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僧入圣”的“杨风子”

杨凝式出生在世宦之家，父亲是唐朝末年的宰相，追溯家世，为隋朝名臣杨素的后裔。杨凝式于唐昭宗朝登进士第，在史馆里任职。他长得“蕞眇”、“腰大于身”，“而精神颖悟”，“长于歌诗”，常常“杂以诙谐”，又精通书法，“宗师欧阳询与颜真卿，而加以道逸”（《旧五代史·杨凝式传》注引《别传》）。显赫的家世，出众的才华，使他年轻时就颇负名望。偏偏身逢乱世，梁、唐、晋、汉、周五朝的君主要任用他的才华治事，借他的名望点缀门面。为了全身远害，他随世应付。尽管他人在朝心在野，出勤不出力，但是，每历一朝，官位照旧升迁，由郎官至右仆射，后周显德元年（954）更官至左仆射、太子太保。当年冬季，以82岁的高龄结束了他周旋豺狼狐鼠之间似即实离的一生。
　　杨凝式字景度，他有很多别号，癸巳人、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杨少师等等，但以“杨风子”的诨号最为著名。所谓“风”（通疯），通常指精神失常，行为失态。而杨凝式的“风”，确切地说，是装疯卖傻的“佯狂”，仿佛聪明人耍出障人耳目的小伎俩。但装疯于正常人是应付突发事情的下策，情急之下的迫不得已。杨凝式至于此境，原委见陶岳《五代史补》：“杨凝式父涉为唐宰相，太祖（后梁朱温）之篡唐祚也，涉当送传国玺，时凝式方弱冠（误，时年35岁），谏曰：‘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云何？其宜辞免之。’时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探访群议，缙绅之士，及祸甚众。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也。”
　　疯态固然是不得已装出来的，但是，杨凝式的确因为浸染忠孝伦理而陷于尽忠于国与尽孝于父不可得兼的困境，良心良知因此大受刺激。在“置君犹易吏，变国如传舍”的乱世，杨家门第太显赫，杨凝式要顾及身家性命，不能如司空图那样高隐林谷，不敢效法韩偓南窜依人，却又不愿充当昧心附逆的角色，只有以时时发作的佯狂之“风”来曲折地表示自己的孤愤和清白，不致于在后世留下如“长乐老”冯道那样无耻的骂名。自后唐同光初年，他开始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借‘风’的形迹而托言“心疾”，每每辞官不就，闲居洛阳。
　　他一生的大半时光是在洛阳度过的。放散家居，有如闲云野鹤，仍然是在朝廷和鹰犬的眼皮下，还得真真假假地把“心疾”的外在状态不时地演示出来：“尹洛者皆当时王公，凝式或傲然不以为礼”。虽然王公们因其“风”名而不责怪，但无礼的举动不宜多做，他更愿意以外出游荡为障眼法。洛中多僧寺道观，是他经常光顾的去处，“遇水石松竹、清凉幽胜之地，必逍遥畅适，吟咏忘归”，释放他的文学才华，也很快乐！
　　书法行为，也被用来作疯态的表演了。杨凝式喜好于众目睽睽之下，在寺观的“蓝墙粉壁”上逞兴作书，疯个痛快。每临此际，他面对光洁可爱的墙壁，“箕踞顾视，似若发狂，引笔挥洒，且吟且书，笔与神会，书其壁尽方罢，略无倦怠之色”（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一）。他的名气很盛，主动送上门去的墨宝华章当然为寺观所欢迎，所以院僧常于未留题咏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杨凝式也热衷其事，渐成习性，以至连“垣墙圭缺处”也“顾视引笔”不放过，把洛下的寺观“题纪殆遍”，蔚为洛阳的一大书法景观。在杨凝式身后，文中官绅来到洛阳游历，都要前往摹学观瞻，一饱眼福。宋初大书法家李建中（945—1013）看到杨氏题写的大字书迹后写道：“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黄庭坚（1045—1105）在洛阳时“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感叹“无一字不造微入妙”。好金石法书的黄伯思（1079—1118）在洛阳做官，也曾到寺观里寻觅杨凝式题壁的旧迹。
　　历来名迹的流传，或仰金石，或依竹帛，唯独杨凝式的大量书迹是以寺壁得传。但土壁易毁，宋人所见已少，据宋朝尹洙在宝元（1038—1039）初年所记，当时洛城寺观中的杨书题咏墨迹，“存者广爱、长寿、天宫、甘露、兴教（有二）凡六处，皆题于壁。……公所题壁，距今八十年，字颇缺落，不可辨者十有三四”。当时，“天王院僧继明虑公之书久遂无传”，循缕之金石的传统办法，“命僧择字之最完者，得长寿、甘露两壁，总八十七，摹刻于石”（《古今法书苑》卷四十一）。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载的《洛阳风景四绝句》、《天宫寺题名》、《真定智大师诗二首》、《看花八韵》、《论维摩诘等语》、《寄惠才大师左郎中诗二首》等墨迹，北宋前期尚存于寺观壁上，亦被一一移摹上石，藏于各家，以为宝物。黄庭坚提到的“杨少师洛中十一碑”就是寺观或士人家所刻的杨凝式书迹。黄伯思在政和七年（1117）将所见“景度诸帖聊次其岁月先后，及书迹所在”，应该也是帖本。黄氏还谈到政和初年任河南府户曹参军时，曾往长寿寺华严院东壁寻访“院似禅心静”等诗的杨书墨迹，“墨踪石本，皆不复存”。院僧告诉他：“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数岁，及徒居他郡，壁与石亦弗之见。”（《东观余论》）不仅刻石被运走，连土壁上的杨书墨迹也被揭剥下来载之而去。宋高宗赵构在《翰墨志》里提到杨凝式在洛中的墨迹被好事者“并壁匣置左右，以为清玩”，则道出了下落。杨氏历年题壁的墨林巨迹，尽管“僧道相承保护”，也难耐风雨的无情侵剥，人工移剜的折腾，大概北宋末年已经荡然不存了。
　　书家挥毫，向来以纸为阵。杨凝式偏偏以寺壁作疆场，室内的文静雅事易为室外的恣意表演。大概杨凝式也不曾作传世之想，自娱一时，快然自足，所以他的纸素墨迹传世无几。《游宦纪闻》记载，“有与其从子侍御者家问二帖，后题广顺癸丑（953）孟夏月，真迹在洛阳士人家。又有判宅契五十余字”云云。宋朝内府所藏杨书墨迹，仅草书《古意帖》、行书《乞花帖》、正书《韭花帖》3种而已（《宣和书谱》卷十九）。访求法书甚广、收藏亦富的米芾，于《书史》叙平生所见杨氏翰墨，也不过薛绍彭家“小字黄麻纸一幅”；“秘阁校理苏澥家有三帖（后归米芾，米易出二帖，留者为楮纸本，上有杨氏五言诗）”；“张直清家杨凝式数帖，真、行甚好。”正因为他的纸素之作太少，其题壁之作才尤为人们珍爱护持，以至上石，以至剜移。
　　杨凝式墨迹虽然稀有罕见，历劫之后，犹有4种流传至今。
　　（一）《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见封二图一）。卢鸿《草堂十志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跋语写在画尾。行书，8行77字，后署“丁未岁（947）前七月十八日老少傅弘农人题。”是年杨氏75岁。这一年七月置闰，有两个七月，所以有“前七月”之谓；“老少傅”是诙谐的自称。此跋书法豪壮，一气呵成，大得颜真卿《祭侄稿》笔意。苏东坡说“杨凝式书颇类颜行”；黄庭坚称“杨少师书有颜平原长雄二十四为国家守河北之气”，都可以在这件作品中得到落实。
　　（二）《韭花帖》（见封二图二）。行楷书，7行63字。世传《韭花帖》至少有三本：两摹本分别收藏在台湾兰千山馆和无锡市博物馆；真迹本为罗振玉百爵斋藏本，据徐邦达先生说，“1945年罗氏失之于长春寓所，至今未知下落。”我们现在于书法图籍上见到的《韭花帖》书影，大多是罗氏藏本的面貌。
　　此帖纵27.9厘米，横28厘米，是一通尺牍，写得端庄清丽，字画疏瘦，平实中寓险奇。有人说由此可以窥见杨凝式师承欧阳询书法的痕迹。但是，帖中看不到欧书方劲硬板的派头，紧张刻厉的神态，其中虽与五代时毛笔制作工艺的改进有关。如果从书法的情态上看，杨凝式以萧散的轻松化解了欧字顿挫的紧张，遒逸高迈的笔韵，更接近王羲之《兰亭》的风流。黄庭坚说：“王氏以来，唯颜鲁公、杨少师得《兰亭》用笔意。”黄庭坚还写过一首歌赞杨凝式的诗：“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看到《韭花帖》，我们才能知道杨凝式下笔直入王书堂奥的高强本领。
　　（三）《神仙起居法》（见封二图三）。启功先生说：“此帖亦有摹本，故宫藏者为真迹。”草书，8行85字（残损2字），后有一花押。纸幅纵27厘米，横21.2厘米。内容是抄录道家养身口诀《神仙起居法》，五言一句，凡十二句。后题“乾祐元年冬残腊暮”，由此知道是杨氏76岁的手笔。
　　杨凝式写草书，那流宕奔进的线条展示出不可遏止的飞动之势，试看第7行的“残”字，因为接续“冬”字的末笔之势很急促，不及细想，顺势而下，先写了右边的“戋”，结果是逆笔写成；另一些字如“夜”、“数”、“祐”等，也是因为乘势疾书，顾及不到草法的周全，出现“伪略”的省并。写草书，“草势”和“草法”常常发生矛盾，是形从势生，还是形立势随，争讼不息。从杨凝式写草书的行迹来看，他属于以“势”率形、因“势”导形的一派，草法提供给他的只是一个大概的走笔路线而已。一旦笔势鼓作起来，为了势的畅适，这路线也要改变，不会实心眼地恪守草法。杨凝式写这样的小字草书，行笔摆动的弧度较小，写出的形体瘦长紧敛。由于他善于驾驭毛锥，线条有“横风斜雨”的意态，照旧传达出纵逸浪漫的神采。黄庭坚说“杨凝式如散僧入圣”，“无一点一画俗气”，可以移来作此帖书境的评语。
　　（四）《夏热帖》（见封二图四）。现藏故宫博物院。行草书，8行，写在纵23.8厘米，横33厘米的纸幅上，后有宋朝以来名贤题跋。宋王钦若说“字画奇古，笔势飞动”；元赵孟頫称“此帖沉著中而潇洒”；鲜于枢说：“此帖绝无发风动气处”；明项元汴说，“若与平原《刘中使帖》契合”；清张照跋云：“《夏热帖》世无刻本，虽半漫漶，存者如云中龙爪，令人洞心骇目。”此帖字形较大，前2行作行书，字迹较为完好，后6行作草书，许多字磨灭残损，难以详辨，已失当年旧观。世无刻本，大概是破敝太多，无法上石。
　　杨凝式的书法，独秀于五代，宋朝一流书家推挹极高。苏轼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东坡题跋》卷三）。黄庭坚认为：“大字难于结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近兼二美，如杨少师正书、行、草。”（《山谷题跋》卷五）苏、黄都学过杨书，苏轼是中年喜学杨书，黄庭坚早年“日临数纸”。他们常常比攀杨书，苏轼说自己作书“稍得意似杨风子”，黄庭坚作草书因近似杨书而颇为欣喜。宋朝学杨书的还有王安石，米芾在元丰六年（1083）到钟山拜访他时点破，他才承认。南宋的陆游也学杨书，《暇日弄笔闲书诗》中有句：“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
　　杨凝式在书法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黄庭坚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独白：“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唯颜鲁公、杨少师二人。立论者十余年，闻者瞠若。”（《山谷题跋》卷五）后与苏轼相识，得到首肯，可是知音唯苏轼一人。二王——颜真卿——杨凝式，这就是苏、黄眼中王书流派发展的主脉。他们共有的特征是笔法超逸绝尘，师古能继承，师心能出新。黄庭坚还说到：“自平原以来，唯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耳”，则将苏轼视作接续杨凝式之后再出新意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了。那么，杨凝式不独接武颜真卿，雄杰五代，而且他那自出新意的作品，绝俗的书法品格，深深地影响了宋朝的书坛巨子。从书法史的大局看，他是唐宋书法相承而趋新的转轴人物。
（《文史知识》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