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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几十年前就读过的。因为谈的是翻译，专业性很强，读的时候，有点囫囵吞枣，属于“随便翻翻”一类。前段时间，应《杂文选刊》之邀，选编中国杂文百部之瞿秋白卷，细读“通信”，很有些翻译之外的特殊感触。 通信是由鲁迅的译作《毁灭》引发的。瞿秋白写信给鲁迅，首先对《毁灭》的出版表示祝贺，同时对有关翻译的一种主张——“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提出自己的看法。瞿秋白主张不但要“正确”，而且要“顺”，要用“绝对的白话”。他认为“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倒是“用文言做本位”造成的“不顺”有碍于“正确”。他指出鲁迅翻译的《毁灭》“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并从《毁灭》的茀理契序文（代序）中翻译了九段文字，按序列出，以供鲁迅对照参考。其中第五段用括注点出：“这一段，你的译文有错误，也就特别来得‘不顺’”；第七段也用括注点出：“这一段，你的译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第九段又用括注点出：“这里，最后一句，你的译文有错误。”瞿秋白还着重分析了第八第九两段鲁迅译文之误——第八段中“甚至于比他自己还要亲近”一语，鲁迅译为“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第九段中“一种新式的人物”鲁迅译为“一种新的……人类”。如此指谬，可谓毫不含糊。 与瞿秋白的直言不讳相对应的是鲁迅的虚怀若谷，回信第一句就说：瞿秋白那关于翻译的信，使他“非常高兴”。这种“非常高兴”不是不由衷或虚晃一枪的“闻过则喜”，是由具体内容证实的。鲁迅主动对号入座，说“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并坦率地承认：“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他还特别感谢“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分析了自己之所以错译的原因，又说：“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回信也有与瞿秋白探讨商榷的，归结起来有这样两条，一是对于容忍“不顺”的理由申述，他将读者分为甲类读者与乙类读者，并说“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二是关于“严（复）赵（景深）两大师”翻译的“虎狗之差”，他肯定严复的翻译，认为二者不可同日可语。这组通信，以后就被鲁迅收录并永远地保存在他的《二心集》中了。 瞿秋白与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人们最喜欢引用的是瞿秋白的一段话：“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如此引用，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不受具体语境的限止，其涵盖面更广，何况其中两句，还被瞿秋白加了着重号。然而，也因为如此引用，省略了用“但是”连接的这段话的前面几句：“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更容易“忽略”瞿秋白对鲁迅的毫不含糊的指谬与毫“不客气”的“自称自赞”。而离开了“但是”之前的这一切，“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云云，也就少了许多鲜活的内涵和沉甸甸的分量。瞿秋白的直言不讳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相信鲁迅有这个雅量来容纳他的直言不讳。至少他相信鲁迅，不会认为一个晚辈的指谬揭短使他很没有面子而恼羞成怒；不会认为一个同行的“自称自赞”而心生疑窦以至忌恨。 友谊不是靠互相捧场来维系的，朋友就应当这样真诚相待。虚文浮礼，虚与委蛇，只能标出彼此的距离，毫无保留的揭短，并不等于党同伐异的攻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录清人何瓦琴句书赠瞿秋白的。这组书信，便是他们作为“知己”的重要例证，也是他们对于“知己”二字的精辟诠释。 不知如今的人们，尤其是弄文舞墨的，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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