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熹公后裔清朝时期迁徙集中在鄂西北与陕西的原因分析

荷香月暖 20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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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6日

广西贺州钟山董全吉

【摘要】清代，泉溪派熹公后裔在湖北黄冈、江夏、武昌、黄梅、咸宁、通山、大冶、鄂州、蕲州、阳新、麻城等一带不断繁衍，人丁兴盛。明清之前，长期战乱给鄂西北以及秦岭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地广人稀，清政府出台优惠措施，招徕流亡，大量熹公后裔迁徙至鄂西北与秦岭陕西一带。至今。陕西镇安与陕西柞水还保留族谱。镇安族谱记载是熹公德昭后裔，明确记载“熹公----珪公-----山广-----有林-----孝均------汝楫------艺俊-----硕”这一熹公的谱系，该熹公字德昭属于后唐天成时(926—929)为武宁令（不是南宋董德元的兄弟董德昭），柞水的谱与泉溪谱完全一致。从熹公后裔的迁徙，比较多迁徙的时期是清朝时期，而集中迁徙的是鄂西北与陕西秦岭一带。（至于五代十国、宋明时期迁徙至安徽太湖、江西瓦家坝、丰城，河南、江苏、等地再迁徙，不在本文探讨重点）

1、泉溪派董氏的起源与分迁

翚（读hui）公生子二：让、谦；让，居江西抚州临川扩源，谦居江西抚州，为观察御史，因梁移唐祚（907年）讨乱弗克、义不屈，遂隐居乐安流坑。谦公生子三：远、遂、述；述生子二：炎、熹。熹公字德昭为后唐天成时(926—929)为武宁令，转任临川太守，终为参政知事。追赠文忠公。生子六：珪、璋、珮、琨、瑗、辅；珪公爱泉溪山水秀丽，遂留家焉，公后唐长兴三年壬辰（932年）起兵，后周广顺三年癸丑（953年）奉命领兵出戌淮徐，后以老病告归泉溪。后人称呼熹公为泉溪派祖。璋公，承居流坑。后迁麻潭，生一子文岦（简称：立），立公生子二：国、围，国公由麻潭（永修县虬津镇麻潭村）转迁都昌而居（见都昌谱P112），岦公七世裔孙钟奇公生于宋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珮公承居流坑生子一文浚，文浚公生一子世昴，世昴生子一光，失考；琨公居洞里源生子一世冲，世冲生子一和，失考；瑗公承居流坑生子一文科，生子一世旌，世旌生子一元，失考；辅公字廷献，号銮坡，公于五代由江都仕籍任新蔡令，乔居黄梅山麓，复迁蕲春之东关，因世家焉，迁广济（今湖北武穴）。

珪公生子四：嵩、崇、山广（山字头下加广）、杰。嵩公守泉溪旧业，其孙杰，字尚仁，为蜀州司户，后调任鄱阳县令，嵩公八世裔孙起潜迁居蕲之东门，复迁广济，葬连城山；崇公迁尚漳即今港蔡；山广公居修坡大边旋迁建昌石门生子四：園、囿、团、囮（字淑英，官名有林，生于建昌麻溪禾场里今永修县轧津镇麻谭村人，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 1103年癸未年进士，有林公在北宋哲宗赵煦元符三年庚辰年公元1100年八月生孝均公）；杰公（字在元，号俊臣,谱见P88）迁藁城，六世裔孙敦友公与擢京职不就的嵩公后裔起潜公从藁城迁徙蕲阳。从唐末公元970年以后至北宋时期，泉溪派迁徙为：江苏扬州、湖北黄梅、蕲春、武穴、黄石、大冶；河北藁城；江西都昌、德安、鄱阳、宜春、南康、南城；南京金陵等地。

2、泉溪派熹公后裔在湖北迁徙范围扩大

南宋泉溪派主要迁徙：江苏扬州牯牛镇、南京；湖北麻城、蕲州、圻水、阳新、大冶、黄梅、通山、咸宁、武穴；江西都昌、修水、瑞昌、永修、抚州瓦家坝、九江青林、吉州、吉安、南康；安徽寿县、安徽、河南开封等地。如“熹公----珪公-----山广-----有林-----孝均------汝楫------艺俊-----硕”硕公由湖北麻城迁通羊，生子一艺道（行福三，葬石门洞，周氏葬咸丰原），艺道生子二：甫祥、甫寿；瑞公生子三：元、规、矩。瑞公长子，迁通山濯港（通山县九宫山镇南城村、董家湾），瑞公三子，迁居咸宁。

明朝主要迁徙有：湖北鄂州、江夏、黄冈英山、黄冈罗田、武昌、阳新、蕲春、大冶、武穴、麻城；江西都昌、九江、永修、瑞昌黄荆林；陕西、陕西山阳县、四川、四川云县；安徽，安徽宣城、太湖县；河南固始县、裕州、禹州；江苏南京；江西赣州；广东等地。

从族谱记载可以得知，泉溪派熹公后裔从南宋时期开始在湖北有不断扩散繁衍之势，明朝迁徙范围逐步扩大。

3、清朝时期泉溪派熹公后裔迁徙鄂西北的原因

鄂西北在明清之前，地广人稀，长期战乱给鄂西北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口大量流失或死亡。竹山县遗民“十不及一，又皆散聚山寨。荆榛满地，野无炊烟”；动植物资源丰富,呈北亚热带特色，生存、生产环境较佳，直到明清时期,鄂西北都是移入区。明末清初，清初统治者为了稳固社会秩序，着力恢复残破的经济，并对鄂西北山区采取了更为优惠的政策。一是招徕流亡，开垦荒地。清政府命令地方官吏，将“各地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另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清］清圣祖实录（卷25）并规定“本地无主荒地，给予印照开垦，永为己业。”。二是向垦荒农民提供种籽、耕牛等基本农业器具。清政府饬“督抚令县官劝民开垦，无力者上布政司给牛种资钱。”此外，清政府还通过蠲免、改革赋役制度等措施，鼓励移民大力进行对荒地的垦殖。吸引了大批移民移居鄂西北地区，使得山区“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

在清代，鄂西北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独特的自然环境，为各地区缺乏土地的农民所吸引，随着大量移民人口移居鄂西北山区，纷纷移居本地.他们开垦出了大量的无主荒地，

十堰（郧阳地区）位于湖北西北部，东与襄樊接境，西与陕西安康地区交界，南与神农架林区、重庆市的万州区相连，北与河南南阳市、陕西商洛地区毗邻。位于华中、西南、西北的结合部，秦巴山区汉水谷地，湖北西北部，汉江中上游，与鄂、豫、陕、渝四省市交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十堰拥有“南船北马、川陕咽喉、四省通衢”之称。辖三区四县一市（即：茅箭区、张湾区、郧阳区、郧西县、竹溪县、竹山县、房县、丹江口市）。

均州（今丹江口市）：清咸丰二年（1852年）知州殷序之重修了保均堤，长30丈，宽3丈，高1.5丈；同治七年（1868年）均州人贾洪诏等人呈请署湖广总督郭柏荫拨款7000余缗修筑了护城堤，长51丈，宽1.6丈。（《十堰通史》P384）

竹溪：知县汪昱主持修建了北城石堤，“其堤长五十八丈，其高丈有二尺，其厚减高之半有二尺。凡用灰石工价，共费白金一千八十两有奇。”（［清］陶寿嵩．竹溪县志卷12，《艺文》，

房县：主要是修建西北门河堤。此处系军店河与小河交汇处，水量较大，常威胁西门等地居民的安全。“咸丰八年，知县郑庆华筑西门保城……于（西北门河）迎溜顶冲处所，添设水箭以杀水势，砌筑护堤，以保城基。”（清］杨延烈．房县志卷3，《城池》）“同治二年七月，知县李桢修西河保城堤。”（［清］吴葆仪．郧阳志卷2，《城池》）；

竹山：“知县李士高、李锦源相继修葺城外石堤三，乾隆间，先后环筑以障民居，至今赖之。”（［清］吴葆仪．郧阳志卷2，《城池》）；当然，移民还在许多小流域兴修了大量的堤防设施，同治《竹山县志》记述该县由于移民集聚，人浮于地，以至“虽高岩峻岭，皆成禾稼”。

清朝时期泉溪派熹公后裔主要集中在湖北郧阳、均州、英山、黄冈、武昌、江夏、竹溪、浠水，鄂州、房县；陕西、四川、河南等地为主；其次为湖北竹溪、麻城、房县、武汉、黄石、大冶、阳新、荆州、枣阳、咸宁、随州、黄梅、蕲春；陕西山阳、商洛、白河、安康、洛南、石泉、平利、南郑、镇安、西乡、汉中、商州、云昔；四川金堂、南充、万县、达州、巴州、黄龙溪、成都、仁寿、瞿县、开县、云阳；河南禹州、淅川、南阳、郑州宣化、商城、桐城、叶县、信阳、裕州、驻马店、周口、硝山、白鹤、南召；安徽芜湖、桐城、安庆潜阳、宣城、南陵、宿松、黄山；江西南昌、鄱阳、德安、九江、彭泽、宜丰、青安、武陵、永修、瑞昌；兰州、甘肃、浙江、苏州、徐州、桂林、福建泉州德化、山西临汾、山东青岛、台湾，贵州安顺、毕节、贵阳等地。

特别是湖北郧阳、竹溪、均州、房县、湖北黄冈蕲春和英山、黄冈、武昌、江夏、浠水以及陕西商洛、山阳、镇安、白河、安康、洛南、石泉、平利、南郑、西乡、汉中、商州、云昔。泉溪熹公后裔在武穴、蕲州、鄂州、大冶、黄石、阳新、咸宁的人口扩展之后，向黄冈的其他地方转移迁徙。黄冈是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北省东部、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北岸，南与鄂州、黄石、九江隔长江相望，东连安徽，北接河南。下辖黄州区、麻城市、武穴市、团风县、浠水县、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黄梅县、红安县。之后，向四省通衢的湖北十堰市一带迁徙。进而向陕西一带迁徙。

4、实行移民垦荒政策，促使泉溪派熹公后裔迁徙秦岭

在中国版图正中央，秦岭是自此向东最高的一座山脉，也是惟一呈东西走向的山脉。是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长江黄河的分水岭；秦岭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秦岭还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在陕西与河南交界处分为三支，北支为崤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向东延伸，通称邙山；中支为熊耳山；南支为伏牛山。山脉南部一小部分由陕西延伸至湖北郧县。在汉代即有“秦岭”之名，面积广大、山体雄伟，势如屏壁。《史记》中说：“秦岭天下之大阻也。”，跨越商洛、安康、汉中等地区。介于关中平原和南面的汉江谷地之间，是嘉陵江、洛河、渭河、汉江四条河流的分水岭。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代以前的几千年间，这里人烟稀少、树木丛杂，山川皆为森林覆盖。陕南屡遭兵燹，自然灾害亦颇频繁，大量人口死于战乱或逃亡他乡，导致人口锐减。清初，陕南极其残破荒凉，人口稀少，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区。外地移民迁入陕南最早见于记载者在康熙初期，但迁入数量甚少，规模有限，乾隆初年以后才形成移民高潮。清代初期，南方民众大量涌入，毁林开荒，森林被毁坏十之五六。据《山阳县志》记载，清朝初年，实行移民垦荒政策，县令亲赴江南，招募无家可归、无田可种的民丁。不几年，县境内涌入10多万人。他们“聚集森林，架屋数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

山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元明之际的战乱、明朝的封禁、全国性人口剧增及清朝开垦山头地角小块土地免科令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明清时期的秦岭—大巴山区“流民渊薮”。外地进入秦巴山区的人口，清代是历史上秦岭开发力度最大和人口承载最多的时期,这一过程主要由清初的招徕移民政策和清中期以后人口的自发性迁入引起。明清时期,在四方流移迁居山区进行大规模农业垦殖的推动下,在人口迅速膨胀、巨大生存压力的驱动下,清政府积极调整垦殖政策,推广玉米的种植,使自然条件优越的秦岭、大巴山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

镇安县自古是西安通往安康的要道，是联系陕西与湖北的天然纽带，素有"秦楚咽喉"之称。镇安县属于陕西省商洛市所辖，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南麓，商洛市西南。上洛郡在西晋泰始二年(266年)，辖今山阳、镇安、柞水。镇安县明景泰三年(1452年秋)，因咸宁、长安二县民居分散，故在乾佑巡检司北置县，取名镇安，属西安府。成化十三年(1477年)，改属商州。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东临河南省，东南临湖北省，北、西北、西南分别与陕西省渭南市、西安市、安康市接壤。地处秦岭山地，因境内有商山洛水而得名。共辖商州区和镇安县、丹凤县、商南县、洛南县、山阳县、柞水县1区6县。明清以来,随着政府禁山政策的逐步松动和撤消,大量外省籍移民迁入陕西境内。他们来陕后多选择陕南山地。商洛市镇安县以其独特的山川地貌,成为迁入户的优先选择地。镇安府是清中期外来移民垦荒的热点地区。从《清实录》的记载看,乾隆十七年 (1752)以后,关于镇安府境内垦田的记录越来越多。

清代孝义厅（今柞水县）位于秦岭南坡，实属陕南地区，迁入这里的移民也很多。据光绪《孝义厅志》载，移民的迁出地极为广泛：“约计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人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人十之一。故性情各异，风俗亦不同”。

毕沅《兴安升府疏》称：兴安州（今安康地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汉中府（今汉中地区）的移民来源及分布。道光《西乡县志》载，西乡县早在康熙年间就有湖广（今湖北、湖南）等省人口迁入这里。康熙五十六年（1717)，西乡知县王穆建造“招徕馆”20间，“以备湖广等省招徕之民初到栖止”。此后，“楚民来西（乡）者数千家，自是田地日辟”。卢坤《秦疆治略》载，定远厅（今陕西镇巴）由于清朝“承平日久，川、楚之民生齿日繁，入山开垦者日益众”。乾隆中期以后，外地流民大量涌入山阳。《秦疆治略》载，山阳县“向来树木丛杂，人烟稀少，不过一万余口。近则各省客民渐来开山，加至十倍之多，五方杂处，良莠不一”；洛南县位于秦岭东部，东邻河南，来自湖北、河南的移民较多。据《直隶商州志》和《秦疆治略》载，洛南“四境皆山，平原皆少，山内皆系川、楚客民，开垦地亩”；镇安县是外省移民最集中的迁入地之一。《秦疆治略》载，道光三年（1823），镇安总人口为159 800余人，而“土著者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居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