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宋经楼书店往事

今年3月初，我在一家旧书店买到一批民国时期的医学书，所费不赀。其中大多是临床医学方面的书，还有几本是中医方面的。我平时淘书从来不会涉猎医学，一是不懂，二是没有兴趣，后者的因素居多。这次之所以破例，是因为这批书全部是一位名医的旧藏，而我看中的是其中六七种拓本和碑帖。然而，卖家奇货可居，非要“一枪打”，拓本、碑帖和书一块卖，不拆售。没有办法，我只有咬着牙全部拿下了。

回来整理了好几天，收获颇多。其中有七册出版于1948年至1949年间西医方面的书，勾起了我的兴趣。书名分别是《医化学》《诊断学》《法医学》《皮肤病学》《组织胎生学》《药物学》《新药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丛书名“最新实用医学各科全书”。编著者也是同一个人，署名“张崇熙医师”，并且全部是“增订五版”，初版则是在民国25年（1936）。由这一点来看，这套丛书在当时的发行量是很大的。

封底有关于这套丛书的详细目录，总共28种，几乎涵盖了现代医学的方方面面。还有一段宣传语，颇为醒目：“现代研究医学唯一良好巨著　包罗万有　述叙明晰　内容完美　誉满全国”。很明显，只有出版方才会绞尽脑汁想出如此鼓荡人心的营销文案。

这套书的出版方是谁？杭州宋经楼书店。再看封三的版权页信息，则更加清晰。出版方宋经楼书店，位于杭州中正街369号。发行方则成了另一家机构——杭州新医书局，地址在中正街371号。在上海，还有一个发行分所，位于汉口路668号。此外，还有新医书局印刷厂的地址：杭州皮市巷144号。

按图索骥，发现中正街就是现在杭州的解放路，皮市巷则仍在沿用旧名，它是一条南北向的老街，一头通解放路，一头通庆春路，皆属于今天杭州最繁华的地段。

再说说宋经楼书店。今人大概会困惑，宋经楼到底是一家书店还是一家出版社呢？答案是，宋经楼既是书店，也是独立的出版机构。这是民国时期书业的一大特色，即很多书店既充任着图书销售的角色，也积极地介入图书出版，可谓出版—发行—销售一条龙产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EPC模式。很显然，这样的机制更利于资源配置和文化繁荣。

宋经楼书店成立于民国22年（1933），创始人为韩庆和，最初位于杭州马市街酱园弄4号。何以名为“宋经楼”？是因为韩庆和曾收到过两册宋版残本《资治通鉴》，故名之。韩庆和，字学川，绍兴人。在大多数文献中，他都以“韩学川”见著。

早年间，韩学川拜杭州文艺书店屠叙臣为师，专门学习修补古籍。屠氏是民国时期杭州的古籍修复名手，韩学川列其门墙，可谓人生大幸。与今天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但凡要入旧书行业者，必须得学会一项看家本领——古籍修复，甚至有“谁不会修补古籍，谁就不算真正业旧书者”之说。因此每一个欲从事旧书行业的人，或多或少都要学习一些古籍修复术，而那种既懂得修复，又熟悉版本目录者，在旧书行当则被称为“横通”。

“横通”者本领大，能“将版本学运用到经营中，如搜书、编书目，还接受学者、藏书家之邀，代为鉴定版本真伪，考证某书源流，与他们称友道兄，宛如雅士高人”。更具意义的是，“横通”们深受学者、藏书家信任，“被委以代访善本、秘籍工作，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成为现代研究版本学的重要资料”。

韩学川就是这样的“横通”。文献记载，韩学川在青少年时期极为刻苦与节俭，所得薪俸几乎全部用来在绍兴、萧山等地收购旧书，故而初创时期的宋经楼书店，就是以专门售卖古籍为主业。抗战爆发后，杭州大部分书店或迁走或歇业，或低价甩卖，勉力维持。唯独宋经楼书店因韩学川善于经营而名震一时。

韩学川不仅善于修复古籍，更具备过人的商业头脑。他看准战乱期间书价大跌的契机，一方面大肆低价收购，另一方面积极编修书店藏书书目，如《宋经楼书目》《宋经楼书店旧本书目》《宋经楼地方志书目》等，专门向日本等地兜售。为了疏通关系，韩不惜将收到的善本古籍送给南京汪伪政权高官，以达到结交显贵、为行商保驾护航之目的。

与此同时，韩学川经过周密筹划，还开辟了另外一个业务方向：专门从事医学书籍出版。起初只是翻印日本人的著作，后来则自己组织力量进行编著，同时印行书目，分发日本、南洋及美国等地，一度风行于市场。战争期间，军队急需医学书，于是军队成了韩氏最为重要的发行对象。上文提到的“最新实用医学各科全书”中的七种书正是由韩学川策划出版的。至于新医书局，则是为了便于医学类书籍的发行而设立的。在一些文献中，有人认为新医书局的成立是在1949年以后，这显然是一个讹误。

有文献记载，韩学川主持出版的医学书籍印量非常大，证据之一是新医书局不仅有自己的编审部，还有自己的印刷厂，并且在北平、上海等地都设有分局，1945年至1949年共出版专业医学书籍51种。从我这次买到的这些书来看，上述说法都可以一一得到验证。同时可以验证，有关韩学川的宋经楼曾在杭州“闻名遐迩”“具有一定规模，且有较大影响力”的评价并非浪得虚名。

事实上，编印书目以向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并非宋经楼独创。民国时期，湖州嘉业堂藏书楼和杭州抱经堂书局都曾印行书目发至海外。尤其是“杭州旧书经营规模最大、声名卓著者”的抱经堂书局，创始人朱遂翔早在1931年就开始开拓海外市场。这些努力吸引了诸多西方名校和机构的目光，如哈佛大学在抗战胜利后曾派专人到杭州广求古旧图书，“连宗谱、家谱尽在收罗之列，借助在华军舰西运”。

朱遂翔是民国藏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据说他目不识丁，但却与《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并称为旧书业的“南朱北孙”。从很多文献来看，韩学川应该与这位书界大咖过从甚密。如在1951年，他还与朱遂翔等人一起，合股开办过一家书店——华联书店。这是一个极富时代气息的名字，却仍旧以经营古旧书为主。遗憾的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虽则华联书店曾收过诸如程乙本乾隆活字初印《红楼梦》、明汲古阁初刻初印原装《陆放翁全集》、元天历刻本《范文正公集》及明代澹生堂祁氏父子手稿及旧藏等很多珍稀善本，但古旧书业已风光不再，不得不在一年多后关门大吉。

韩学川日后的命运也令人唏嘘。1954年，宋经楼奉命迁往上海。翌年，销售与出版分离，成为专门的出版机构，并被纳入国家计划，所出图书统一由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发行。1956年，韩学川接受了公私合营，不久即病故。

我检索资料，看到孔夫子旧书网曾拍卖过一份韩学川的信札，是其1955年10月25日写给上海新闻出版处负责人的，其中写道：

我局为了贯彻出版与发行分工，于本年二月一日起，全部出版物交与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发行，因此我上海分店已无存在必要。经呈准杭州市中城区人民委员会撤回并入杭州总局，为此具函向你处申请歇业，随附书刊发行业营业许可证一张，要求给予办理。

可想而知，从此之后，世间再无宋经楼。

专注藏书文化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