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摘 要: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因而,有效测度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有助于识别影响劳动者工资的决定因素和理解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借助讨价还价模型,从理论上构建一个可以有效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可以有效测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方法;更进一步,以中国微观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更稳定的贸易政策提升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这意味着贸易政策稳定性是影响劳动者工资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有助于深化认识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

关键词:工资议价能力   工资决定机制   贸易政策稳定性

作者谢申祥,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济南 250014);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4);蔡熙乾,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厦门 361005)。

引 言

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既是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一国政府有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所关注的重要方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假定下,劳动者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而在现实的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则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工资议价能力。然而,由于工资议价能力很难直接观测,因而极大限制了劳动者工资决定理论的应用,同时考虑到中国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工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代表员工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的工会组织,致使工资的集体议价机制在劳动者的工资决定中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而,在理论上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刻画单个劳动者与企业进行工资议价的模型,并构建一个容易测度的指标,据此展开相应的政策评估与经验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中的主要部分已基本由市场调节决定。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前提条件之下,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劳动者的个人报酬决定中引入竞争机制。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强调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格局。毫无疑问,中国企业劳动者工资决定的市场化以及日益完整的统计数据为我们研究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制,分析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提供了中国样本。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日趋加深,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列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不容小觑。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 “稳外贸”作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稳外贸”的重要举措在于营造稳定的外贸环境,稳定贸易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开放经济背景下,评估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决定劳动者收入的关键因素即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文献综述与研究创新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

以中国经济为背景,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白重恩等认为,中国1998年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改制,由于国企改制,使得劳动力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从而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罗长远和张军也发现了类似的证据,经济的民营化并没有改善劳动收入的占比。白重恩和钱震杰进一步利用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证实,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走低。伍山林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理论模型,发现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种可能性;同时,经济中的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魏下海等从工会的角度,发现企业内工会的存在,一方面会引起企业工资率的上升,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而由于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要超过工资率上升的幅度,结果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升反降。陈宇峰等则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收入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垄断利润率是劳动收入份额短期变动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魏下海等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因而中国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有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贾珅和申广军则通过拓展 Holmstrom 和Milgrom 的模型,研究发现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降低,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上升,这将提高产出水平和工资收入水平,然而工资水平的提升幅度要低于产出的增加幅度,致使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

邵敏和黄玖立认为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外资进入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唐东波从全球化的角度,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贸易的扩展,致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却不利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蒋为和黄玖立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程度的提升,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而余淼杰和梁中华则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赵秋运和张建武认为,国际贸易和最低工资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降低。

(二)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分析

现有关于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业层面。Brock和Dobbelaere通过加总比利时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从行业层面发现全球化并没有对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Abraham 等则发现,进口竞争反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Moreno和 Rodriguez也发现,进口最终产品降低了西班牙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此外,盛丹发现,外资企业的存在降低了劳动者的集体工资议价能力,出口贸易却显著地提升了工人的集体工资议价能力。在企业层面,Macis和Schivardi利用意大利的雇主—雇员数据,对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溢价进行分解。他们根据个人观察到的特征、个人固定效应和公司固定效应对个人工资进行回归,评估了劳动力构成和劳动者议价能力在解释工资收入中的相对重要性。

已有研究无疑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如下三大方面。首先,我们从企业层面构建了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并不依赖劳动者集体谈判假定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下,较为合理地刻画了劳动者的工资决定机理。更进一步,依据该理论模型可以有效构建刻画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指标,这使得该指标构建在严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其次,从经验分析上,我们构建的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指标,对数据的要求较低,并不需要较为详细的雇主—雇员数据。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了一个工资收入的估计框架,将劳动者工资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动者的保留工资,另一个是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由于我们的框架是基于生产函数估计的,因而只需要产出、劳动者投入、资产总额、中间品投入和工资等公司运营数据,这些数据在一般的企业数据库中均容易获得。并且,本文估计框架的关键部分是对投入和产出弹性的估计,对这些弹性的估计方法已经十分成熟。因此,我们构建的指标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最后,作为理论研究的一个应用,我们还识别了贸易政策稳定性是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的认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除引言外,第一部分为文献评述;第二部分建立了一个劳动者工资决定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从企业层面测度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方法和指标;第三部分则以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指标为基础,实证检验贸易政策稳定性对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第四部分为经验研究的稳健性分析;第五部分则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

结 论

从现实角度看,劳动者收入的稳步提升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也有助于我国经济从出口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探究促进劳动者收入提升的渠道和影响因素则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从理论研究上看,劳动者工资的决定机制一直是劳动经济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和重要议题,而刻画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又是洞悉劳动者工资决定机制的关键所在。在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中,受制于方法和数据的限制,使得有效度量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变得十分困难。本文通过构建可以用来测度企业层面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测算了各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并借以分析贸易政策稳定性对我国企业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影响。

毫无疑问,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影响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因素,洞察劳动者工资的形成机制,深刻理解贸易政策稳定性对一国劳动者的影响。一方面,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无疑有助于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稳定的贸易政策对国内微观经济行为主体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争取稳定的贸易政策,对于 “稳外贸”,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稳定的贸易政策也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我国早日建成消费主导型经济体。

〔责任编辑:梁 华〕

本文系《开放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摘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P4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