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职务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招数(下)

2019-07-04  富以宁静

作者:郑广宇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        

原题:贪污贿赂案件十大审讯策略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高级检察官培训教程、南京刑事微信公众号

贪污贿赂案件十大审讯策略

六、人文关怀,从情感处突破

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人情在社会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不无道理。人情的消极面是偏重人情世故,忽视规则秩序;人情的积极面是沟通人际关系,约束言行举止。所以说,人情又是二种人的自我精神约束。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情对人的精神约束力是很强的,甚至有时要大于权威和规则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偏重德治的原因。但这是不是说法律就是无情的呢?答案是否定的。所谓法律是无情的,是指在法律面前大人平我们反对人情案,是反对徇情枉法;我们倡导理性执法是防止执法的情绪化。但这绝不是说法律不讲人情。尊重和保障人权就是法情一体的最好体现。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的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之后,司法机关把人性化执法执法提上了工程。尤其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被法律所禁止,并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切不人道的执法方式被摒弃。法律已不代表冷漠、寡情,更不代表强悍粗暴。有人说“没有人情的规则是暴力,没有规则的人情是混乱”,是不无道理的。

贪污贿赂犯罪侦查,是个与贪官庸吏作斗争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对人的思想的改造过程。尤其在审讯过程中,教育感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人文关怀始终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为此,审讯中既有威严也有温情,既有讯问也有关怀。这既是人性化执法的题中之意,也是人的天性使然。

情感心理学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感情是人与引供有的心理反应。而这种心理反应,是随着外界刺激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审讯与被审讯这对对抗性很强的矛盾,也是对立统一的,只要方法得当,对抗情绪就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合作。可以说,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服法,都或多或少的渗透着人情感召的力量。为此,处处体现人文关怀,以人情感召为突破口,已成为贪污贿赂犯罪审讯中的态方法。

1.尊重人格温情感召。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查处前,往往是社会的中层。他们有着很强的优越感。成为阶下囚后,心理落差很大。社会地位的变化,使他们的心理错综复杂起来,往往恐慌中有自卑,焦虑中有幻想,失落中懊悔。此时,训责、呵斥、贬损、侮辱,不仅起不到促使悔过的效果,反而激起他们内心的不满。

而心理上的不满则必然要削弱荏至替代其恐慌焦虑的心理,进而增强其对抗心理。为此,审讯中切忌态度粗暴、言语粗俗,要充分重对方的人格及其自尊心,并在双方交流中建立起情感互信。

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化,能够使犯罪嫌疑人对办案人形成情感依赖。一旦双方建立起这种关系,他就会和相应的办案人无话不谈。而办案人则应乘机对其加强心理疏导,以温和的态度、热情的关照,去感召他认罪服法。

有一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某厅的处长,在一个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受贿现金20万元。此案行贿人已供,赃款也已在他家凉台搜出,银行封记原封未动,但其咬住牙关就是不供,也拒不说出凉台上这20万元现金的来源。有一个办案人员每次提审后都关心地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吗?家里有什么要交待的?时间一长他就愿意和这个办案人谈话,有时不来他还会问怎么谁谁没来?经这个办案人多次做工作,他终于在捕后近一个月时,和这个办案人讲:“你对我这么好,我再不讲对不起你。”如实供述了受贿事实。这是吃软不吃硬的典型。这里,温情感召应然了以柔克刚之精义。

2.尊重人权常情感召。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范围很广,既包括民主权利如诉讼权利等,也包括人身权利如身体健康权等。在采取强制措施后,他们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身体健康权等并未被剥夺。他们在被羁押、控制、审讯期间应当给予保障。

救死扶伤既是人道主义,也是世间的人之常情。而且,从司法实践来看,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多有亚健康、机关病、老年病等职业常见病,加之心理变化突然,高血压、心血管病等易发多发。办案中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检查,关心和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是保障诉讼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可有效防止因病发生意外,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健康关照,矫正他们不健康的心理,拉近双方感情距离,进而教育感化他们的心灵,达到认罪服法的目的。

实践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大型国企老总因贪污100万元被查处,但他仅供认贪污经过,拒不交待赃款去向,被监视居住三个月后才交待出赃款去向。其间,办案人得知其一只眼睛有病,须长期使用一种进口眼药。为此,办案人经常询问他用药情况,并根据要求定期带他去做检查。而且,每当其眼药快用完时,办案人就会专门进京去为其购买,从未使他断过药。这使他受到感动。他原以为被抓后会受到虐待,眼睛会耽误治疗,并做好了“独眼龙”的准备,没想到办案人比他自己还关心他的眼睛。为此,他不但交待了他把赃款用于在某企业投资,还给该企业老总写了亲笔信,让他退给检察机关。看病买药本来是人之常情、举手之劳。但在犯罪嫌疑人看来,这是他的不幸中的万幸。由此形成的感恩心理,是促成由对抗向合作转化的重要动力。

3.解忧济困道义感召。实事求是的讲,査处贪污贿赂犯罪不可能不带来一定的社会负面影响。一是对犯罪嫌疑人单位的工作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如政治上的波动、经济上的影响等。二是对犯罪嫌疑人家庭的影响。如正常家庭生活秩序的混乱、家庭困难的增多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就案办案,对办案中发现的一些负面影响苗头,及时伸出道义之手,把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方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转化犯罪嫌疑人的对抗心理,促其早日认罪服法。如在査处企业中的贪污贿赂犯罪时,我们倡导查账不封账,保障企业正常运转;不开警车、不着装公开进厂调查取证,维护企业正常秩序;应由犯罪嫌疑人签署的事关企血生产经营的文件、合同,保障及时审批,等等。这些都赢得了社会的赞赏,也感召了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情感。此类成功案例不胜枚举。通过为犯罪嫌疑人家庭排忧解难,感召其认罪悔罪的,实践中也举不胜举。

上述这些情况表明,人文关怀不仅仅是一个审讯手段,人情温暖道德感召也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缺口,它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突破一起案件。它的社会价值在于,通过人性化的个案执法,平息和抑制办案所带来的次生社会矛盾。

有专家评估,一个犯罪嫌疑人可影响其密切关系人40人左右。就是说如他一人坚持与法律、与社会对抗,可能影响40人对社会产生不满情绪。反过来,如他从心底认罪悔罪,感恩法律、感恩社会,那么就会消除可能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把查办案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情绪,无疑有着非常重要意义。因此,注重执法中的人文关怀,加大人情感召力,讲求心理疏导作用,既是审讯中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执法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七、利用家庭观念,从亲情上突破

家庭是社会细胞,亲情是良知底线。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健康、观念意识、价值取向与其家庭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而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多是家庭的顶梁柱,甚至是其家族的骄傲。为此,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被查处之日起,可谓牵一人而动全家,动一人而动全族。这是因为亲情是与生俱来、无可选择的一种牵挂。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人们的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

正如古人所言:“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司法实践中往往有这种情况,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控制,其整个家族就会动荡不安,不知所措。往往会调动各方力量、发动各方关系,去打探消息、寻求解脱。

对办案人来讲,一方面,这种亲情干扰会成为办案的阻力,影响办案人的工作精力和侦查思维;另一方面,这也是个利用亲情观念进行法制教化、道德感召的绝好机会。这里,一是犯罪嫌疑人本人的亲情牵挂,促使他急于了解家庭情况,尤其对应尽义务的老弱病残幼的情况,更是思念有加;二是家庭成员的亲情牵挂,也急需得知他的现实状况,他们既关心他的前途,也关心他的身体。

此时,他们的心理都会烦躁不安,而不安的心理往往会影响其正常的理智思维。如果我们抓住亲情这根敏感神经,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按照情感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引导他'一吐为快。其不安的心理就会得以平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放心”。司法实践中有这样几种做法:

1.以亲情触动启发其社会良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社会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亲情伦理关系之上的。可以说,孝是忠的社会基础,事家是爱国的社会动力;亲情伦理是政治伦理的社会基础,家庭道德良知是社会道德良知的底线。从古代的“君子坦荡荡”、“见善思迁,有过则改”、“事不避难,罪不避祸”,到现代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悔过自新、迷途知返,无不渗透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为此,在审讯中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现实处境,介绍他的家庭状况,触动其敏感的亲情神经,是打破二些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定势,引起他心理不安思想压力加大,进而心理防线被击破的有效方法。

有一县委书记在当地是有名的孝子,其父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且从不依权仗势,受到全村人的尊敬。2011年,这个县委书记因买官卖官受贿10万元被人录音而案发。其被捕后,其父觉得在村里抬不起头来,一气之下病重住院。审讯时,办案人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他,引起他强烈的内疚,面带愧色唉声叹气。

我国著名作家刘心武讲过:“羞愧是良知的产物,是一种自我控制,也是对外界事物的尊重。”办案人抓住时机,从孝道人手,以为官不廉对党是不忠、对老人是不孝、对家庭是不负责任,对其进行教育疏导,并告诫他只有坦白从宽才是忠孝两全的唯一路径。最后,伦理的良知升华为社会良知,如实供述了受贿1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审讯结束后,当办案人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时,他像刚刚卸下千斤重担一样,一身轻松地说“我想喝啤酒”。此案说明,只要方法得当,亲情良知是可以唤起社会良知的。

2.以亲情温暖感召其悔罪决心。犯罪嫌疑人在被切断外界联系后,其心理状态是十分复杂的。尤其在犹豫徘徊阶段,社会舆论、亲情态度是其非常重要的内心考量。他们往往一怕在社会上丢面子抬不起头来,二怕家庭成员不原谅,愧对亲友。

此时,他们除了急需探明检察机关究竟掌握他多少情况以外,还急需了解家人对其“犯事”的态度。尤其在他们失去自由,生活状态发生变化后,会十分留恋、反复回忆家庭生活的温暖。因此,来自亲情的任何信息,对他们来讲都是十分重要和敏感的。如果是串供打气的信息,会坚定其抗拒心理。反之,则是动摇抗拒、促进转化的动力。为此我们在抵制“说情风”的同时,也要善于借势,打好“亲情”牌,把阻力化作动力,让“说情”化为规劝,变对抗为合作。

实践中有这样两个案例:一个案例是,检察机关只掌握犯罪嫌疑人受贿3万元事实,本人亦作了供述,在准备结案时,犯罪嫌疑人妻子通过看守传信让他“顶住”,并告知'家里有某经理(其下属)关照”,随即此人翻供,结果在某经理家将转移的赃款50万元全部起获,最后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另一个案例是,一犯罪嫌疑人受贿10万元,当日交其妻存入银行,传讯后拒不交待。但经与其妻谈话,并亲笔写信规劝其如实交待争取从轻处理,他见信后立刻改变态度,作了如实供述。此人被从轻判处5年徒刑。

由此可见,亲情既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对抗审讯的精神支柱,也可以成为思想转化的助推器。

3.以亲情惠助化解其抗拒心理。在犯罪嫌疑人是维系家庭生活核心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的案发,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在失去“顶梁柱”、“主心骨”后,其家庭生活必然会面临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和不便。办案机关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施以援手或提供方便,会增强办案机关的亲和刀,进而会取得其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信任。双方的对抗性亦可向亲善性转化。这对消弱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化解其敌对情绪,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一起贪污受贿案件,在抓捕时恰逢犯罪嫌疑人之子高考期间,如公开抓捕势必影响孩子高考情绪,故采取秘密抓捕方式,并让其单位告知家里其去外地出差。考试结束后,家属要求与其见面商定孩子报考志愿。经请示批准后,办案人特意在检察院安排夫妻二人见面,并给他们提供了相关院校近三年的录取分数线作参考,后他给孩子选择了比较理想的大学。事后,他一再表示感谢,并表示自己犯罪组织上还这样对他,一定要知恩图报,全部交待清楚自己的问题,检举揭发其他涉案人的问题,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此人态度上的转变,使办案人从中挖出了一个七人贪污、私分窝案。

此案说明,无论是谁,当遇到燃眉之急身感无助时,一个举手之劳,甚至一句温暖的关怀,都可能打开那封闭的心灵。人性所具有的感恩心理,会成为消除对抗、真诚合作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亲情关系和情感心理,被称为审讯心理中王牌的王牌。


八、小证引大供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智能犯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尤其是贿赂犯罪,“一对一”现金交易已二成为犯罪手段的常态。口供的重要性和审讯的谋略性,对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多数犯罪嫌疑人一开始都呈现出一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态势。

为此,正确运用证据突破口供,就成为重要的审讯策略和审讯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是,运用证据突破并非将已掌握的证据情况全盘托出,而是在“小证引大供”原则下运用辅助证据、次要证据、单笔证据甚至再生证据等,摧毁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进而获取全部犯罪事实口供。

“小证引大供”这一审讯原则,出自我国名著《红楼梦》第六十七回《闻秘事凤姐讯家童》。说的是贾琏瞒着王熙凤在外另置宅院娶了尤二姐做二房,平安度过一段时间后,王熙凤的大丫头平儿,偶尔听到贾琏的两个小厮在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并受到旺儿的呵斥。

王熙凤知道后,先把旺儿叫来劈头就问:“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儿说:“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随后,王熙凤又叫来兴儿,并让旺儿在一旁作证,兴儿来后王熙凤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兴儿又是下跪又是磕头,假装听不明白。王熙凤即刻抛出“新奶奶旧奶奶”这个证人证言,说:'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

兴儿见事已发作只好央求。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撤一个字儿的谎!”一口气将贾琏怎么娶的尤二姐,又怎么使银子让张华退了婚,以及尤三姐与柳湘莲订婚,柳湘莲退婚尤三姐自杀,全部招了出来。

这里,王熙风根据'新奶奶旧奶奶”和贾琏的为人,肯定贾琏另娶判断准确,以兴儿是贾琏贴身小厮肯定其知道内情的判断准确,抛出旺儿这个人证,对质可使兴儿不能自圆其说方法得当,直接的“你二爷外头娶了'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击中兴儿要害,从而获取了贾琏娶尤二姐和尤三姐殉情自杀等重大情况。后有学者将此称为“小证引大供”,并作为审讯的一个重要原则。

“小证引大供”,不能像法庭示证那样一组接一组的全盘托出,应注意把握出示的时机和“小证”本身的价值作用。

实践中有这样二个案例,某区院反贪局听到'市畜牧兽医站的头头们,官不大钱不少”的反映后,经秘密初查发现,其经理资产变化异常,其在北京上学的儿子个人账户上有一笔7万元汇款,系北京一疫苗经销商所为。

区院在突然传讯该经理时,先向其了解了北京、辽宁、山东等地的营销情况,问其儿子多大了,在哪上学,在北京上学消费情况等,然后突然问他,“谁给你儿子账户上一次存人7万元?”他说是他自己存的。此时,办案人把银行汇票等书证出示给他,并告诉他。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这位经理见此慌了神,也不知道检察机关掌握他多少证据,一股脑供出了收受疫苗经销商回扣、倒卖疫苗获利私分等贪污、受贿70余万元的事实。

还有一个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受贿案例,审讯前办案人只掌握其一笔受贿100万元证据,此款由某建筑公司转账至其妻账户。审讯开始,他又讲艰苦创业,又讲人生哲学,一经办案人出示银行凭证,他顿时傻了眼,先后交待出了受贿17笔1500余万元的事实。

以上说明,“小证”是对办案人而言的,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多小也是致命炸弹。

一是“小证”应是毋庸置疑的证据。如书证物证。对此,犯罪嫌疑人无可辩驳,不可推翻,只能就范。

二是“小证”应是其不能自圆其说没有退路的证据。也就是说,“小证”已堵死其防范退路。如前面所提100万元书证引出1500万元大供案例,这100万元系行贿人转至其妻侄一证券公司股票账户,又转至其妻外甥女账户,再转至其妻账户的。其所有假象均被揭穿,再抵赖也无济于事。

三是“小证”应是其重要的精神依赖。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后,都会在大脑里极力回忆每起犯罪事实,以便找借口对抗审讯,但一旦其精神支柱倒塌,他的心理防线就会崩溃。如实供述,走从轻的道路,成为其唯一选择。


九、打破利益同盟,从薄弱处突破

贪污贿赂犯罪的一个共性特点,是其背后都有一个利益共同体。如共同犯罪、对合性犯罪、同案责任人、案件关系人等。一旦事发,这些人就会自发地结成利益关系同盟,以寻求自保。为此,在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中,攻克同盟、打破“土围子”至关重要。审讯也是同理,攻克利益同盟对审讯突破也至关重要。

司法实践表明,利益关系同盟的纽带是利益,或经济利益,或官场利益抑或家族利益。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生活中,利益同盟其实是很脆弱的。

一是利益的利己性,决定了同盟是因个体的利益相同而存在,但永无满足的个体私欲,为同盟的瓦解埋下了潜在的定时炸弹。二是利益的差异性,决定了同盟会因利益的分配不公或分配不均而产生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恰恰是同盟永远弥合不了的裂痕。这也是同盟首脑最头疼的问题。

河北邢台国土局贪污窝案中某局长,就发明了一个“烧饼理论”。他在和他二个下属策划贪污征地款时说,“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你知道烧饼怎么掰、怎么吃?谁分大块、谁分小块吗?弄不好吃烧饼问题,当不好经理,不是好经理。”但他无论多么精明,“烧饼”永远不会分配均匀。

三是利益的零责性,决定了利益同盟是一个无视风险、铤而走险的团体。同盟中的每个个体,都在幻想不劳而获,即在不承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实现风险责任的最小化。无事时他们各自会自我标榜夸大个人作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互相埋怨、互相指责。这就是古人讲的小人结盟是“利则相攘、患则相倾”。

为此,无论利益同盟多么铁,订过多少次攻守同盟,发过多少次誓言,搞过多少次沙盘推演,都不会是铁板一块。可以说,利益既是结成同盟的纽带,也是摧毁同盟的天然通道。办案人对此应有坚定的信心。一但在战术上应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伙他们都明白只有集体合作互相保护才能保住同盟,进而个体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博弈理论中有个著名的理论叫“囚徒困境”,即双方合作,互不揭发,利益最大;双方互相揭发,利益全无;一方揭发、另一方不揭发,则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而双方都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推理,则双方会互相揭发,结果是双方损失均最大化。

可以说,“囚徒困境”是一切利益同盟的最终下场。这和群众总结的“抓螃蟹”是一个道理。把一个螃蟹放在篓子里它容易爬出来,把多个螃蟹放进去,则一个也爬不出来。因为,每一个都想爬出去,每一个又都会把先爬的拉回来。

为形成这种局面,促成相互揭发,则需对同盟成员进行广泛的了解和认真的分析,按照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从薄弱处突破。

1.选心理素质差的。这里所讲的心理素质,是指对抗审讯的心理素质。对抗心理的强弱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阅历。一般来讲,社会阅历广的,直接的、直接的、间接的社会经验要优于社会阅历浅的,他们往往依赖已有的社会经验,形成比较稳定的心理定势。而社会阅历浅的,因其缺乏社会经验和个人经历,心理是不稳定的,极易产生恐慌心理。

二是家庭环境。一般讲,家里的主心骨和较早独立生活的成员,由于其在家庭中的支配性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打击承受能力。而对家庭依赖性较强,又无独立生活经验或能力的,则心理打击的承受能力较差。

三是个人性格。一般讲,性格刚烈、专横跋扈的人,胆壮心高,对抗心理较强。而性格懦弱、缺乏主见的人,则一般表现为胆小怕事、心虚气短,较易突破。

2008年石家庄某区院在查处一起城中村村干部共同贪污征地款470余万元案时,对几个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素质进行了分析。经分析认为,其中村委会出纳是个结婚不久的新媳妇,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家庭顾虑也比较多,故将其作为突破口重点突审。几名犯罪嫌疑人同时传讯,但主要力量则放到出纳身上,反贪局长、副检察长、检察长轮流做工作,果然八小时内获得突破,不但证实了原来举报的'一笔25万元情况,还揭发出村干部几人用公款在外地为个人买房、买地、买车的问题,并提供了大量书证,使此案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突破。

2.选获得利益少的。无论经济利益还是官场利益,利益同盟在犯罪所得的分配和享有上,利益永远不会均衡。而获得利益少的或享有利益小的,获利的不均衡必然导致他们心理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心理上就是怨气,如果他的作用在犯罪过程中价值重要,就更会增添其不满情绪。也正是利益上的矛盾,使他们成为较易突破的缺口。

某区院在查处二起社保人员与银行人员相互勾结贪污社保资金案件时,以获利较少,性格较软、家庭观念较重、工作时间较短的某银行职员为突破口,12小时内获取了双方采取更改劳动人事局数据库中数据,虚增养老保险金发放总额,再将虚增金额存人预定人员账户,然后套取私分的口供与书证,使一起贪污社保资金190万元大案(社保人员得160万元,银行人员得30万元)从受理线索到全面突破仅用了不足24小时时间。可以说,这些均主要得益乎突破口选得准。

3.选责任相对轻的。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利益同盟成员的法律责任,取决于各个成员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责任较轻的,在被查处过程中心理压カ往往大于责任较重的。得不偿失心理在他们身上体现得较为突出。尤其在渎职犯罪中,利益同盟成员之间,互相推诿、各自洗白巳成常态。

为此,责任差别和“螃蟹理论”,就成为分化瓦解其利益同盟的重要武器。如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帮助犯,贿赂犯罪中的介绍贿路人、未达预期目的的行贿人,渎职犯罪的被动执行人,关联责任人等,由于他们责任相对较轻、争取较好出路,是他们潜在的心理需求。只要方法得当,极易从中打开缺口。

有这样一起渎职案件:经初査证实,某市质监所为创收超范围、超标准进行产品质量检測,将不合格产品和无权检测的产品弄虚作假全部鉴定为合格,致使2000余种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其主要责任人为所长和两名检测工程师。

经分析认为,两名工程师熟悉监测标准和工作程序,产品合格与否他们是技术权威,并承担技术把关责任。所长作为最后把关程序的决定人,也主要是依据他们意见进行审核签发合格证。故意将不合格产品鉴定为合格产品,如果没有所长的指使,两名工程师不会有那么大胆量。

为此决定,首先传讯两名工程师。双方一接触,这两名工程师面对他们签发为合格的检测表,马上讲出了实话,并提供了他们检测的原始记录。原来,是所长在他们检测不合格后,指使他们更改数据一律修正为合格。甚至有些鉴定都是所长模仿笔迹代他们签的。至此,这起滥用职权案基本告破。

事后,两名工程师得到了较轻处罚。这两名工程师是责任小、压力大的典型代表。他们虽受指使,但检测结果是鉴定结论的基础,没有他们的配合所长一人是做不出来的。由于他们心有余悸,良心还未完全泯灭,故悄悄保存了原始记录,并在一些重要产品的检测结果上拒绝签字。这些都为突破这起渎职案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有人说选准案件的突破口审讯就成功了一半,是不无道理的。


十、利用孤独困境,从错觉处突破

贪污贿赂犯罪由于其职务背景、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存在,其审讯心理远比普通刑事犯罪要复杂得多。尤其在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后,他们往往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对抗审讯,领导关系、同事关系、家庭关系、案件关系人关系以及自己的成长经历、前景预测等都会统统涌上心头。可以说,他们此时的心理是极度疲劳的。

当他们的思绪回归现实之后,内心的孤独感油然而生。而被监禁的孤独,绝不同于老干部退休后的闲适性孤独,它是一种面临或生死存立、或锒铛入狱、或身败名裂、或妻离子散等严重心理压力下的孤独,加之客观存在的孤单、无助和寂寞,使他们的心理也备受煎熬。

一个正常人一旦陷入孤独困境,一心理上必然呈现三个特征:

1.社交孤立状态,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严重苦闷感和漂泊感。客观上的与世隔绝,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也随之断绝,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流也随风而去。这种苦闷和无助的心态,必然会摧毁他们的自信心。过去多么专横跋扈也会变得谦恭自卑,过去多么狂倣不羁也会变得萎靡不振。这些都是他们缺乏自信或自信动摇的表象特征。

2.信息封闭状态,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强烈的外界信息需求欲。一方面他们需要来自攻守同盟的、案件关系人的以及领导的信息,另一方面需要来自家庭的和亲朋好友的信息,以期得到修补自信或重新评估面临形势以求摆脱孤独困境。

3.单一感知信息的刺激状态,会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极度敏感和多疑。当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陷入孤独困境后,他们所能感知的信息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来自审讯人员的信息。而这单一信息也必然会成为他们唯一的心理刺激。人的心理现象具有空间性,也就是说人的心理活动受生活空间限制。

为此,审讯环境对其心理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对讯问人十分注意察言观色。哪怕讯问人一个细小的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波动。这也是他们所不愿忍受,而又必须忍受的唯一心理刺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单一的信息刺激逐渐会演变成他们唯一的精神依赖。

物质决定精神,一客观存在决定人的意识。犯罪嫌疑人在孤独困境下,其特有的缺乏自信、敏感多疑、精神依赖心理,在审讯过程中,一会伴随着他们直接的或间接的知识经验,对外界事物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错误判断在心理学上称为认知错觉。

由于这种认知错觉发生在特定条件下(孤独困境),因此它是一种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具备,它就必然产生,主观的努力是难以克服的。这也是为什么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总是错误地判断形势之所在。

为此,在审讯中办案人应充分利用犯罪嫌疑人容易产生认知错觉的审讯环境,以虚拟信息、模糊信息、暗示信息,真假结合、虚实相映制造“心理圈套',从认知错觉处去突破口供。

实践中审讯中常用的认知错觉主要有以下几种:

1.首因认知错觉。人与人在第一次交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也就是“第一印象”,在对方的头脑中形成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效应称为首因效应。由于首因效应最先给对方输人信息,以致给人形成很强的先人为主心理,并严重影响着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为此,审讯中要充分利用被讯问人心理上的首因效应这个缺陷,以先声夺人建立好第一印象。

一是讯问人要表情庄重严肃,语速沉稳连贯,精神自若、充满自信、底气十足,营造出不怒自威的气场和氛围。

就传讯方式而言,实践中呈多样化。有以“开会”为名请来的,有以“了解情况”为名口头通知来的,有直接下达传票由法警带来的。不同的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但由于他们心中有鬼,都会潜意识地思考应对的方法,都会从察言观色中寻找对策。为此,第一印象必须有“下马威”效应, 以削弱其对抗意志。

二是讯问人发问要成竹在胸,心宁神定,主导审讯心理场。无论举报线索和证据多寡,切忌由于说话无底气、眼神游离而表现出心中无底。试探摸底是被讯问人必然的对抗策略,绝不能在第一印象中被其寻得破绽。为此,讯问人必须表现的胸有成竹、信心坚定,以造成被讯问人已全面败露、大祸临头的心理错觉,让其在慌不择路中露出马脚。

三是讯问人发问要客观引导,切忌直接指向具体目标,以重复效果强化首因效应。就贪污贿赂犯罪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而言,偶发犯罪不多,多次行为的连续犯占比在80%左右。在掌握线索和证据不多的情况下,审讯是深挖犯罪的二个重要方面。

为此,在首次讯问时,不宜直接指向已掌握的具体目标,即使在讯问中被讯问人谈到了已掌握的事实,也不能表现得过于热心、兴奋和关注。仍应宏观的、模糊的应对,以让其摸不着头脑,形成检察机关已全面掌握其犯罪事实的心理错觉,并通过不断地追问或连续提审形成重复效果,以加重首因效应对其心理的影响。

2.视觉认知错觉。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给人造成不同的视觉误判。比如跳高运动员,标杆的垫子很厚,运动员在视觉上就不会感到标杆高不可攀,其跨越标杆的信心会得到增强。反之,标杆下如挖二大坑,即使平常能够跨越的高度,运动员也会心中无底,甚至不敢跨越。

在审讯中也是一样,讯问人不是在给被讯问人加高“跳高垫”,而是要给他挖坑,让他产生不如实供述就不可能跨过这个坎的心理错觉。

比如,当犯罪嫌疑人进人审讯室后,他看到讯问人桌前放着一摩探案卷材料,他会凭经验认为检察机关已掌握他大量证据。相反,如果桌上只有记录纸,桌面干干净净,他的经验也会告诉他办案人手中掌握情况不多。

再如,讯问人从一堆会计凭证中很随便地抽出一张向他出示时,他亦会认为还有很多未出示的铁证。还如,在讯问中当他看到有同案犯与其他办案人和睦地走过窗外,他的经验也会告诉他此人已经招供;如果是已知藏不露身的同案犯被带着手铐从窗前带走,直觉也会告诉他如不如实供述也会很快被监禁。

这些,都会加剧他们心理上紧张的应激反应。为此,在审讯这个特定环境下充分利用人的视觉认知错觉,有计划地设置心理圈套,是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有效谋略之一。

3.听觉认知错觉。听觉作为人认知事物的重要感觉器官,是思维判断的重要信息来源。由于听觉也被环境所限制,在经验思维判断过程中,亦容易出现认知错觉。比如,在马路上行走时听到救火车警笛声会意识到有发生火灾的地方,但不会联想到自己家;但如在小区听到自家附近有救火车警笛响,马上会联想到是不是自家着火,要立刻回家照看。听到的情况与自己有没有关系,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所以,眼见的不见得是真实的,耳听得就更容易出现错觉了。

同样,在审讯室这个特定的心理场内,被讯问人极度敏感多疑的神经,促使他们不仅要眼观六路,而且还要耳听八方,以寻求解脱心理压力之出路。为此,有必要视觉、听觉手段一齐上,以打乱其心理定势,让他在听觉认知错误中低头认罪。

实践中有这样两个案例:

一个是一起受贿10万元的案件,据行贿人供述晚上到受贿人家送现金10万元,当时其妻子在场,还说了几句推辞的话。在讯问受贿人时,其低头不语拒不供认。其间,一办案人从外面进来交给讯问人一份材料,并低声说“这是他老婆的笔录。”他听到后马上抬起头来,这时讯问人说,“怎么,还不说?”此时的受贿人不知是个圈套,误认为他老婆已经交待,马上说,“我承认,我收了10万元”。其口供突破后,随之传讯其妻印证了全部过程,使案件告破。

另一个是一起受贿案的受贿人已经交待,而行贿人和送钱的司机却拒不交待。在讯问司机时发现,这个司机很讲义气,十分忠诚于他的老板。当时分析老板不交待这个司机也可能不会交待。故在讯问期间,一个办案人进来将讯问人叫到门口小声说,“两头都供了,一会儿笔录做好给你送来。”一会儿这个办案人拿一沓材料给了讯问人,并小声说,“李检说不行就拘了”听到这些后,司机不再讲义气了,说“他自个都说了,我还替他圆嘛。”随后供述了整个一过程。

实践表明,利用好听觉认知错觉这个人的共性弱点,在他们急需获得信息支持时,以模糊信息、虚拟信息使他们产生认知错觉,是突破犯罪嫌疑大口供的有效方法。

综上所述,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征,因人施策,是审讯策略的基本要求。因为每个人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就像一棵树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不能幻想几个妙招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审讯技巧。就像文无定法一样,审讯也无定法。必须因案制宜、因人施策、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只有把人的心理吃透了然后对症下药才能有效。

以上十个审讯突破口,实践中既可以交叉运用,也可以几个方法结合运用,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另辟新径。总之,要讲究审讯的针对性,没有针对性,任何妙计高招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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