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琦善在保定

傅国兴  吴蔚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亲自组织抗击英军，在历史上有“民族英雄”之尊。就是这样两个泾渭分明的人物，在古城保定曾经有两次会晤，在近代历史上留下了雪泥鸿爪的史迹。

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祖上名为恩格得理尔，以率众投附有功，封一等侯爵。父亲成德，官至热河都统。琦善16岁时以荫生的资格分发刑部，由正五品的员外郎候补；18岁时正式补官，此后仕路畅顺，飞黄腾达。1819年他29岁时，便当上了独当一面的河南巡抚。后历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东河总督、成都将军等职，期间曾因治水失宜而被革职，但开复特快。1831年，琦善迁“督抚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时年41岁。1836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升文渊阁大学士，官居正一品。然而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他为人傲慢气盛，官场结交甚广，勇于任事，好大喜功，就连道光皇帝也被他蒙蔽，特别看重他的“才干”。

说到林则徐、琦善在保定的两次会谈，这里还有必要简述一下林则徐与琦善的私人关系。《林则徐日记》记载，琦、林之交始于1825年6月。当时，林则徐以丁忧在籍的前江苏按察使的身份，被“夺情”而监督江苏高家堰河工。琦善则以山东巡抚的身份前来巡视。不久，琦善迁两江总督，陶澍调江苏巡抚，为南漕海运，清廷命林则徐总其事。林以病辞归，琦善为之代奏。此后，各官一方，并未同事。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琦善一直是林则徐的“上级”，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正月，林则徐升湖广总督后，从表面上看二人成了“平级官员”。林则徐前期的仕宦经历主要是在南方，而每次因公进京陛见时，他都要途经直隶省会保定，与直隶总督琦善的会面就成了一种必然。

林则徐、琦善在保定的第一次会谈

林则徐、琦善在保定的第一次会谈，据《林则徐日记》记载是在道光十七年正月初八（1837年3月14日），林则徐由两江总督迁授湖广总督，因公进京陛见，随后林则徐离京南下赴任，途经保定。昔日的“老下级”成了平级官员，琦善、林则徐二人相见的感觉自然不同。时为直隶总督的琦善先是派兵弁接迎于直隶与顺天府交界的高碑店，林则徐行至省城保定，琦善又率大小官员皆出城迎接。对此林则徐在《林则徐日记》中有寥寥数语的记载。

林则徐来保定的第一天，住在直隶总督署宾馆，不久，琦善来其寓所，寒暄之后，二人做了长谈。琦善走后，林则徐又前往总督署拜访。二人长谈至傍晚。林则徐顺便在总督署拜会了直隶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清河道、保定府、清苑县各级官员。

第二天，林则徐便动身南下，琦善则变卦了，“值丁祭，未得来，差省酬迎”。迎来送往，自是官场风气，但两次长谈，具体谈些什么，使得琦善“前恭后倨”呢？林则徐的日记没有交代。据金安清《林文忠公传》载，琦善“遇公保定，议事时不合，论直隶屯田水利，又憾公越俎”。所谓的“憾公越俎”，乃是据说林则徐此次进京陛见，向道光皇帝提交了一本自己写的《畿辅水利议》专著及《舻承直隶水利事宜二十一条》的奏疏。嘉庆、道光年间，直隶省辖区内水患频仍，灾害不断，威胁京师安全。《畿辅水利议》这本小册子是林则徐做京官期间（1813—1820）就开始考虑并构思的。本来林则徐的长处是澄清吏治，而众所不知的是，治水却也是其所专长。林则徐曾著《北直水利书》。《北直水利书》除经济之外，亦有治水方略。后来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将《北直水利书》萃编成《畿辅水利议》，道光十一年十一月（1831年12月），林则徐擢升东河河道总督。到任后，林则徐立即总结完善治水方面的知识和策略，验催河工，保持质量，处分办事不力之官员，下令检验河堤料垛，他向道光帝呈上的奏折中表示：“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林则徐做事如此认真，令贪官无可作假，桃汛来时，两岸安然无恙，道光帝多次称赞。当林则徐对治水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日丰，诗人张际亮向林则徐提议将黄河河道改道北流，从山东利津入海，林则徐也有同感，但民意和官员都反对此治河方略，加上林则徐不能独揽全局，张际亮之提议遭否决。林则徐逝世后，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循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当代有些学者认为林则徐不懂水利，但仔细研究《林则徐全集》我们会发现，林则徐对北方河道系统，尤其是黄河乃至直隶畿辅地区的水利工程和治理措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切实可行的方略。

林则徐在这次进京受道光帝召对时，根据其所著《畿辅水利议》倡言直隶省水利，后又奉旨上奏《复议遵旨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在《畿辅水利议》这本言简意赅的小册子中，林则徐根据雍正、乾隆朝李卫、高斌、孙嘉淦、方观承等人的治水经验，综合分析后认为，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应当取法雍正朝的怡亲王允祥和诸位直隶总督，将水利和营田相结合，是畿辅水利的上策。他的目的是，如果北方能种植水稻，令清政府头疼不已的大问题——南粮北运就迎刃而解了。具体做法、中心意思是，为了革除漕米、漕运、河工诸弊，只需在直隶，尤其是东部的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州府，改种高产的水稻，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京师缺粮的难题，而不再需要南漕。也就是说在直隶种稻即可解决每年400万石的南漕。林则徐还疏言，直隶省内无须先治水(当时潮河、白河、永定河常发大水)，先营田，仅需行“沟洫之法，似皆为作上腴”。今日看来，这种兴农治水、化水害为水利的上策一旦实施，将利国利民。直到晚清，淮军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在津沽小站等地的农垦军垦，就是这项政策成功实施的典范。

林则徐有关直隶省水利的可行建策，身为直隶总督的琦善却为此妒恨林“越俎代疱”，从此二人结怨。在北方就地种稻，废除漕运，伤害的上是漕运总督、中是各级仓吏、下是十万旗丁的利益与饭碗，应该与直隶总督琦善本人的利益无碍。然而琦善、林则徐见面后，琦善仍然当面提出对林则徐《畿辅水利议》的批评，不是书中的观点，而是“憾公越俎”。而显而易见的是，林则徐做《畿辅水利议》这本专著，并不是针对直隶总督琦善本人的。清人张集馨笔记《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对琦善的几句评价：“见事机警”，“性气高傲，不欲人下，才具紊长，睥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数（术），不能开诚布公”。琦善29岁做河南巡抚，34岁升两江总督兼漕运总督，少年得志。41岁又坐了直隶总督的头把交椅，真的很骄傲，以致于“当世名公巨卿，鲜有入其目者”，也许，同为一品大吏的林则徐因为属于“后进青年”，也未能入琦善之目，对于林则徐在皇上面前“越俎”议论畿辅水利一事，直隶总督琦善认为林则徐有“鸠占鹊巢”的嫌疑，甚至怀疑林则徐有谋取直隶总督官位之心。自此琦善暗中怀恨，以致后来小人得志后，他屡次三番设计陷害林则徐。

林则徐、琦善在保定的第二次会谈

林则徐、琦善在保定的第二次会谈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六（1838年12月22日），林则徐奉旨进京陛见，行至直隶安肃(今保定徐水)，适路遇琦善由京返回，“静庵节相（琦善）京旋到此，启请圣安后”，两人“谈至夜分而别”（《林则徐全集·日记》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两人会晤情况，时人笔记《蓉城闲话》中有相关记载，其中透露两个细节。其一，关于琦善一个属下的提拔重用。林则徐两次路过保定府，直接接触到了直隶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清河道、保定府、清苑县各级官员，对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所了解。在这次会谈中，林则徐直接称赞琦善的一个属下官员“有经济才能，可大用”。然而琦善听了却十分不舒服，不仅当面就露出了不快之色，表现出桀骜的态度。过后，琦善甚至对别的官员说：“属下有贤能，我岂不知，待他人来告耶”?林则徐关于琦善属下的评语，可以说触到了琦善的私处和痛处，使得琦善非常不愉快。

其二则是关于边衅的忠告。当时清政府与英国殖民者关于英方非法向我国输入鸦片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道光皇帝让南方的封疆大吏林则徐奉旨进京陛见，大有“问计”的味道。《蓉城闲话》中载：林则徐道过直隶，遇直督琦善，琦善竟然“嘱文忠无启边衅。盖文忠任江臬时，琦为总督，曾荐文忠。今忌文忠，故言此，论似公而意则私，文忠漫应之……”。琦善是在忌恨即将遭皇帝重用的林则徐，甚至以“老上级”的口吻教训同为总督的林则徐，逼迫其放弃严禁鸦片的立场。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会晤琦善以“勿启边衅”相威胁，甚至带有批评的口吻，作为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国势日趋颓废的紧要关头，对琦善的错误言行不为所动。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与琦善本来就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到了后来简直成为势如水火、积不相能的政敌。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两广总督)、钦差大臣。他在与英方的公文往来中，得意洋洋地自称“本大臣爵阁部堂”。可以说，他位极人臣，圣眷正隆，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为同僚们望尘莫及。我们若从当时人的观念来思考，就会产生疑问：直隶总督琦善一家世受皇恩，本应更加忠君爱国，道光帝待其不薄，没有理由背叛主子，可他为什么要在后来的罪恶行径中不断地卖国呢？

从一个史实中不难找到答案：那就是琦善久为高官，在搜敛钱财上颇下工夫。关于琦善的家产，民间流传的说法，几近天文数字，一份传抄的琦善于1841年获罪抄家的清单称，琦善拥有“番银”1000万元，珍珠奇宝无算，另有田地34顷，房屋340间，当铺6处，店栈81处。若此当真，琦善的家产超过当时任何一位英国贵族，甚至女王本人。但从档案史料来看，民间的传说显然是夸大了。据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一百余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余两，元宝六百十七个，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收入官的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户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十二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参见日本历史学者田中正美《林则徐与琦善的家庭出身及家产之比较》一文）。由于没有找到其它有关此次抄家的奏折和清单，我们还不能得知琦善的自住房产和达官贵人家常有的珍奇宝物古玩等项，但从上引金、银、田产、店铺等看，直隶总督琦善家产数额已经相当可观。一个贪官，让他拥有“爱国情怀”，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终林则徐一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其光耀华夏的爱国人生写照。咸丰四年（1854）琦善病死军中，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依总督例赐恤，谥文勤。在中国历史上，琦善因为对外国侵略者一再退让，甚至与英国侵略者谈判中私许香港，而受到后人的唾骂。琦善的蜕变，早在他任直隶总督期间，和民族英雄林则徐在保定府的两次会谈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非盈利原创文章）

编辑：吴蔚  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