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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热播的国产剧《带着爸爸去留学》，名不副实。
看了三十集，赶脚应该叫《留学生及其家长的爱情故事》。正象裆代文艺家们鼓噪的：“爱情是文艺永恒的主题”；一切裆代文艺作品，都应该取名叫《xxxx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同的，只是各自的故事背景而已。引起我兴趣的，正是这个留学的背景。
留学，出国，主要的并不是学什么知识，而首先是文化接轨。
文化，就是生活本身；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相当一部分几代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都保留了一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婚姻的构建。
只有中国，才独具婚姻方式的人性化——不是西方淫、裆代中国淫说的“人性化”。
中国人的婚姻，一般情况下是由父母或者其它长辈、家长选择、取舍、确定的。婚姻对象，一般是由熟人介绍认识的。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知根知底”。这两条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道义伦理观念的一致，生活方式互相的认同。婚姻，就是两个人合伙谋生——道不同不相为谋。
中国人的婚姻基础，是道义伦理观念的一致。生活方式的一致或者相互熟知，则是婚姻生活终身顺遂的重要条件。
在“爱情”追求者们那里，“爱情”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随来随走，不给任何人提供任何保障。
西方人的“爱情”观念，产生于他们随波逐流的无根本性——就这个德行、就这个奏性。
在传统的中国，“爱情”只存在于文人之中。孔仲尼编《诗经》，第一篇就是“关关雎鸠”。所谓“食色性也”，在他那里，人的这两种“本性”，是完全等同于所有动物的基本本能的。对于文人来说，“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是很牛逼的“境界”。
贫苦农民，当然是扯不起的。《水浒传》说的好：“风月，讲的是'潘驴邓小闲’”。贫苦农民，绝大多数是一样都没有。如果承认有所谓“爱情”这种东西，那么贫苦农民的繁衍，将成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历代朝廷都严禁对“爱情”的宣扬——《水浒传》《三国演义》可以流行；《金瓶梅》《红楼梦》绝对不行。《窦娥冤》可以，《西厢记》不行。只要统治者还是人，就知道没有农民，就什么都没有。
文人的“爱情”，只能在它们自己的圈子里扯淡——最多也就是加上商人——虽然都知道商人不算什么正经玩意儿。
把动植物的情欲，美化为“爱情”，自然需要像动植物那样装扮。而贫苦农民，没这个闲心，更没这个条件。
为唯一一次为一部电影热情讴歌，就是这部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的《木屐树》。这样的电影，只有在那个年代能拍出来。可惜的是，人类世界刚刚露出一线曙光，然后就直接夕阳红了。几年前看到这部电影，不能自己地写了几篇赞美文字。现在想想，这部电影为什么能打动我？其实是因为，它展现的生活，完全是我熟悉的生活。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了。
所谓的“世界文学名著”，都是垃圾，而且都是有害垃圾。禁止、销毁它们，是对人类负责。错开那个年代，你再也见不到真正描述人类生活的文艺作品了。
《木屐树》的女主角虽然还没有达到“女农民”的境界，但终于不再猪狗一样宣泄情欲了。她的婚姻，就是家里定的；而她自己，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叛逆”。她，坦然接受这个婚姻。贫农的女儿，嫁给贫农的儿子——很般配。姑娘认识这个未婚夫——邻村的小伙子。没啥“爱慕”，也没啥“不满”——一切自然、平常——一如她一直以来的人生——平平淡淡，挺好的。
未婚夫偷偷跟踪姑娘，至无人处说：就要结婚了，咱俩是不该恋恋了？姑娘像平常一样庄重平和：要结婚了，每天有很多事要做，我是既没工夫更没闲心；希望你呢，也能有点儿正事儿好不啦？
旅行结婚，去最近的城市——米兰。
这部电影，全部主演都不是职业演员。职业演员，演不出这种水平的电影。
在我看到的西方文艺作品中，这样描写普通农民日常生活、劳动的，这部电影是绝无仅有。而中国，传播比较广的也就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不错，但其中没有一个女性形象能成为经典。《艳阳天》属于十七年文艺，依然是文人文化的路数，不值一评。反倒是更前的柳青《创业史》很有希望，可惜没展开就不写了。
青年农民梁生宝，是新一代农民中，农业劳动的好手。男大当婚的年纪上，他看上了同村姑娘徐改霞。徐改霞是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对梁生宝的条件还满意。但是她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城市当工人去了；梁生宝对此很失望，觉得不是自己的同类人。就放下了。
后来，梁生宝偶然认识了外村年轻的离婚妇女刘淑良，看看相貌，几句对话，就认同了刘淑良——最好的农家女。
刘淑良的相貌是这样的：高大、强壮、健美、端庄，手脚明显比一般人的大——只有从小干重活儿，才会长这样。
刘淑良简单看看梁生宝的合作社，就能马上指出这里的优缺点——与梁生宝自己的想法完全一致。
解放前，刘淑良家里有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五口人，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农田。父亲是田间劳动的好手，平常年景，一家人可以生活下去。可就是因为父亲把地伺弄的不错，引起了相邻地块儿那家富农的觊觎，找借口把父亲毒打一顿。父亲打官司，白花钱不说，还赔进去一部分地。小女儿刘淑良，从小就强悍硬朗，但只被爸爸遗憾：你如果是个儿子就好了。刘淑良不服气：儿子、女儿都一样！
掌农事，干农活儿，刘淑良的能力比父亲有过之无不及。最难得的，是刘淑良在人际关系上的才智，超过父亲十万八千里。当年欺负父亲的那家富农，依仗的是大家族人多势众、人强马壮。刘淑良家本身人丁不兴旺，怎么对抗这样的土豪劣绅？
广泛联合贫苦乡亲。哪家遇到难处，刘淑良必定热情帮忙。刘淑良这样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自然赢得了广大贫弱农民的爱戴。小小年纪，已经在十里八乡声名鹊起。
女大当嫁，刘淑良嫁得无限风光。丈夫，在城里当老师——那时这属于革命干部。刘淑良跟着一个非常好的婆婆在家里过日子——以刘淑良的人品、才干，小日子自然是过得体体面面，人人称羡。
丈夫好多日子不回家，刘淑良进城看望，回来后决定离婚。丈夫不是坏人，也没做错事。但刘淑良认识到：丈夫只是出生在农家，然从根到稍都不是农民。她不知道丈夫想什么，要干什么；而丈夫，也不想知道她的这些。
刘淑良，就是为那个时代而生的。在她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中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被埋没了几千年的她，终于迎来了属于她的时代。
在婆家的时候，刘淑良就是合作社的核心骨干；回到娘家，依然是合作社的核心骨干。与刘淑良有关的各个地方的领导，都费尽心机地招揽刘淑良——有她，就会有一个强大的合作社。
偶然在串门时遇到梁生宝，被好心人撮合，刘淑良当然完全同意。见到梁生宝，她就像见到了另一个自己。而梁生宝并没有当场认可这门婚事——不是他对刘淑良有什么意见，而是想到了一个问题：
刘淑良如果来了，也必然是合作社的核心骨干。梁生宝自己是这个合作社的发起人、组织者，如果两口子都当领导，是不是影响不好？他需要向上级领导报告一下，听一听领导怎么说——政策上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农业合作的事，对他和她都是千载难逢的大事——把谁排除在外，都是极端残忍的，也是不可能的。（《创业史》就写到这里）。
一九七六年的浩然，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他匆忙地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三把火》。可惜意识到了，工夫不到，作品的质量不高。彼时浩然的心思，全用在他未完成的《金光大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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