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期的常用印章及妙趣
靳鹤亭
印者，记也。“印：执政所持信也。”(见《说文解文》187页上/中华书局)凡印，乃信物标志也。
对于“印”与“章”，有许多说法，但其作用，是不变的。例如：徐官《古今印史》曰：“印，玺节也。刻文以识信。立意法守所存，毅然若不可夺。欲印事者，先印其心。公无私，如天地，信如四时矣。嗟夫！信不足，有不信，故为之印以防民。”又曰：“章，乐之一成也。字意从音、从十，条理自始而终也。章与文同。文也者，其辉光也；章也者，其节奏也。皆因浑厚开之也。官按：因有节奏之意，通用为印章之章。”(见《历代印学论文选》上卷笫29页)由此可见，书画家用印，是其重要标记，古往今来，是鉴赏书画作品重要的依据之一。郑板桥用印，是其名称的代表信物，世人只识其印，不识其人。可见印之贵也。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他的三绝诗书画，境界达“三真”，是被世人认可的。其诗：与民同心，情意绵绵，“真心感人”。其书：标新立异，自成一体，“真气豪迈”。其画：风孤矗立，巧夺天工，“真实自然”。其用印如何？更是古朴典雅，妙趣盎然，“真情切切”。其用印多有故事，情趣颇多。
郑板桥的所有成就的取得，都是奋发图强的结晶。他在《板桥自叙》曰：“然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不知非善记，乃善诵耳。板桥每读一书，必千百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书有弗记者乎？”又曰：“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求精求当，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见《郑板桥诗词文选》第187页）由此可见，郑板桥的忘我读书精神，实不多见，能专心到这等地步，愧不如也。板桥书画，可谓称雄一世，然其为官清廉，为人宽厚，十分可敬。每论及此，心悦诚服，教人敬之。此文专谈其用印妙趣及其影响。若有不当，望明家教之。
郑板桥用印，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用印多是自己镌刻的，中期阶段用印多是友人镌刻的，后期阶段用印多是名家镌刻的。有据可查者，例如，徐兆丰《风月谈余录》曰：“板桥先生印章，半出沈凡民、高西园二公手。”（见《郑板桥全集》第809页），曾衍东著《小豆棚》（卷十六杂记·郑板桥）曰：“郑板桥有印章数十方，如‘橄榄轩’、‘七品官耳’、‘鹧鸪’、‘二十年前旧板桥’，皆别致，大半吾乡朱文震所刻。”（见《郑板桥全集》第803页）
一、郑板桥初期用印为自己所治(40岁以前)
郑板桥四十岁之前的印，多为自已刻治。作为文人，一般都是自己治印、篆刻，乃属雕虫小技，没有不会的，关键是愿不愿意干，像郑板桥这样的聪明人，治几方自用印，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例如，袁枚《随园诗话》曰：“郑板桥爱徐青藤诗，常刻一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见《郑板桥全集》第694页）
郑板桥自幼读书，24岁（康熙五十五年）中秀才，30岁父郑立庵卒，约于本年开始在扬州卖画谋生，持续十年余。因在家乡一带，民俗以农历“小雪”前后的十月二十五日，定为“雪婆婆生日”，郑板桥恰巧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为此，特镌刻“与雪婆婆同日生”之印，以此引以为豪纪念之。其余印章，皆通俗名印，别无特色。
二、郑板桥中期用印多为友人治印(40--60岁)
郑板桥中期用印，多为友人镌刻。郑板桥40岁（雍正十年）乡试考中举人；44岁（乾隆元年）京试考中进士；50岁为范县县令；54岁为潍县县令；60岁卸县官回兴化老家。此段时间，是郑板桥生活变化最大，思想感情最激烈的时刻，其用印代表了他的思想动态。这一时期的主要印章有：他考中进士后，非常得意，为表达心情，镌刻“康熙秀才 雍正举人 乾隆进士”之印。此印是他的名印，多有趣味。
郑板桥当范县令四年后，又到潍县当县令，因官职未有升级，镌刻“七品官耳”以印志记。郑板桥为官清正廉洁，没有官架子，以“俗吏”一印自称。按照清朝当时惯例，县太爷出门，常鸣锣开道，并伴随着“肃静”、“回避”等仪式。郑板桥则常以微服巡访，就是夜间出巡，也只带一小吏，打着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为前导。可见其与民同俗，以俗为贵的高贵品质。此常用“俗吏”之印，印章虽小，但却雅趣。这种以俗为乐，鄙视权贵，誓不与贪官为谋的思想境界，是非常高尚的。到潍县上任后，时值岁歉，关心民苦，夜不成眠，常闻风竹如泣。有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见《郑板桥诗词文选》126页）。当时郑板桥，则“令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来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并开仓借贷，救活了数千黎民百姓。此时镌刻“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一印，铭其心志，关注良民饥苦，表现了他与民的深情。
由于郑板桥的积极济赈举措，得罪了巨绅大贾，被诬陷为有“贪污受贿舞弊”之罪。郑板桥为此非常生气，愤愤不平。万般无奈，又无良策，为铭其志，镌刻“畏人嫌我真”、“直心道肠”两印。以示自明心迹，表明他的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后又镌刻“十年县令”一印，以作为官十年的纪念，内含无穷酸甜苦辣，无论如何不可言尽为官十年功过。虽有远大抱负，无计可施，其志难筹。终于乾隆十七（1752）年秋末，郑板桥60岁时，已对官场生活十分厌倦，决定“脱去乌纱帽”，愤然辞职“下海”了。有诗为证：“乌纱掷去不为官，橐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见《郑板桥诗词文选》第127页）。此题画诗表明郑板桥辞官的决心。郑板桥用印，不仅仅是印记，更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由此可以判断他的作品年代。
三、郑板桥后期用印多为名家治印(60岁以后)
郑板桥后期用印，系指60岁卸去县令后，于第二年春离开潍县，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见《郑板桥集》第506页）郑板桥作“竹图”，别潍县绅士民众，题“乌纱掷去不为官”诗句，以表去意以决。回到老家兴化，后到扬州卖书画谋生。有诗曰：“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初返扬州画第一幅”（见《郑板桥诗词文选》第129页），用印为“二十年前旧板桥”。此时的郑板桥，名声大震。郑板桥的画技，已非二十年前，求购者甚多。他用“二十年前旧板桥”一印，以示诸友，不要奉承，不要偏爱，重操旧业，实为无奈。这“印”透露了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还有一印“恶竹”，其意表示自己画竹水平不高，也是自谦，也是诙谐，也可能是反其意而用之，真正的用意，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余皆属于猜测，不可信也。
此时，郑板桥还有一印“六分半书”。此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六分半书”，是郑板桥自己命名的书体，也是自谦写照。认为自己书艺造诣不高，比古代的八分书还少一分半。
2、“六分半书”，是集篆、隶、行、楷及八分书于一炉，意在八分、行、楷、篆、隶之间，故自称“六分半书”，其书亦称“乱石铺街”。余认为“六分半书”印，是对自己书体的肯定，不管别人怎样说，自己命名为“六分半书”，是一种敢于创新的气势，也表明“掷去乌纱”无拘无束的思想境界。晚年，郑板桥用印较多，例如：“郑为东道主”、“心血为炉熔铸古今”等。他对苏轼、徐谓等人非常的敬佩。郑板桥曰：“燮平生最爱徐青藤诗，兼爱其画，因爱之极，乃自治一印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印文是实，走狗尚虚，此心犹觉慊然。使燮早生百十年，而投身于青藤先生之门下，观其豪行雄举，长饮狂欢，即真为走狗而亦乐焉。”（见《郑板桥诗文书画》二卷本第327页）自治“徐青藤门下走狗”之印，是郑板桥对徐谓崇拜的真实象征。
另：郑板桥以斋名治印。例如：“四凤楼”为郑夑室名之一。《板桥先生印册》云：“板桥藏印，称‘四凤楼’，盖谓胶州高凤翰、扬州高凤岗、天台潘西凤、江阴沈凤也。”又：“拥绿园”：板桥与李鱓自幼结交。乾隆九年，鱓因忤大吏罢归，由于家境较富有，于兴化南门外筑一处别墅，曰“浮沤馆”，并延板桥居浮沤馆。后又帮其于馆旁筑一小园，园内多青竹、兰花，取名“拥绿园”。板桥自题一匾：“聊借一枝栖”(见《中国书画家名号》第204页)。此皆以室斋印之，更显其用印风趣。
郑板桥用印的妙趣，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例如，吴昌硕（1839—1915）在他56岁时，由同乡丁葆元保举，当上了淮安府安东县（今江苏涟水）的县令，由于不善应酬，更不愿意摧眉折腰迎合上司，仅任职月余，就绝意退出官场，刻印明志曰：“一月安东令”，还有印曰：“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其印边款跋曰：“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我早有语谢督邮。”（见《吴昌硕集》第28页）与板桥“十年县令”印相沟通，如出一辙。他还有印曰：“江东书丐”、“听有音之音者聋”等。均反应了他贫困与耳聋的实际情况。再如齐白石（1863—1957），名璜，字木人、木居士等。其印有“寻常百姓人家”（见《齐白石印谱》第48页，凡白石印均见印谱）、“鲁班门下”、“雕虫小技家声”、“我生无田石墨砚”、“青藤门下牛马走”等印。齐白石有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见《吴昌硕集》第45页）余认为，此皆是受郑板桥用印妙趣的启迪。
概之，郑板桥的这些印章铭文，不仅用字准确、语言精辟、生动形象、风趣自然，而且表明了他的身世、他的爱好、他的态度、他的心愿、他的志向等，活灵活现的描绘了郑板桥的性格特点，丰富了印章铭文内涵，对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印之妙趣，其乐无穷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