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先生的启蒙

又一次翻开《文心文事》,心里满是沉重和忧伤——陈乐民先生决然地离开了大家,独自远行。
　　这本白皮小书买得很早,但并没有认真看就放在了一边,只记得与此书同系列的几位作者都是我敬仰的“大家”。那时足够愚钝,不能领会陈先生兼论中西的博雅通达,以至连陈先生的名字也未曾留下深刻印象。直至“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后,一位学长不容置疑地“命令”我:“去读陈乐民。看他的每一部书。”于是我拿走了学长密密麻麻夹满了纸条的陈先生的几部文集。
　　这一看就呆了。那样严肃、重大的论题呈现在我眼前;许多细小的专题,我也明显感受到纸背后的思想力度。这才激发了我较完整地了解陈先生观点的愿望。
　　在陆续阅读文集的同时,我拿起陈先生一部比较通俗的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平易文字的背后是陈先生对世界文明演进历程的深刻总结。刚看几页,就因为书中关于陈衡哲《西洋史》教科书的一段话而欣喜不已。因为近几年我一直关注近代的教科书,陈衡哲的《西洋史》自然看过,而且感觉很好。没想到陈先生早有评价,他多次称赞,在中国人写的《西洋史》当中,“还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十五讲》P5)看到陈先生这个评判,恰似自己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肯定一样愉快清爽。新文化的才女陈衡哲这部诞生于内战炮火中的著作,既是章法严谨的教科书,又是个人写作的楷模。我理解陈先生所说的“好”,既包括知识点周详、繁简得当、脉络清楚以及见解深刻独到,更包括文字中透露出的活泼笔法和学者个性,而不是板着面孔的枯燥说教。
　　后来一章一节地读完了这部提纲挈领的欧洲文明简史,那种阅读感受。好像心里被擦去蒙罩已久的灰尘。明镜一般亮堂。
　　陈先生是公认的学养深厚的“欧洲学家”,数十年读书工作,他始终不停地琢磨何为“欧洲精神”。通俗地讲,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何以成为欧洲”。他常把这个问题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说自己没有完全解决、还在思考。他也有过困惑,曾经认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认同过西方文明的“危机”要靠东方文明来“挽救”等说法。但这些“预言”般的判断最终无法让他的理智信服,故而没有在他脑海中过多停留。他的问题越来越清晰:人类社会发展到底有没有一个理性的大方向?回答是肯定的。经过多年沉淀,他找到了答案:欧洲精神的核心就是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并且,他进一步认为,“欧洲精神”或者说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十五讲》P2143)
　　与这个主体走向相伴随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全球化的理解。陈先生赞成张东荪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吸收西方文化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同理,所谓“全球化”也是一个事实,而不适于在书斋中作纯理论的思辨。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问题不在于或迎或拒,而在于自身文化的转换。这个见解与“中国传统文化开不出现代化”直接相通,令人豁然开朗又倍感深重。由此可见,陈先生研究欧洲,其实心系中国,他更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陈先生的思想穿梭于中西之间,他对中国传统时代历史的分析。常常能提出高屋建瓴、令人深思的见解。例如他曾提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其中有专章写暴君和在暴君统治之下的“被腐化的人民”。陈先生说:“这个经验教训是非常可怕的。暴君的统治固然很厉害,但是在暴君统治之下的人民的腐化,志气怠惰,沾沾自喜于这个帝国取得的所谓的成就,这是更可怕的事情。”(《十五讲》P63)这句话让人读来脊梁发冷、猛然警醒。这不仅仅是在谈历史。我们从小受教科书的影响灌输,对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满心骄傲,极少有人教给我们理性地反省。陈先生这话正是省思的良药。
　　在一些小问题上也能表现出陈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融会理解。比如“mdon”一词,陈先生认为现在都翻译成“民族”不十分确切,有国家形态的民族才叫“nation”,他觉得应该译为“国族”才好。(《十五讲》P84)我很赞同陈先生这个说法。其实我在阅读1930年代的中小学教科书时就发现,当时的教科书中频繁使用“国族”一词,以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热情。这个词语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传播是密切相关的。不论是历史形态还是语源流变,“nation”确有其特定含义。而近代“国族”教育则充分表现出融合多民族为一个大中华从而团结对外、抵抗侵略的民族国家情绪。这个认识正好加强和丰富了我对陈先生观点的理解。
　　陈先生所有的思考,都不是书斋里生产出的文字。他的学术,是他的阅历一点一点浸灌出来的。我暗自揣摩,对他影响最大的一定是他亲身经历的1950年代以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大浪潮。他亲眼见证了20世纪后半期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实验和崩溃。1950年代中后期,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陈先生作为“和大”(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常驻东欧,亲身感受了诸如“波匈事件”等国际事变,亲证苏联威信的下降、中苏关系从“兄弟般”的友谊到冲突对立乃至破裂的全过程,以及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乱局;他也在下放和干校时期感受中国农村的极度穷困。而此后的东欧变局越发刺激他思考苏联式社会主义显露出来的问题。对于苏东剧变,他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表面上是东欧先崩溃了,事实上是苏联支撑不住了,东欧先垮台了。”(《十五讲》p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