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16日，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阳孔学堂联合举办的第十七期“考古文化系列讲座”在贵阳孔学堂举行，此次讲座题目为《追寻最早的中国》，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孙庆伟主讲。  孙教授首先向观众介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出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从她诞生之日起，从来都不是枯守书斋的“神州袖手人”。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顾颉刚的“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李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早已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缠绕在一起。考古学有如日光下的一滴水，映照出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的辉煌，也饱含着中华优秀儿女探寻文明荣光和民族自强的艰苦卓绝。 天下万邦：五千年前的文明图 接着讲述考古界两大著名遗址“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都邑，并拥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双轮车辙、宫城（“紫禁城”）、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大型“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工城（围垣官营作坊区）、青铜器铸造作坊、绿松石器作坊、青铜礼器群。学者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理应是“最早的中国”，是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以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偃师二里头遗址 陶寺遗址：尧都平阳 陶寺遗址拥有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世界最早的圭表、中国最早的天下观，中原地区最早、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中国地区最早的瓮城城门、凌阴，中国史前最标准的双城制——宫城与郭城，中国最早的板瓦、东厨宫室制度、阴阳八卦宇宙观用于城址规划、红铜铸造礼器群。学者何努认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
在两大古遗址发掘整理后，“最早的中国”以及什么是“中国”的标准这一概念被提出。到底“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谁才是“最早的中国”呢？学者许宏主张“最早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应为最早的“中国”。而学者何努以“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的判别标准，陶寺应为最早的中国。孙教授指出，两位学者判断“中国”的标准都是依照二人各自发掘的遗址文化而进行的考证。但要讨论最早的中国，必须要回到最早的背景来研究什么是“中国”。那么，何为“最早的中国”，就需要一个明确的标准。孙教授提出：“中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其实就是“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涉，而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制高点，是“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必须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必须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随后，列举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阐释何为“中国”，最早出现“中国”字样的文物是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何尊：惟王初迁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治民。甲骨文的“中”字是旗帜的意思，“中”是核心，是变动的，随着王权所在而变动。而《说文解字》：國，邦也，从□或声。□其疆境也，或也域字。从历史来看，夏代的中国以“居九鼎焉......四方入贡道里均”为据，商代以东南西北的四方为据，周代以“惟王初迁于成周……夏、商、周三代对“中国”的概念解释基本为国中之国、国上之国，“中”既是当时方位上的“中”，也是文化位置的“中”。所谓的“中国”其实就是“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涉，而是华夏文明的自我称许。 何尊 宅兹中国 孙教授最后对“良渚遗址”、“神木石峁遗址”、“红山文化”、“灵宝西坡遗址”等古遗址作了简单的介绍，并引用严文明先生的观点史前文化是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史前文化形成的三重结构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朵花，花心和花瓣是不能分离的。从文化层面讲，中心和内圈最发达，外圈稍稍滞后，水平也稍低。这就加强了外圈对内圈的依存作用，也就是文化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中华文化连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而最早的中国，实质就是华夏文明主根脉的最早萌芽。 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 图文 | 左云杰（根据孙庆伟教授讲座材料整理） 编辑 | 胡珏 审核 | 赵小帆 考古贵州 |
|
|
襄汾陶寺遗址：大型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