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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  这是“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代表作 《登楼赋》。王粲十七岁时，因北方战乱频繁，南往荆州依刘表。刘表见他貌丑体短，对他非常冷落，十多年来一直没有重用他。王粲自幼聪颖，十四岁就名满天下，但却不得重用，因而郁郁不得志，在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登楼解忧，写下了千古传诵的《登楼赋》。他在赋中描述所登之楼的方位：“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地理位置十分清楚，但如果我们按“文”索“地”，就会发现这座楼的楼址无处可寻。那么，王粲所登之楼，到底在哪里呢？ 一、当阳城楼  《登楼赋》首见于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唐显庆年间，李善为《文选》作注，在《登楼赋》题下引盛弘之《荆州记》说：“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他认为王粲所登之楼是湖北当阳县的城楼。但是我们用王粲《登楼赋》本身提供的材料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很多地方不合。其一，当阳县境有漳、沮二水，漳水源出湖北南漳县西南，东南流经当阳，在县城东北约四十里；沮水源出湖北保康县西南，东南流经南漳、当阳，水流紧靠当阳城北，二水都在县城北面的同一侧。当阳北枕沮水，与赋的“倚曲沮”尚算吻合，但沮水离城四十里，与“挟清沮”就不相符了；其二，陶牧，指陶朱公范蠡坟墓所在的郊野。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江陵县西有陶朱公冢。”昭丘，指楚昭王墓。李善注引《荆州图记》云：“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则见所谓昭丘。”这说明陶牧在当阳东南方的江陵境内，距当阳甚远；昭丘在当阳之东，与楼相距不远。这与赋中所说的“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完全不合。当阳有今城和汉故城，故城在今当阳城东北四十里，远在漳、沮二水的东侧，根本不可能出现“挟清漳”、“倚曲沮”的情况，更不可能见到昭丘。所以就地理位置来看，当阳城楼不可能是王粲所登之楼。 二、江陵城楼  唐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为《文选》作注，世称“五臣注”。其中刘良在《登楼赋》题下注曰：“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状。”他认为王粲所登之楼是湖北江陵县城楼。江陵位于长江之滨，漳、沮二水流经当阳后汇合为沮漳河，经江陵县西境入江。江陵城楼与漳、沮二水了无关涉。昭丘在城的北面，相距有一百多里。今江陵城中有王粲楼，《荆州府志》说江陵城楼是王粲所登之楼，这大概是因刘良的猜测而产生的附会之谈，不足为据。 三、麦城城楼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在第二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将原先王粲登当阳城楼改作登麦城城楼。后俞绍初根据这一线索，进一步查证，从《水经注》中找出不少新的材料。《水经·沮水注》：“沮水又东南经驴城西，磨城东，南经麦城西，又南经楚昭王葛，东对麦城。”《水经·漳水注》亦云：“漳水南经当阳县，又南经麦城东，王仲宣登其东南隅，临漳水而赋。”这两条注明确说明麦城“挟清漳”、“倚曲沮”，在漳、沮二水之间；楚昭王墓东对麦城，也符合“西接昭丘”。同时，《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当阳县”条下云：“麦城，县东南五十里，在沮、漳二水间。”这些记载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言完全一致，与《登楼赋》描述的方位也完全符合。由此观之，王粲所登之楼应是麦城城楼。 通过一番比较、分析下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王粲所登之楼极有可能是麦城城楼。至于当阳城楼和江陵城楼，证据不足，无法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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