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松/ 《诗》研究还是《诗经》研究

《诗》与《诗经》是有区别的。就《诗》的本身来说，她无疑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以这一部文学作品作为政治说明和政治教化的手段，《诗》就变成了《诗经》，就成了文学以外的东西，原本文学的语言和文学的意象，反而成了以文学不好解释的对象了。我们谈论《诗》的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对当代诗词的影响，其本意自然应当是《诗》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形式的传统及其影响，那么，两千多年来以《诗经》为载体的政治说明或政治解释，就需要加以辨别并摈弃在我们的讨论之外。但实际上，《诗经》的政治说明或政治解释，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已经形成了对于《诗》的理解的禁忌的藩篱，这一事实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因此，《诗》的重新理解就是一件仍然需要做的工作，当然这个重新理解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文学的标准。

谈论《诗》与《诗经》的区别是不是一件无中生有或者毫无意义的事情呢？以前的学者是不是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在以前的学者确实并没有人提出过，但是，与之相关的议论却并不少见。

比如，傅斯年先生在《〈诗经〉讲义》的《泛论〈诗经〉学》一文中开篇即说：“《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他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他的文辞的颇多”。同一篇文字中，谈到“我们怎样研究《诗经》”的问题，讲：“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傅斯年先生特别地强调《诗》的“文学价值”和“文辞”，其实是与《诗经》向来的注重教化也就是注重政治的观念相反对的。不过，这种相反对的态度却并非傅斯年先生的个人兴趣偏好的无意流露，而实在是表达了一种学术立场，他在谈到“宋代《诗》学”问题时就讲：“自古学在北宋复兴后，人们很能放胆想去，一切传说中的不通，每不能逃过宋人的眼。欧阳永叔实是一个大发难端的人，他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达些很旧的观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观点，动摇后人。……朱紫阳做了一部《诗集传》，更能发挥这个新义，拿着《诗经》的文本去解释新义，于是一切不通之美刺说扫地以尽，而《国风》之为风，因以大明。……只可惜文公仍是道学，看出这些诗的作用来，却把这些情诗呼作淫奔，又只敢这样子对付所谓变《风》，不敢这样子对付大小《雅》、《周南》、《召南》、《豳风》，走的最是的路，偏又不敢尽量的走去，这也是时代为之，不足大怪。”可见，傅斯年先生的特别强调“文学价值”和“文辞”，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只是，他并没有很明确罢了，以至于还是把《诗》与《诗经》的名目混淆着在使用。

其实，我们在读《诗》的时候，往往也曾心生疑窦。当我们看到《毛诗》说“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却实在无法从诗的文本中“洞见”这种德化，倒是很能从诗句中体会到上古民间一般人的喜怒哀乐，知道他们的情感与我们的内心相去并不遥远。在汉朝以后，有许多时候人们也往往可以抛开《诗经》德化观念的羁绊，能够从《诗》的文本中，从她们的优美诗句中去体会那一份内心的沟通。傅斯年先生所举晋人的例子和宋人的例子都可以说明。到了清代，方玉润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与《毛诗》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他的《诗经原始》讲《关雎》：“《小序》以为‘后妃之德’，《集传》又谓‘宫人之咏大姒、文王’皆无确证。诗中亦无一语及宫闱，况文王、大姒耶？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讲《葛覃》：“《小序》以为‘后妃之本’，《集传》遂以为‘后妃所自作’，不知何所证据。以致驳之者云：‘后处深宫，安得见葛之延于谷中，以及此原野之间鸟鸣丛木景象乎？’愚谓后纵勤劳，岂必亲手‘是刈是濩’，后即节俭，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正，岂得为一国之母乎？盖此亦采之民间”。周振甫先生《诗经译注》多采方玉润的解释，言语之间是颇以方说为是的，但终于也不能不主要引据《毛诗》，把文王教化后妃母仪之类生生地放在一个文学读本的解释里，又不能舍弃《三家诗》穿凿附会的故事，把一篇篇即兴而天成的歌吟与春秋史迹生拉硬扯在一起，这是以《诗经》，也就是以《诗》的经说为正统的观念在作怪，自古以来，在中国文人这是一个极大的束缚。其实正如方玉润讲《芣苢》所言：“夫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这是提出《诗》与《诗经》区别的意义，就是要让《诗》回归到诗的本来面目，回归到诗的自然与人性。

就常识来说，实际上人们都知道，纯粹文学的《诗》是本来的，而作为政治工具的《诗经》是后来的。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讲义》里说：“经作为儒家书籍的解释，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先秦诸子文献上首次提及的是《荀子·劝学》篇：‘学恶乎始？恶乎终？其数则始于诵经，终于读礼。’……此外，《管子·戒》篇曰：‘泽其四经’。《管子》一书系战国时作品，所谓‘四经’指‘四术’，即诗、书、礼、乐。还有《庄子·天道》篇云：孔子‘繙十二经’。《天道》篇属外篇，出于后人依托，但也为战国时作品。”而就《诗》的篇章所描写的内容，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在《诗》被奉为“经”之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年代，在那些年代里，《诗》是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传诵的，只是到了孔子，《诗》除了作为诗本身之外，还被作为语言学习的范本，故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被作为了解以前时代的历史材料，故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与我们不仅从唐诗宋词中直接体会感受诗意，而且也从唐诗宋词中学习语言，也把唐诗宋词当作了解唐宋历史的材料一样，都是《诗》的文学属性的自然伸展。

那么，什么是经呢？经的属性又是什么呢？周予同先生说：“首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称。其次，经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书籍，它不仅为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所‘法定’认为合法的经典，而且是在所有合法书籍中挑选出来的。……再次，经本身就是封建专制政府和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一的主要工具，也是封建专制政府培养提拔人才的主要准绳，基本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合法的教科书。”就是说，经是被赋予了典型的统治阶级意识和观念的典型的书籍，经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的。相似的例子是，以色列人的旧约全书不过是一部记录其先民事迹的故事集，但是，当把这些故事赋予了神意的解释之后，它就从一部普通的故事集变成了一部宣示神的旨意的《圣经》了。五经六经也是一样，是普通的书籍被赋予政治意义之后的神圣化。经，最初为六经，周予同先生讲：“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者为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天下篇》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所谓‘五经’，即上述六经去‘乐’。始称于汉武帝时。”“关于七经的名称。始见于《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曰：‘典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受业者百有余人。’继见于《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说明汉武帝以后就有‘七经’了。……清全祖望《经史问答》解释说：‘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可见，除了六经的说法始见于战国后期之外，五经七经已经是汉武时候的事了，至于九经十三经的时代则更晚了。不过，愈是后期，经的政治属性就愈强，东汉所谓以孝治天下，故去《乐》而增《孝经》，就是一个例子。

《庄子·天下篇》所谓“诗以道志”，这个道，可以理解为道家之道，也可以理解为导，“诗以道志”就是引导心志的意思。《毛诗》《关雎》小序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孔颖达《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所谓志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志向，《王力古汉语字典》亦作此解。不过，通观《诗》三百篇，多男女相悦之诗，多离别相思之诗，多寻常劳作之诗，真正“言志”之诗却并不多见，那么，古人之说而我们今天也常常引用的“诗言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恐怕只有将那些人们本来普通而又常见的情绪加以政治意志的点化才可能解释，也就是说，所谓“志”是人的普通情绪的政治神圣化，是附加到那些诗之上的东西。

那么，是不是也有《诗经》之研究呢？当然，既然有纯粹文学的《诗》的研究，也就有附加了政治教化意义的《诗经》的研究。不过，前者是在文学的范畴里的讨论，而后者则是对于历史中曾经存在的一种政治现象的讨论，其意义和目的截然不同。就《诗》的研究来说，由于没有把《诗》与《诗经》区别开来，纯粹文学的研究总是被蒙着一层政治的灰尘而不得其意趣，同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诗经》的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也几无成果，而这种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的教训也就被人们忽视了。

讨论这个问题，附带地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当代诗歌的文学批评或研究，不宜过多地评价和推动它们的文学之外的意义，比如所谓时代性或时代精神。我们都承认，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但这种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活动的总和所显示出来的东西，那么，这种精神就只能在一个时代的历史相对地已经完成之后才能够体会和显示出来。这个体会和显示的历史过程，有时需要几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对于《诗》所显示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直到今天也还不敢说已经完全认识清楚了。因此，身处一个时代中，企图定义甚至引导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一种虚妄，结果何啻于南辕北辙，欲速而不达？

诗歌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精神，是因为诗歌在所有文学形式当中是最为感性的一种形式，诗歌的创作说到底是非常个性化的创作，情绪所至，意气所之，往往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每个诗人的偶然性的自由的写作，这种非既定意识形态非既定思潮非既定观念的写作，在总体上才会表达一个时代的某种真实。不是所谓时代精神引领着诗歌的创作，而是一个时代的诗歌的整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一个时代的气质或者精神。盛唐的诗意不是由一个盛唐的主观意识引领着发生的，恰恰相反，是盛唐的诗人们毫无顾忌恣意挥洒的诗篇，反映出了盛唐包容天地因而无所不往的气概和自信。

参考文献：

1、傅斯年《〈诗经〉讲义》，中华书局，2016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2、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2016年3月北京第4次印刷。

3、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