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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十三经》中，《孟子》排在最后，这其中的原因，是《孟子》一书在五代之前一直被视之为“子书”而非“经书”。从以往的文献看，孟子在儒学上的地位并不特别，宋代之前，没有“孔孟”全称，一般都会称为“周孔”和“孔颜”。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孟轲与荀况合传，而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把《孟子》一书也放在“诸子略”。 赵岐撰《孟子题辞》元刻本 后世称孟轲为“亚圣”，这个称呼来源较早，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首次给孟轲戴上了这顶桂冠，赵岐首先讲述了孟子撰写此书的原因，而后他接着称： 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可惜赵岐的这番话并没有引起时人的积极反响，“亚圣”之名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此后又过了上千年，直到元文宗至顺元年，皇帝才把“亚圣”这顶桂冠正式地戴到孟轲的头上。 其实从《孟子》一书的编纂体例来看，该书跟《论语》很相似，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说：“《孟子》七篇之题，皆取自章第一二句中二三字，皆为无义之题，各章篇幅虽多较《论语》为长，但所记皆孟子之言，或与时人及门弟子问答之语；其仅记数语为一章者，亦正不少。故就其篇章体例观之，固与《论语》极相似，而与其他诸子不类也。”所以，从《孟子》一书的编纂体例及行文风格来看，该书确实与《论语》相仿佛，而与其他的子部书则相去甚远。《论语》既然是经部书，那么从体例来看，《孟子》也就有了成为经部书的可能。 虽然如此，但《孟子》与《论语》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论语》一书乃是孔子的弟子编纂而成者，但《孟子》一书是否也是这样的呢？后世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早在东汉，赵岐就认为《孟子》一书乃是孟轲本人所撰者：“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孟子题辞》） 孟轲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呢？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是这样描绘孟轲所处的时代环境：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 面对礼乐崩坏的恶劣世道，所以孟轲决定效仿孔子写一部书： 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 然而细读赵岐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又提及了孟轲跟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弟子共同商谈该书的写法，这样论起来，《孟子》一书也并不完全出自孟轲之手，至少孟轲得到了弟子们的帮助。但是，清代的焦循在其所著《孟子正义》中，引用了元人何异孙《十三经问对》中的所言：“《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 何异孙的这种比较方式很有意思，他说《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们编纂而成者，所以这部书就叫《论语》，而不叫《孔子》，但《孟子》一书直接叫《孟子》，那它就跟《荀子》一样，都是本人所著。而宋代大儒朱熹也认为，《孟子》一书乃是作者的自著，而非弟子的汇编：“《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朱子语类》） 赵岐撰《三辅决录》清道光间梅瑞轩刻《十种古逸书》本，书牌 赵岐撰《三辅决录》清道光间梅瑞轩刻《十种古逸书》本，卷首 朱熹是从文风上做出的分析，他认为《孟子》一书的行文风格从头至尾完全一样，而《论语》一书长长短短，风格上差异较大，这样比较起来，《孟子》当是孟轲一人所为。 清阎若璩也认为，《孟子》一书全部出自孟轲之手，他举出的理由也很有趣：“七篇为孟子自作，止韩昌黎故乱其说，亦莫妙于朱子曰：‘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余亦有一证：《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唐代韩愈曾说，《孟子》乃是孟轲的弟子编辑而成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韩愈没有举出证据，所以阎若璩认为韩愈是乱说，而阎赞赏朱子的所言。接下来，阎举出了自己的一个发现。阎说《论语》中有许多地方描绘了孔子的长相，这正说明该书出自门人之手，但《孟子》却不同，因为整部书内没有描绘孟轲的长相，只记他的言行。阎若璩从这个角度推论出，孟轲肯定是《孟子》的作者。 然而蒋伯潜却认为，《孟子》的确是孟轲的弟子所编之书，他在《十三经概论》中举出了如下的证据： 按《孟子》书中记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皆称其谥。如系孟子自著，岂所见时君皆先孟子而卒乎？又记孟子弟子，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皆以“子”称；如陈臻、徐辟，亦间称“子”；孟仲子，注家皆以为孟子之弟，学于孟子者，而亦称“子”。如系孟子自著，岂有称弟子为子之理乎？全书记孟子之言行，皆曰“孟子”。周秦诸子中，凡称某子者，多出门人所记，与后世文人于文中自称某子某先生者不同。孟子自著之书，亦无连篇累牍，自称孟子之理也。 蒋伯潜认为，《孟子》中在谈到孟轲所见到的一些诸侯时，对于这些诸侯的称呼基本是用谥号，如此说来，这么多的诸侯难道都比孟轲死得早吗？而《孟子》中对于孟轲的弟子也有许多称“子”，而“子”在那个时代乃是对尊者的敬称，孟轲不太可能这样称呼自己的弟子；更何况，《孟子》一书中多处都称孟轲为“孟子”，如果是本人所撰之书，似乎不太可能这样地尊称自己。因此，蒋伯潜的结论则是：“故《孟子》一书，殆由孟子弟子记录其师之言行，于孟子卒后，仿孔门弟子之辑《论语》，纂辑成书耳。书中所记问答之语，以公孙丑、万章二人为最多，且于二子均直书其名，未尝一称为‘子’。窃疑记录多出二人之手，编次成书亦由此二人也。” 可能是以上这些原因吧，因此《孟子》一书长期受不到重视，后世儒家只是把它视之为一部普通的子部书。到了唐代，《孟子》的地位才广泛地受到了重视，清赵翼在《陔馀丛考》卷四《尊孟子》一篇中说：“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也。” 虽然有这些人的努力，《孟子》一书渐渐受到了时人的关注，但因为这些文人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因此《孟子》还是无法由“子”升“经”，真正起到作用的人物，乃是宋代的王安石，在他掌权的阶段，王安石把《孟子》由“子”入“经”，《孟子》一书从此变成了“兼经”。 而《孟子》受到时人的广泛关注，起到最大作用的乃是二程和朱熹。当年，二程要求弟子们把《孟子》和《论语》并列共同来读；到南宋孝宗年间，朱熹从《礼记》中析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而后与《论语》和《孟子》合在一起，共同称之为“四书”，从此使得《孟子》成为了世人皆知的儒家经典。 其实早在五代时，蜀主孟昶就命毋昭裔用楷书书写《十一经》，而后刊刻了《蜀石经》，此《十一经》中没有《孝经》和《尔雅》，但却有《孟子》，因此说，朱熹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之前，《孟子》已经成为了经部，只是那时影响不大而已。 赵岐撰《孟子章句》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单行本，书牌 赵岐撰《孟子章句》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单行本，卷首 如前所言，西汉之前不重视《孟子》一书，而到了东汉，却有五人开始为《孟子》作注。最早为《孟子》作注的人乃是西汉的刘向，他写过一部《孟子注》，但是该书失传了。而后世学者则认为，刘向只是在他的《说苑》中引用了《孟子》中的一些文句，但说他写出了一部《孟子注》却不太可能，因此后世还是认为，《孟子注》出现在东汉时期比较确定，这个阶段分别有：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刘熙的《孟子注》、赵岐的《孟子章句》。 但可惜的是，这五部研究《孟子》的专著，仅有赵岐的《孟子章句》流传了下来，而前四部书只是零星地记载于其他的文献中而被后世做出了辑轶出来，后人方知有这四部书。也正因如此，而突显出赵岐的《孟子章句》是何等之重要，后来的《十三经注疏》中所收《孟子注疏》就是本自赵岐的《孟子章句》，因此说，赵岐的这部著作对于《孟子》一书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岐撰《孟子章句》元刻本 赵岐为什么要对《孟子》下这么大工夫呢？这跟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及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关于赵岐的生平，《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中有着详细记载：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歧少明经，有才艺，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年三十余，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其后疾瘳。 这段话虽然没有讲到赵岐的家庭背景，但他生在御史台，足见其出身不凡。而他在少年之时，对经学就很有研究，所以他才娶了马融哥哥的女儿，而马融是外戚豪族，能与皇族联姻，这也间接地说明了马融家也是当时的大户。虽然如此，但赵岐却不愿意跟马融交往，他不愿巴结这门高亲。赵岐在30多岁时得了一场重病，他在床上躺了七年，这让他感到自己很可能不久于人世。以赵岐的人生志向，这么年轻就离世而去，这当然让他心中大感不平，他甚至想把这不平之气刻在自己的墓碑上。可能也正因如此，他的病竟然渐渐地好了起来。 汉永兴二年，汉桓帝下令在全国招聘名人贤士，赵岐被任命为司空椽，后来他又到皮氏县去做县令，在此任上他做出了自己的成绩，可惜他的主管领导换人了，而接替者乃是一位宦官的哥哥。赵岐特别厌恶宦党，于是他就弃官而去，但他的这个性格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隐患，《后汉书》中称：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戬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 朝中宦官唐衡的哥哥唐玹在京师任都尉，唐玹仗着朝中有人，到处为非作歹，而赵岐跟他的堂兄赵袭多次写揭发材料报告给朝廷，唐玹听到后十分地痛恨。到了延熹元年，唐玹被提拔为首都的市长，赵岐立即意识到唐玹肯定会打击报复，于是他就带着侄子赵戬逃到了外地。果不出赵岐所料，唐玹很快就把赵岐的家人以及相应的亲戚全部逮捕，而后罗织罪名，把这些人全都杀掉了。 赵岐逃到外地，东躲西藏，他换了个名字，在外地卖饼为生，而在这个阶段，他遇到了一位恩人，《后汉书》中写道： 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骑屏行人。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飨之极欢。藏岐复壁中数年，岐作《厄屯歌》二十三章。 一位叫孙嵩的年轻人，此人家中很有钱，他某天在街上玩耍时遇到了赵岐，这位孙嵩感觉到赵岐绝非普通人，于是他就让赵岐坐上自己的车。在没人的时候，孙嵩直接说自己觉得赵岐肯定是犯下了重案才会亡命天涯。孙嵩跟赵说他家在本地的势力很大，肯定能够帮得上赵。而赵在以前也听说过孙嵩的名声，于是他就以实相告。孙嵩听后就把赵岐带回了家，而后他把赵岐藏在夹墙之内，这样一藏就是几年，直到唐衡、唐玹等人被除掉，赵岐才走出了夹墙。而后很多人听闻到赵岐还活着，于是纷纷邀请他前去做官，此后的赵岐因为性格耿直，依然是几起几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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