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说五批6819个中国传统村落

目前，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界定工作已尘埃落定，6000多个申报村落中最终有2666个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详情请浏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公布第五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的通知）。至此，全国共有五批共计681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庞大的中国传统村落涵盖了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所有省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价值最丰富的活态农耕文明聚落群。

从数据上看，第五批认定的2666个中国传统村落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上海、台湾之外，其余地区均有覆盖。

同样，从全国境内五批6819个传统村落分布及数量来看，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前十的省份贵州、云南、湖南、浙江、山西、福建、安徽、江西、四川及广西也均处于中国东南部、中部、西南部及华北，比如，中国东南部的浙江（635），中部的湖南（657），西南部的贵州（724）、云南（714）以及华北的山西（545），五省总计有3275个传统村落，占比全国总数的48.14%。数量位居前十的省份共有传统村落数量5118个，占比全国总数的75.23%。

山水阻隔促使闭塞区位条件的形成，一切山水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一方水土的本底之色造就了独特的村落景观风貌，也创造了覆盖其上的独特地域文化系统，留下了大量的传统村落。

山西，古称“三晋”，地处黄河中游的中原腹地，东部蔓延着贯通南北的太行山脉，省内山地偏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湖南处于长江中游南部，湘江贯通南北形成阻隔；浙江地处东南沿海，钱塘江蜿蜒而外，这里是典型的山水江南，也是吴越文化、江南文化的发源地。

第五批传统村落界定的力度及数量要远远高于前四批中的任意一个批次。除贵州、云南、四川、河北等少数地区外，其余省份第五批传统村落数量明显高于其它批次。除广西外，第五批传统村落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与全国传统村落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完全重合。这也说明了，通过不断地深度挖掘，这些省份将有趋势涌现出更多有价值的传统村落。

全国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增长趋势图：从2012年至2017年，分五批界定的有价值的传统村落数量在逐年增加，第五批界定的传统村落数量达高峰，占比全国传统村落数量的39.1%。五批传统村落批次增长率分别为41.6%、8.6%、60.7%、66.8%，增速普遍较高，总体呈上升状态，第五批增长率达高峰。

二、贵州黔东南、安徽黄山、浙江丽水等市县是全国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地

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覆盖了全国213个地级市，其中部分地级市如安徽黄山市、湖南怀化市、贵州黔东南州等成为了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区，这也是造成该地级市所属省份传统村落数量排名靠前的主要原因。

含第五批在内的全国传统村落共涉及了309个地级市，占比全国地级市的85%。其中，贵州黔东南州（409）、安徽黄山市（271）和浙江丽水市（257）的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三，占比全国总量的13.7%。全国市域传统村落数量排名前十的地级市，共有传统村落1983个，即全国2.7%的地级市集聚了全国29%的传统村落。

据观察，在传统村落大省中，部分市域是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留存地，这与其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及发展进程等息息相关。安徽黄山市下辖有古徽州“一府六县”中的歙县、休宁县、黟县和祁门县。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山环水绕的选址格局、中原衣冠迁徙至此留下的厚重历史文化、盛极一时的徽商秉承“富则致家业”而造就精美传统建筑、时至今日仍活态传承的非遗及民俗，这些要素构成了传统村落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在安徽黄山市下辖县中，唯有歙县（古徽州府治所在地）的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共计148个，占比全国2.17%。

在中国，绝大多数区县的传统村落数量较少，大多数传统村落集中在一些特定省市县域中。在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覆盖的全国695个区县中，有13个区县的村落数量均超过了20个，其中安徽黄山市歙县的传统村落数量高居榜首，共计123个，占比全国的4.64%。

而全国共五批传统村落也主要集中分布在安徽黄山市下辖的歙县；贵州黔东南州下辖的黎平县、从江县、雷山县、三都县；浙江丽水市下辖的松阳县、景宁县；云南保山市下辖的腾冲以及山西晋城市下辖的泽州县、高平县。其中，仍是安徽歙县的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共计148个，其次是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云南保山市的腾冲，数量分别是99个、86个。

县域数量排名前十的区县共有845个传统村落，以全国1.4%的占比集聚了全国12.4%的传统村落。传统村落集聚的县域均属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地域闭塞之地。其中，山西晋城高平县与泽州县相邻，属晋城，古时与长治均属上党地区，为晋东南文化区。这里处太行山麓南，以太行南麓古道接通河南，不仅是各种神话传说、遗迹的聚集地，更是宋金元以来古建筑的宝库。壁画、彩塑、石刻、寺庙林立，它是全国同时期古建遗存最多的地方。高平县在陶唐时期尧分天下九州时，被命为“冀州之城”，美名为“炎帝故里”，也是战国“长平之战”的发生地。

丽水古称“处州府”，地处三山六江之中，为“洞天”福地。其中，松阳县地处浙南，属丽水西部县，隋时设县属处州，以山地为主，历来就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样的地形也从客观上促使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丽水传统聚落文化。同时，“多山”为不同时期的大量避难人口提供了天然屏障，成为了外来优秀文化、先进技术与丽水原生态文化的融合之所，形成了独属此地的处州文化。作为古龙泉窑遗址的广泛分布地，浙江丽水市下的松阳、景宁县等地仍遗存着众多龙泉窑址（龙泉窑是中国陶瓷史上历史最为悠久的瓷窑之一，其自成体系产生于北宋至清初，历史长达七八百年之久）。

安徽、贵州、云南三省下辖的县域集聚了中国大部分的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地处一、二级地势阶梯上的省份，三省地形均以山地、高原为主。

安徽全省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分布在皖南黄山歙县、黟县、徽州区、祁门县、休宁县、屯州区，宣城市绩溪县、泾县。作为古徽州“一府六县”，黄山市下辖的这些县域是全省传统村落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绩溪县之前属于黄山市，同为古徽州的“六县”之一，于1987年被划归宣称市）。

皖南徽州居于群山间，境内名山有黄山、九华山、齐云山等等，奔腾东流的水有新安江等，不同县域村落间更是以山做天然屏障，以水作为互通媒介，彼此分隔十分遥远，却又共用一河之水。独特的地形山水格局造成了“世外桃源”，成为了历代隐士、名士的向往之所，致使在战乱之时，积聚了大量的文化移民。

这里是中原文化与本土山越文化的融合地，也是名扬全国的徽文化发源地。迁徙至此的中原衣冠士族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生产生活工具，也将“宗法制度”、“文化理念”等延续于此，形成了宗族、宗谱、祠堂、牌坊等一系列文化体系和历史信息；同样“耕读传家”的教导也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的先行者：新安学派、文人墨客、书画大师、制墨大师等，留下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明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地狭人多”的“徽州”放下锄头改农为商，名噪一时的徽商足迹遍及天下，徽杭古道、河口码头串联起的诸多传统村落都留下了他们曾经的印记。在“落叶归根”观念下，徽商与精美的徽派建筑、极为精湛的砖、木、石三雕便画上了等号。

贵州作为中国传统村落数量最多的省份，拥有724个传统村落。在黔东南的雷山县、黎平县、剑河县、丹寨县等县；铜仁地区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石阡县、松桃苗族自治县；思南县等；安顺西秀区、平坝区、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可以看出，省内传统村落除安顺西秀区除外，总体分布呈西少东多、北少南多的局面，以与湖南湘西接壤的黔东南州最为密集。

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三都县均为少数民族聚集地。从江县内主要为苗族、侗族，隶属苗族侗族自治州。其下辖村落历史悠久的古老侗寨、苗寨众多，比如苗寨谷坪乡五一村党苟寨、侗寨庆云镇佰你村迫面寨。这里有着极具地域特色的服饰，也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苗绣。三都县内主要为水族，隶属于水族自治县，在夏朝即已存在，当时属梁州东南裔。

贵州中部腹地西秀区则在汉时为夜郎国，并置夜郎县，是彝族、白族、回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这里遗存着战国至汉的夜郎古国遗址，牂牁文化以及明代的“屯堡文化”。贵州铜仁地区的石阡县也属于藏族、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集地，汉代属夜郎国。石阡县下的楼上古寨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其始祖为明代避难以经商方式从四川迁徙到贵州的，如今村寨处于群山间，仍保留着梓潼宫、周氏宗祠等传统建筑群。

云南省传统村落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呈现“总体分布均匀，以滇西北、西南及滇东南部分省份尤为密集”的主要分布格局。省内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分布在滇西南腾冲市、盈河县、梁河县，滇西北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剑川县、大理市漾濞彝自治县，滇东南石屏县、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建水县。

腾冲市作为云南的一个县级市，传统村落数量居全国县域排名第三。处于滇西南边陲的腾冲境内多高山，因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出了特征显著的传统村落聚落。这里有少数民族原住聚落，还有大量因政治因素、戍边政策、商业贸易等形成的中原汉族移民的村落聚落，表现出了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聚落特点。

比如，腾冲市五合乡下的传统村落联盟社区晼岭寨就是傣族聚集村；猴桥社区黑泥潭国门新村是傈僳族聚集地；荷花镇肖庄社区肖庄老寨子是回、汉集聚村。而腾冲传统村落最为独特的历史存在便是“戍边移民”所创造的文化。因近麓川（古时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腾冲历来都是滇西南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也是抵御缅泰的重要关卡。明洪武年，平定滇西后，沐英率军队停留镇守云南。其中的寸、刘等将帅便选择到腾冲和顺戍边、定居开创基业。其中，水碓村、银杏村、董关村等即是因明朝军队屯田戍边所形成的。

腾冲和顺县本为当地佤族聚集地，原名阳温墩屯，这些屯田戍边将士到来便定居于此，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使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充分融合。因临近东南亚国家，后期“走夷方”的贸易方式便应运而生，这使乡村形成了众多具有跨国贸易能力的家族商号，产生了很多大商人（如董关村的“西董”儒商）、学者、思想教育家等。财富和文化的积累，又让当地传统民居建筑具有了独特的风格“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以中原祠堂庙宇文化为核心，贯中西文化之精华，是中原、少数民族、西方建筑体制的融合和升华。

徽州、黔东南州、滇西南，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促使特殊历史文化形态的产生，同时造就了独特的建筑风格及人文环境。诸多传统历史要素的汇聚把人带回到了过往历史的场景，也成就了中国传统文明的巨大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