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中斜体为引文摘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克罗齐被大众所知并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我最初知道这句话还是孩提时代，父亲告诉我的。在头脑简单的少年时代，说到历史是什么？历史不就是历史书上写的那些事嘛？书上说的就是对的吧。当然了，在随后的逐渐成长里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刚来俄罗斯第一年，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语言预科毕业时候，俄语课上有次有位老师来代课，中年俄罗斯女士，问起预科毕业后的打算，在座的几个人表示要报考本校的硕士，老师问了志愿者各自想报考的专业，大多都是打算进语言、新闻等文科专业。问及我时我回答说打算报历史系。老师说了几句“很好啊，有志青年啊”之类的夸奖话，然后话锋一转问到：“但你不知道吗？连篇累牍的历史中其实是充斥着谎言的吗？”我回答说知道啊，我就当来欣赏下撒谎的艺术好了。 博士第一年时候有哲学课，哲学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去自己找一个史哲方面的著作，阅读后写读后感，作为参加当年国考的入场券。我想起那句“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就跟老师说打算读克罗齐的《历史理论及史学的历史》。 我读了两个版本，最初是俄语版的，其次是国内学者从英语版翻译过来的中文版作为对照。而这本书最初成书的语言想必是意大利语的。而全书通篇讨论的很多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因此要理解有不少难度，中文版的有些部分的翻译也是显得支离破碎，不知所云。这时就要对照下俄语版的，努力接近并正确把握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尽管如此，全书有不少关于历史观的精彩论断，讨论回答了我一直就有的疑惑。 首先是关于历史的真实性，在课堂上哲学老师讲到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所谓历史，不是事实真相；所谓历史，只是思维（История, это не факты; История, это мышление）。现今史学研究，大多以过去的文献和考古发掘的史料证据为基础，而这些东西所能提供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亲眼目睹的历史上真正发生过什么，恐怕很难说清楚。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只有当代活着的人们有这个关注和需求是，已经死去的过往才会被谈论和研究。 “当生活和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因此，目前被我们看成编年史的大段大段历史，目前哑然无声的许多文献，是会依次被生活的光辉所照射，并再度发言的。” 而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都是由人来写成的，而这其中，就注定要有对真相的遗漏，曲解甚至歪曲了。作者把历史文献分为语文性历史和诗歌性历史，并对其分别进行了批判。首先是关于语文性历史： “收集死凭证与写下空洞的历史是一种替生活服务的人生活动， 语文文献学历史，近代编年体的语文学者怀着一种优越感看待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昔日的意大利历史家（马基雅维利等）。他们说，这些作家在其专事叙述的部分——即编年史——中“抄录”了“资料”。但是他们自己的做法却没什么两样，也不能有什么两样，因为用外在事物的“资料”来写作历史时，除了抄录资料以外是无事可做的。抄录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概括，有时更换字句，这是因为，有时是一个风格爱好的问题，有时是一个文字爱好的问题；抄录也是一种引语的核实工作，这种核实工作有时是为了证明忠实和准确，有时是为了使别人相信并使自己相信自己是坚实立足于地面、立足于真实性土壤之上的。相信那是从凭证取来的叙述和引语。在我们的时代，尤其自从所谓“语文学方法”被夸大，即赋予这种方法以片面的价值以来，这种语文文献学的历史学家有多少啊！这类历史确实具有一副尊严和科学的外貌，但不幸得很，没有精神上的连结。归根结蒂，它们实际上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渊博或非常渊博的“编年史”，有时候以查阅为目的是有用的，但是缺乏滋养及温暖人们精神和心灵的字句。”
看照片克罗齐也是个胖教授，跟博士一年级时候计算机文献数据库课程上给我打不及格分的胖教授很像。读他的书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眼镜后眯缝的小眼睛中射出的鄙视的光芒。“你们啊，兔羊兔森破，还奶污！”这段翻译我感觉比较生硬，有点晦涩难懂。我直接理解的意译，用接地气的话语表达即为：奶污的历史学者带着莫名的优越感批判别人，但其实自己也跟他批判的对象一样，而且把从历史文献上抄来的一些死文字当成真实的历史，还总爱摆出一副法相自庄严的面目，俨然自己真理在握。但他们的理解的历史实际上与真实的事实想去甚远。因为他们与过去历史上的人们没有精神上的共鸣，不能设身处地理解那些活过的人们的喜悦，悲伤，焦虑，绝望，无奈等等。举个现实中的类比，俗话说三年一代沟，80后有自己的文化取向和精神共鸣，90后眼里就已经有些开始不能理解，00后更加觉得不知所云。80后已经开始看不惯90后，直到更加匪夷所思的00后出现。假设一个00后史学家来写80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并不领悟80后曾经的那些喜悦、感动和悲伤，00后写进史书的，只是事件的大概轮廓，堆砌了干巴巴的词藻和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当然这只是一个悲观的类比和解读） 其次是诗歌性历史： “诗歌性历史，这种历史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对非常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物的充溢感情的传记和对被人憎恶的人物的尽情挖苦的传记；如渲染作者所隶属、所同情的民族的光荣而悲悯其不幸的爱过历史和对敌对民族、自己的敌人加以恶意看待的历史；如在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照耀下由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写成的，描述“愁容满面的骑士”即资本家行径的普遍史和一个反犹主义者写成的，认为犹太人到处都是人类灾难和邪恶的根源，认为迫害犹太人是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极端的人所写的普遍史。”
克罗齐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正因这个原故，它的决定原则就不能是叫做“情操”价值的价值；情操是生活，不是思想，当这种生活在被思想所支配以前获得表达和表现时，我们得到的是诗歌，不是历史。为了把诗歌性传记变成真正的历史性传记，我们必须压下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找出个人在社会活动或文明中起到过什么作用；我们对国别史和人类史，对每一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的事实和对每一类事件都应该这样。我们应当用思想的价值去代替，亦即改变情操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思想的“主观性”的高度，我们就只会产生诗歌，不会产生历史。 对于这一点，我上过列大历史系舍什金（Шишкин）教授的课，他在结尾时的阐述对应了这个：史学家不应对历史中的种种做出审判，他只是尽力描述和确认。（Историк не осуждает, он излагает и определяет. ） 关于历史中的谬误，克罗齐作出了很精彩的解释： 但是史学中不断出现的和固有的改变却在细节本身的选择和关系方面，这些细节是根据情操动机而不是根据思想动机从“史料”中选出的。仔细一想，这种情形实际上是对事实的一种捏造和想象；在一种新想象出来的事实中，新的关系就变成具体的了。由于从“资料”中取来的材料并不总是顺从人们所需要的关系的，人们便认为从容地向原文件求教是可以被容许的。（如果我没记错，好像是历史诗人之一勒南说的，作者注），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沃西阿斯指责那些希腊历史学家和其他国家历史学家，他们在捏造说法时为了避免漏洞，他们认为只要郑重地添上自己的“据说”、“据传”或与此差不多的东西就够了。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如果把那些被认为最重要的历史家为了引进自己的个人想象而采用的“也许”、“似乎”、“我们认为”、“可以设想”、“我们得以推想”、“可能”、“显然”等等暗示形式列举出来，依然是发人深省的；如果注意到他们有时为了把图景弄得尽善尽美，因而省去这些警句，把自己想象出来的事情描述得好像亲眼目击一般。万一有什么冒冒失失的人，例如一个轻率的怪孩子问到：“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告诉你们的呢？” 他们就会手足无措。必须严格地把历史和那种被某些历史家的自由诗情想象区别开，那些历史家仿佛在太巴列湖上看见了耶稣的面孔，听见了耶稣的声音，或者亲耳听见了亚西西的弗兰西斯与翁不里亚在乡野间甜蜜的密谈。（注：亚西西的弗兰西斯是12-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圣人） 这一段也不难理解，所以有说法史学家尽力避谈没有实际证据支撑的说法，只对有证据支撑的范围内进行展开。有一分史料谈一分历史。在这里可以说个笑话吧，博一有一节课是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历史系自己的历史的，老教授讲述起一百多年前，圣大历史系如何风光，当年历史系的掌门来讲一门课时候，容纳百多人的大厅座无虚席。唉～如今老汉我授这门课到场的只有小猫三两只。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分两个派别，莫斯科大学МГУ的莫派和彼得堡大学СПБГУ的彼派，老头儿神采奕奕地说起当年历代彼派掌门中某一位的话语：莫斯科那帮人研究治史总喜欢道听途说，信口开河！我们彼得堡派研究历史总是引经据典，严格考证，才是少林正宗。 地球的历史、太阳系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的起源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模糊不限于“起源”的方面，整部历史、甚至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代欧洲史都是模糊的。谁能真正说清楚丹东、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呢？在活动的本身，活动的外化方面有多么多的模糊和空白之处啊。关于9月中的日子，关于雾月18日，关于莫斯科的焚毁，人们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籍；但是谁说得清楚这些事情真是怎么发生的呢？甚至那些直接目击的人也说不清，因为他们遗留给我们的叙述是分歧和矛盾的。我们就不谈大历史吧。至少对于一件小历史，姑且不说有关我们的国家，城镇或家庭的小历史，我们能不能完全知道呢？一个人（在许多年前或昨天）沉溺在这一或那一热情的动机中，说出这一或那一句话，他当时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到底是怎样得出这一或那一特定结论或采取某一特定行动呢？促使他倾向某一方向的动机到底是崇高的还是卑鄙的？是道德的还是自私的？是责任感还是虚荣心所鼓舞的？是纯洁的还是不纯的呢？ 小心谨慎的人知道，这是能够把人弄得晕头转向的，他们愈是想把自己的良知考查得清清楚楚，他们就愈发搞得稀里糊涂。对他们只能提出这样一个忠告，就是，要确凿地考查自己，但是不要做得太过，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或向后看只看到必须看的地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周围世界的历史，但和我们无限的求知欲比起来，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多么微不足道啊！ 自然主义的故事或宇宙故事永远有爱写它们的人去写，永远找得到如饥似渴欣赏的读者，尤其在懒汉当中找得到，他们乐于在不多的篇幅中掌握“世界的秘密”。 真正的历史是什么？能说得清楚不？你对眼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扪心自问，能很轻易辨别得出真相不？ 每一特定的形式、个人、行动、制度、作为、思想都注定是要死亡的，甚至被称为永恒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永恒的）艺术也会死亡，因为，它除了在后人的精神中被再造，从而被变形和投以新的光辉外，它并不生存。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具备纯历史考虑的概念的人，那些把整个心灵依附在一个个人、一件作品、一种信仰、一种制度、并黏附得非常厉害，以致不能使自己脱身去使它在自己跟前客体化的人，是易于在他们心中把这些当作永垂不朽的。但不管他们们如何努力，那些形式是会死亡的，会死在他们的怀里，因而宇宙在他们看来就变成一片漆黑，他们所能叙述的唯一历史就是关于美好事物的痛苦和死亡的不幸的历史。这也是诗，是极高尚的诗。当亲人死去时，当心爱的事物失去时，除了哭泣以外，谁还有别的作法呢？谁能不像但丁失去他的心爱的“最美的人儿”一样觉得太阳在熄灭，大地在颤抖，鸟儿不再飞翔坠落在地上了呢？但历史绝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胖教授在分析历史中不同人群的动机和特征时，体现了非常诗意的一面，我承认心动了。 实用在人身上找到了历史事实的原因，但人是作为一个被视为抽象的个人的，这样的人因而不仅是与宇宙相对立的，而且是与其他同样被视为抽象的个人相对立的。这样以来，历史就似乎是由人的机械动作与反作用所构成的，而每个人的本身都是自行封闭的。在这样一种安排下，任何历史过程都是不可解的，因为相加之和总是大于相加诸数的。这种看法在这样一种限度内是正确的，就是它不知如何才能得出正确的和，于是就有必要想出那种“微小原因”的学说，认为“小原因”能产生“巨大结果”。这种学说是荒谬的，因为，显而易见，大结果必须有其真原因。因此，这样一个公式远远不能表达历史事实的法则，它反而无意中表明了学说的缺点，这一学说是无力达成其目标的。理性的说明既归于失败，于是大批的幻想就取而代之，那些幻想所依据的都是抽象的个人的根本动机。实用主义对宗教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典型；宗教之所以在世上产生和维持下来被认为是因僧侣们利用群众的愚昧和轻信、在经济上玩弄狡猾手段之故。但历史上的实用并不总是以这种自私和悲观的面貌出现的。因为我们确实在实用主义者中发现圣哲的立法家、善良的国王和伟大的人物，他们用科学、发明和组织得很好的制度造福了人类。如果说，贪婪的僧侣布置了宗教方面的欺骗，如果残酷的暴君压迫了懦弱的人民，如果错误后果很大，就产生了最奇怪和最愚蠢的习俗。但开明君主和立法家的好心也创造了幸福的时代，促使艺术繁荣昌盛，鼓舞了诗人，帮助了发明，奖励了企业。 这段文字前段应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本中文译本的开头就谈到，克罗齐是唯心主义学者。但这前半段话确实过于晦涩难懂。在后半段里，经验老道的胖教授对世间种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更多的空闲，可以多对照几个译本获取更准确的认知，发掘更多的精彩。但时间总是有限，就先写到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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