简之真伪仍然存疑。因为中国人托古造伪之事，太屡见不鲜了。当然，此处指的后人，乃是商朝灭亡后至秦朝时期的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古人。因此，到目前为止，《连山易》和《归藏易》何时绝迹仍是扑朔迷离。没有任何实锤的证据能说明是绝迹于东汉之后。 二、《连山易》灭绝 秦始皇焚书，但不焚毁医书和卜筮种树之书（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因此，如果东汉桓谭之言不能支撑《连山易》和《归藏易》曾确实出现在兰台，那么此二易或许早已消失在更早的时期。准确的说，在周朝建立后，《连山易》和《归藏易》就已经被周朝官方灭绝于历史的黄沙之中。 卜筮，乃是古代帝王尤为看重的事情，也是古代宫廷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卜筮，代表着与神灵沟通，意味着天赋君权。此等要事，只能由帝王掌握和由帝王任命的专人主持。唯有这样，帝王就能代表天地神灵的“指示”在人世间名正言顺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主宰一切的权力。对此，《史记·龟策列传》中写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所以，用于卜筮的《易经》乃是一个王朝思想文明的象征，天赋君权的权利象征。《易经》从诞生的那天开始，就已经烙印上了国家政治合法性、帝王权力、王朝命运以及王朝思想文明等元素，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无法剥离。 所以，当商朝取代夏朝的时候，商王朝的帝王就必须要用心地抹去夏王朝的思想文明象征，即《连山易》。只抹去还不行，还得新建，破是为了立。因此商朝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思想文明体系，即《归藏易》。 《商易》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就目前所知，全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凡是能够确切判定年代的，都是武丁时期为最早。迄今为止，还未找出确切属于武丁以前的甲骨刻辞。”（摘自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综上所述，甲骨卜辞，是殷王武丁治下的五十余年间，经一二百贞人之手初具雏形，并在其后八位殷王，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中走向完备。与神灵通话之记录、既满足了殷王的宗教追求，又捞取了敌手无法复制的政治合法性，此说对卜辞初创之动因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摘自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易经》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商人构建的《归藏易》体系包含的内容超越了《连山易》，其“易”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特别是通过龟甲占卜而铸就的文字文明，让商王朝同时期的青铜文明都黯然失色不少。在商王朝的《归藏易》走向完善、迈向巅峰的历史岁月中，代表夏王朝的《连山易》被刻意的抹去了历史的痕迹。 三、《归藏易》灭绝 商人深知掌握《易经》解释权和通过《归藏易》构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因此，商人决不允许周边的蛮夷小邦偷学《易经》以动摇自己的文明根基。这些蛮夷中也包括地处西陲的周部落，即后来的周朝。 说西周是蛮夷一点不为过。童书业先生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写到：“殷已入青铜器全盛时代，周则文王以上之青铜彝器迄未有明确发现，周在彼时支野蛮落后，从可知矣。”说西周是小邦也并非信口雌黄。童书业先生还在《春秋左传研究》一书中写到：“则商纣时殷人盖甚重，国力强与周人远甚，故周人屡称殷为‘大国’，自称‘小邦’，牧野之战时犹战战兢兢也。” 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相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此时的商王朝拥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而锋利。他们还拥有《易经》文明及由其而产生的文字文明。 虽然商王朝想扼杀所有蛮夷小邦对文明的涉及，但阻止不了周部落向往文明的决心。不仅如此，周部落还拥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实质性行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往商文明靠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婚嫁。当然，商王朝很重视商人贵族高贵血统的纯洁性，他们绝对不允许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的蛮夷小邦。但是这阻止不了周部落的人打擦边球。周部落虽然无法赢取商王朝贵族女子，但是他们积极通婚臣服于商王朝的东方外围小国。虽然商王朝这些周边小国文明程度稍逊一筹，但是其文明的辉煌对于周部落已经是高山仰止。 亶父的儿子季历和孙子周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的夫人。周人自我炫耀这二位夫人乃是商人贵族之女，其实不然。商人是“子”姓，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可见并非是商人贵族之女，而是商王朝外围小国贵族之女子。即使如此，也难以掩饰周人兴奋的心情。他们在《诗经·大雅·大明》中写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又在《诗经·大雅·思齐》中写到：“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周人称呼此二女子为“大任”、“大姒”，自豪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后来周文王著《周易·归妹卦》时，专门在六五爻辞上写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周部落通过这种擦边球式的通婚获得了切身的实惠。因为来自商文明附庸的两代夫人给周部落高层带来了商王朝最核心的卜筮文明，即《易经》。虽然这两位夫人带来的《归藏易》还不是最地道“商易”，但是这独特的卜筮文明已经让在这方面具有天赋异禀的周昌沉溺其中，开启了他废寝忘食的学习钻研之旅。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周昌学习《易经》的消息被商纣王得知，这也成为他被商纣王抓捕而囚于羑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昌虽被囚于羑里，但并不能阻止他继续钻研《易经》的热忱。反而因为被囚禁而腾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供其深入思考。周昌在被囚期间，推演八卦，调整期组合和卦位，并系之以卦辞，自己独创出了后天八卦，开启了《易经》的新篇章，《周易》在羑里诞生了。司马迁在《史记·报任安书》中对此事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的产生，标志着周人掌握了思想文明的钥匙，更是标志着他们也可以与鬼神沟通，也可以代表天地鬼神行使合法的政治权力。通向天赋君权的钥匙不再是商朝贵族的唯一，周部落的贵族也巧妙的配置了一把。所以当西周伐商成功之后，周人在《诗经·大雅·文王》中写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周代商，乃是上天的意志，不可阻挡。 商朝的军队当初能够轻易地在岐山带走周昌，说明当时周人的实力完全无法与商王朝对抗，只能任其摆布。不过从周昌被捕囚于羑里之时，其谋反替商之心已经在其心中生根并迅速发芽，这些征兆都在《周易》中变现得淋漓尽致。在《周易》的卦辞和彖辞部分，多次出现“利建侯”、“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用语。这显然不应该是一个臣服国贵族应该使用的语言。坤卦卦辞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更是杀气腾腾。“东北丧朋”，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河南一代，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周昌要带领部落与商朝决裂。“西南得朋”，说明周昌已经有联络西南地区各蛮夷小邦共同伐商的想法。后来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蛮邦确实参与了伐商。《周易·彖辞》中出现最多的“利涉大川”一词，更是反应了周昌已经在详细考虑以后部落讨伐商朝的行军路线问题了。从关中到朝歌，必须渡过黄河。如何顺利渡过黄河，是行军路线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成败的枢纽之一，因此也成为了《周易·彖辞》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当纣王败于牧野，自焚于鹿台之时，也宣示着《周易》即将替代《归藏易》。当年《连山易》如何绝迹，《归藏易》也将重蹈覆辙，其被灭绝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虽然周王朝对商人并未赶尽杀绝，并给予商人后裔以封地建立宋国，但是《归藏易》从此再也不能得见天日。连研究《易经》韦编三绝的最资深粉丝孔子也发出了“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的感叹。周朝代商已成定局，《周易》替代《归藏易》也是一个注定的必然。 四、《周易》的薪火传承 那为什么周朝灭亡后，《周易》能够一直薪火传承至今，而没有重蹈《连山易》和《归藏易》被灭绝的覆辙？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究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周易》比《连山易》和《归藏易》更加先进，而是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让《周易》在无意之中逃过了被埋进历史尘沙中的厄运。 何谓官学？是指在夏商二朝和西周王朝初期，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和卜筮之术。掌管典籍的贵族官吏和掌握卜筮之术的卜人都是世袭继承制。这些掌握着王朝核心文明的贵族把持着文化要职，又采取父死子继的制度，文化礼仪、典籍和卜筮之术只能在贵族内部传承。普通贵族和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民间无学术，也无学校教育。清人章学诚说：“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如果一个王朝仅以官学体制承载文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这个王朝的政治枢纽崩溃，王朝掌握文化的贵族群体被诛杀，那么这个王朝的文明就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在夏商周时期，最核心的文明就是卜筮之术，也就是《易经》。因为此文明代表着政治的合法性和与天地鬼神交流的权力。所以其他文明尚可酌情保留，但是前朝的《易经》文明必须先予摧毁，再建属于当朝的《易经》文明。官学的体制造成了《易经》文明易受集中打击的危险，而且一旦前朝王室文化贵族群体被一锅端，《易经》文明亦即宣告灭绝。夏商二朝，就是如此。因此当年《归藏易》替代《连山易》，《周易》替代《归藏易》的背后，伴随的应该是一场场人为刻意制造的血腥屠戮。 《周易》却是十分幸运。首先公元前841年，发生在西周首都镐京以平民为主体的暴动，让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王室的文化职官系统中分离了出来，王朝文化官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史称“国人暴动”，中国历史也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孔子在《论语·微子篇》中对王朝文化官员流落四方的情形做了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馨襄入于海。” 这批当时的王朝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文化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士，靠在民间传授知识维持生计。《周易》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西周王室走向了普通贵族和普通百姓之间。 紧接着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随着周王朝的首都从镐京迁都洛阳，周王朝迈入了东周时代。而东周随着“周郑交质”及郑庄公打败王师，郑将祝聃箭射周桓王开始，周王朝名存实亡，诸侯开始坐大。接下来楚庄王问国之神器九鼎的轻重，季氏‘八佾舞于庭’，鲁国用天子才能用的大社祭等事件接踵而至。在这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时期，周王室已经无法再承载文明的创新和延续，王朝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再次出走，良禽择木而栖。比如老子，曾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也就是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过后因为周王室的衰落和权贵的争斗而离开王室中心，开始著书出关。《周易》文明再一次伴随这些王室文化精英的出走，再次在民间开枝散叶。 最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的瓦解，各诸侯国开始争霸。为了争取在诸侯混战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诸侯们纷纷“举贤才”，大力揽“士”。史载“诸侯并争，厚召游学”，列国君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招揽人才。但这个时期恰恰周王室文化官员失守本职，衰落的周王室旧贵族又无法推动文化发展，诸侯又不兴文教，于是学术传承的历史使命呼唤着私学的产生。 确实如此，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更不等于文明废。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率先做起了“私塾老师”。穷其一生，教出了三千个“本科生”，七十二个“研究生”。对于《周易》，孔子对其研究达到了“韦编三绝”的状态。并写出了自己对于《周易》研究的论文，史称《周易·系辞》。《周易》在孔子手上变得更加熠熠生辉。继孔子以后，百家争鸣，诸侯贵族养士成风，像邹衍这些“阴阳家”，更是活跃在诸侯、新贵族和民间的历史舞台上。 虽后来作为《易经》迷的始皇帝在焚书之时特下旨不得焚毁卜筮之书。但其实此时要想灭绝《周易》已经不再像灭绝《连山易》和《归藏易》这样容易。此时的《周易》经过西周中后期的“国人暴动”、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学衰而私学兴，数百年时间期间，《周易》的发展状态已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时哪怕强如秦始皇，要做到对《周易》斩草除根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周易》此时在中华文明中的真实生命力恰恰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周易》之所以能在西周中后期到战国后期周王朝灭亡的数百年间，完成从官到私，从王庭到民间的逐步扩散和生根发芽。与周武王当年发明的宗亲分封制和周公创立的《周礼》密不可分。“宗亲分封制”和《周礼》在政治制度上和政治思想上让周王朝的政治生命力具备了强大的弹性。哪怕是周王室在极度衰落，诸侯迅速坐大的动荡岁月中，周王朝都做到了不会像夏王朝和商王朝那样因为一场战役而亡国。毕竟夏王朝和商王朝的政治体系设计让其无法“享受到像“尊王攘夷”等类似的政治福利”。但就因为周王朝极强的政治生命力，也给予了《周易》由“官”到“私”的时间保障。 当历史的车轮来再到两汉时期，《周易》终于迎来了其全面怒放的时代。不过，《周易》的背后却是意味着人为刻意的文明灭绝和无意之间的薪火传承。 参考引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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