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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江宁练了四营新兵，规定每天操演两次，内容包括洋枪、抬炮、长矛，且每月二十五日进行一次校阅。因天气原因，七月校阅改期。二十六日，校阅完毕，马新贻同平时一样，由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替总督传令的武巡捕叶化龙和两三名侍卫护送步行回总督府。当一行人到达偏门时，一个中年人用马新贻老家山东荷泽口吻，喊道：“大帅！”接着跪下，双手捧封信，高举过头。 马新贻认识他，一见就问：“你还没有回去？” “回大帅的话，盘缠用完了。今天特来求大帅。” “不是给过你两次了吗？”马新贻有些不耐烦。 正当那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时，这时右边又有人大声喊道：“大帅伸冤！”接着也跪下。 马新贻回头一看，那人突然从衣襟拔出一把短刀，左手抓住马新贻手臂，右手迅速将刀插入其右胸。 “扎着了！”马新贻大叫一声后倒地。于是，喻吉三、叶化龙等人一拥而上，将刺客和告状的山东人绑了起来。同时，把马新贻抬回上房，寻医急救。很快，将军魁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以及学政殷兆镛等人，赶到督署。只见马新贻无法说话，仅剩一口气。医生来了之后，看到已刺中要害，都摇摇头。等到次日中午，马新贻死了。 这就是轰动晚清朝野的“刺马案”。 堂堂一个封疆重吏、朝廷一品大员，于光天化日之下居然遇刺殒命，犹如一个晴空霹雳，不仅满朝百官惊愕，也令皇室震怒。原本朝野还关注天津教案，瞬间聚焦于该突发事件！ 一 马新贻，字毂山，号燕门，别号铁舫，谥号端敏，山东菏泽人，进士出身。二十七岁出任安徽太和知县，二十年间先后出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四十七岁时，马接替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 就任两江总督不久，马新贻又被命为“通商事务大臣”，执掌南洋通商事务，达到其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上任之初，即奏明所办事宜，据《清实录》载：“最要者六条，日：培养民生以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水师以联络江防；洛守条约以办理洋务。”其实，他在江苏的所作所为，基本围绕此六条。 赴任不久，就有宿迁商民呈诉状：水旱两关扰累；而蒋坝民又呈诉诉：淮关差役需索。于是，马新贻随即上奏，曰：“洒州坝，应照旧案，专查黄豆饼片、芝麻、铁货、药材、煎碱、口口大宗，其余无论何项货物，淮关巡役概不得过问。又宿迁旱关，本非旧例，应请裁撤，以苏民困”（《清实录》），“照旧例，专收水关，以顺舆情”（《(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很快就解决了关卡乱收费问题。 同治五年，江北发生水患，南逃的百姓越来越多，经常以租牛开荒种地，但是之后收成也来越少，出现大批荒芜的良田。为此，马新贻一边赈济灾民，一边上奏朝廷，称：“开垦荒田为善后要务。”为了老百姓的长久之计，还制定了垦荒条例八条：“一、招垦荒田、启征宜宽予年限；二、未垦荒田，有主无主均宜清匣；三、无主荒田，方可由官方招垦；四、垦户不论土著异籍，皆准认垦；五、垦荒之户宜曲体恤；六、认垦田，宜令乡董地保转报；七、外来兵勇，不宜垦荒。”（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 朝廷著照所请。通过这八条,解决了荒田有主、无主之分,使土著、客民(异籍农民)一体认垦、同等相待,政府又对垦荒之田启征缓以年限。这样一来，既解决了良田荒芜现象，还安置了逃亡的难民，对恢复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同治八年六月，马新贻严惩了勾结滋事的游勇刘建洪等，并借机大力整顿江苏的吏治。 与此同时，马新贻还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载：同治八年，马新贻“伤军需局，会同保甲局，收买民房，照历届定案给价，东自西牌坊，西抵奎星阁，南至河干北界官街，经营并建为外监试、外供给、外巡库诸官公馆（九年春，竣工）”。同治九年，还建上江二县学于旧址”，“高嗜重建县学”。又“伤道员桂篙庆监造上元、江宁县学、文庙”。 当时新疆战事吃紧，各省总督得为甘军筹晌，马新贻也不例外。据《清实录》载：同治七年八月，因左宗棠奏请以“各海关六城洋税内凑拔银一百万两”。清政府“著曾国藩、马新贻、丁日昌于江海关拔银五十万两”。于是，于同治九年五月，马新贻在总督府里设立专门为甘肃筹备军饷的“甘捐局”。 不过，这还不是马新贻在江苏时的最令人注目的“政绩”，而操办军务。 首先，安定军心。当时由于水灾减征，兵晌一时难以按时筹齐，据《清实录》载：马新贻奏请“截留江北漕八千六百六十石”，平均拨给各省标兵。 其次，整顿新军。同治八年，马新贻拟《酌调额设兵添给津贴立营操演》一折，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载：他在奏折中指出不可用额兵的原因：“一则差役太多，分汛则畸零之数；一则口粮太少，而应募皆老弱之人”。因此提出“增晌练兵之法”：“营兵中共挑出二千人，立为新兵四营，均于省城择地驻扎，其在省外者，惟徐州镇标。包称精劲，挑出一千人立为徐防新兵左右二营，严申纪律，优给口粮，伸成劲旅。”同时，“酌留淮阳水师数营，分汛扬州至清江之运河及里下河、高宝诸湖，伸与长江水师联络”。又据《清实录》载：同治九年提出“与其江皖以上戒严，不如分兵下堵”御敌之策，加上因江宁知县莫祥芝请求，“浚北河口，挑筑沙洲汗、大坝，藉助防军兵勇”。 以上只是列举了马新贻就任两江总督时的一些政绩，实际上，他任职的地方，包括皖、浙、闽、苏、赣五省，这是太平军、捻军活动频繁之地，也是湘淮军的主战场。一介书生的马新贻，能够于战乱中少受贬黜，屹立不倒，背后自有清廷力挺。因此，深谙内情的王闿运一语点出其中的玄机：“新贻起家牧令，虽在兵间，然无殊勋特绩。数年之间，致位督抚，竟代国藩总督两江重地，亦必有为之张目，隐以抗湘淮诸帅者。” 二 我们来看看“刺马案”里的另一位主角—张汶祥。 张汶祥刺马之前，是一名无闻之辈，有关他生平事迹的材料也就很少，现据审案奏折及一些史料笔记的材料，而史料笔记则以金天羽《天放楼续文言》和张相文《南园丛稿》为代表，将其一生事略作大概介绍： 张汶祥，河南南阳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折变家产，进了一批毡帽，贩到浙江宁波卖，之后定居于那里，以放印子钱（高利贷）为生，之后开了一间小押店。当时从事这一行当的，基本都是土豪官吏地痞流氓或者与之有密切相关的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太平军攻克宁波，张汶祥加入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部充后营护军，先后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张汶祥所在的太平军攻克福建，但是当时洪秀全已经去世，连天京也失守。张汶祥看到太平军势力已衰，于同年十二月趁机逃出，并投靠到清军提督黄少春部，献上破太平军的计谋，只可惜无人作保，黄少春不相信他，就没有留他。于是，张汶祥去福建当兵勇，混口饭吃，不久就返回宁波，还继续开小押店，并和南田海盗暗中交往，为他们销赃。同治六年，他将小押店搬迁至湖州新市，由于抢了当地豪强地头蛇的一些生意，多次遭到敲诈勒索，最后血本无归。之后，张汶祥居无定所，往来于江浙之间，直到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因行刺两江总督马新貽而被捕，次年二月十五日，于江宁被以凌迟处死。 三 “刺马案”案发三天后，清廷谕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审理，九月一日，张之洞从兄张之万赴金陵，与魁玉会审，马新贻部属袁保庆等人要求严刑问讯，张之万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拒之。”起初刺客只供姓名，不说缘由，直至“熬审”四个月后才有供词。据《清实录》载，张之万与魁玉一起上奏说：“凶犯张汶祥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云等复指使，张汶祥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祥被激允许。……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二十六日卯刻，前督臣马新贻在署右箭道演武厅校射，向准应课武弁，随带役夫，并许众人出入观看。至已刻，马新贻校毕，从演武厅后步行由西南角回署。张汶祥在角门外傍南立待．适有前督臣同乡武生王成镇跪道求帮，既经武巡抚叶化龙等拦问，马新貽仍向前走，甫至西角门口，张汶样既拔身带小刀，乘众不备，口内呼冤，用小刀猛力扑戳，至伤前总督臣马新贻右肋下．前督臣被伤声喊，差弁方秉仁上前，立将凶犯张汶样拿住．中军副将喻吉三闻信，督同差弁将该犯捆缚，马新贻求治无效，至次日身故。” 实际上，案情原本很简单，但是一个跑江湖的能直接进入总督校场刺死朝廷一品大员，加上经过四个多月审讯，却得出如此简单的供词，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都以为该案没那么简单。迫于舆论，慈禧只好谕令曾国藩由直隶回任两江复查，并派刑部尚书郑敦谨等前往南京会审。 于是，曾国藩抵达江宁府后，不审案，每天只是阅读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表面如此，实际上，他早已暗中派出部下彭玉麟、赵烈文、吴汝纶等进行调查。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其中有两个说法很重要： 第一，张汶祥原为河南光州人，曾与好友曹二虎、石锦标加入捻军，张因有功升任头目。马新贻做合肥知县时，曾办团练与捻军对抗。一次被张文祥等人活捉，张借马新贻的关系降清，并私下与马结为兄弟。张文祥被马新贻收编后，任职营官，由其统领收编的山字营。山字营屡立战功，使马得以不断升迁。马升为安徽布政使时，曹二虎将妻子接到马府居住。马见二虎之妻貌美，起歹心、骗奸。张知情后告知二虎，张、曹以为马新贻行为不端，于是密谋报复。谁知马派曹去寿春镇领取军火，同时派人密告该镇总兵徐周，称曹二虎“通捻”，命徐立为捕杀。曹二虎被杀，张文祥逃脱，誓为二虎报仇，最终复仇成功。 第二，马新贻是回人，其父为山东菏泽回民之首，与甘肃回王有联系。马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多得回民资助，故屡立功、升迁快。马对回王一直寻机报答。马有一亲兵徐义，原与张文祥一起投靠于李世贤部。李兵败后徐义降清，成为马的亲兵。一次，徐义与张相见，闲聊时徐告知张马新贻与回人的关系，并说西北回王想出兵南下，马为内应，事成后让马新贻统管江浙。二人以为马新贻暗通回王，之后马又下令取缔私营店铺，张文祥断了生计，就为国除害、为己泄愤，行刺马新贻。 到了这里，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动机就有： 第一，暗通海盗，挟仇报复；第二，马见色忘友，忘恩负义，张为友复仇；第三，马暗通回部，得罪张，张以卫清室中原、泄私愤而刺马。 但是，这样的结论，还是和前一次一样平淡无奇，太像有意在隐瞒什么。 很快，传言又再次四起。有的传言丁日昌因马新贻查办其子，托请不入，就雇人报复。也有传其实与曾国藩与朝廷的权力之争有关…… 实际上，此时压力最大的要算曾国藩了，因为当时民间流传最广的要数张汶祥很有可能是受湘军高层指使铲除威胁。这个湘军高层是谁？不就是曾国藩他自己吗？ 传言说的是有板有眼：同治七年，慈禧太后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马新贻执行密旨，可能得罪了湘军高层。太平天国经营十余年，且建立了“圣库制度”，除了各种粮饷外，据说天王府有无数金银财府宝，其他王府、将军府也有很多珍奇玩物。曾国荃攻陷天京后，放纵湘军抢掠近一个星期，还放了一把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于是，民间纷纷猜测湘军都中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时间里，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恭亲王有些看不顺眼，慈禧心中也不痛快。要知道，当时的湘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实力迅速膨胀，镇压太平天国后，民间就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实际上其属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这样一来，慈禧能睡得安稳吗？为此，她选择了马新贻去“制约”曾国藩。湘军被裁撤后，江南地区的黑势力逐渐扩大，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早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在惩治散兵游勇方面，马新贻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特别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违法的散兵游勇随即就地正法。当时这些散兵游勇和黑恶势力对他恨之入骨。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的郭柏荫对其孙郭公铎说：“张汶详行刺有幕后怂恿者，应是这一类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们。”高拜右在《刺马案与湘军》中载：“刺马案，终清之亡，迄莫详其真相，实则马之死，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可见，曾国藩很难洗清“刺马案”背后的主谋身份。 于是，“刺马案”结果有以下两种可能。 第一，马新贻被刺死，案情原本简单，只是发生的时间恰好碰上朝廷正在密查太平天国藏宝之谜及湘军在南京的其他劣迹这个节骨眼上。曾国藩或许不是主谋，但主谋是湘军中的重要人物逐渐被“坐实”了，且案发后，曾国藩也有可能清楚谁是背后主谋，但形势迫使他不能对外公布案件真相。 第二，马新贻被刺死，案情原本简单，而曾国藩查了很久却和原来调查结果差不多，他怕人不服，就拖延时间，谁知民间却认为他心里有鬼，不敢及时公布案情结果，是藏有私心。 不过，说实在的，马新贻生前在江南着手整顿社会秩序、调查财富分配,确实触犯了湘军的利益。现在他死了，受益最大的还是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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