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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弹痕 一般说起敌后生存环境的恶劣，我们能想到的就是物资的匮乏、日伪的清剿封锁、顽固势力的摩擦挤压以及敌特的破坏。这些因素对于敌后抗日政权的生存固然有着诸多不利，但这些困难充其量不过是增加了敌后抗日政权的生存难度，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危机敌后抗日政权的存在。 在八路军、新四军挺近敌后初期，各抗日政权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民众对于敌后抗日政权和人民抗日武装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所带来的后果，相较于敌、伪、顽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封锁和破坏要严重的多。这一危机关系到了抗日政权能否在敌后生存下去，没有民众的认同，敌后抗日政权是很难立足和发展的。对这一危机的化解策略，也体现出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政权和人民军队同一切旧政权旧军队的本质区分。本文以华北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到壮大，来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之道做一点浅显的探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抗日。而在当时的华北地区乃至全国，打着各种旗号的武装多如牛毛。这些武装尽管派系、规模不同，但有一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每到一处必然会对当地居民征粮派饷、抽丁拉夫。民众为求自保，对一切驻扎在附近，或者路过的军队一视同仁的缺乏认同感。 对于新开辟的根据地民众而言，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的八路军，也不过是众多支派系武装中的一支而已。如何展现人民军队的特使之处，让长久以来，饱受“兵祸”之苦的民众认识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有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遂成为了巩固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的首要任务。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明群众纪律。 电视剧《亮剑》中，主人公李云龙曾经因为纵兵抢粮而受到严厉的处分。很多观众对此颇为不解，一个能征善战的主力团团长，会因为这样一件事就被撤职，似乎过于严厉。但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不进行严厉的惩治，就会让军队在群众中间产生非常严重的隔阂，这对在新根据地本就缺乏群众基础的八路军来说，无疑是非常严重的。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曾在敌后安排了大量军队，但这些军队由于无法处理好同当地民众的关系，最终要么因为难以为继而被消灭或溃散，要么委身投靠日寇（当然，也有极少数处理好军民关系而得以长期坚持的特例，不过这样的部队反而容易招致国民政府内部猜忌）。通过较为长期的接触，根据地群众逐渐相信，八路军确实是一心抗日不扰民的新型武装，军民隔阂开始消解。 虽然民众对于八路军的接受程度提高了，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在的区域大多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在连年的战乱、天灾摧残下，这些地区的经济本身已经濒临崩溃，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许多农民连每天一碗杂粮稀饭都吃不上。日寇“以战养战”的企图下，更是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不遗余力的压榨搜刮一切物资，这无疑使得本就贫瘠的根据地雪上加霜。 国民党各派系势力对敌后根据地的限制和排挤政策，又给根据地经济加了一道枷锁。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秘密提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在全国推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于八路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进行了全方位的限制。1941年又全面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军费发放，给敌后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可以依靠打土豪分田地作为经费和物资来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持抗战这一大前提下，打土豪分田地这一政策已经不再适用。组建各种类型的战时动员委员会，成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键性举措。这些战时动员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政党、各社会阶层中间进行动员宣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支援抗战。 当然，战时动员委员会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供给问题。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就必须建立稳固的基层政权。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议》，指示要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实行政治改革，以实现“与一切公正绅士及还能帮助抗日的地主商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统一战线，鼓励他们捐钱捐粮捐枪帮助抗日及和他们保持必要的联络等”目的。 但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以建立相对稳定的秩序为前提。在战乱年代下，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损失数量是惊人的。仅1941年至1942年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区共损失房屋45000间，粮食35000担，牲口8000头，总价值1052万元。除日寇扫荡之外，前文所说的各派杂牌武装也给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要维持相对稳定的生产秩序，必须使根据地具备足够的武装实力，只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使根据地在外外敌入侵时保存足够的实力。 对敌作战固然有牺牲，甚至会遭致疯狂的报复，但作战行动会大大减少敌人用于抢掠的兵力。坚决的作战行动也增加敌人扫荡和掠夺的顾虑，甚至使实力较弱的敌人望而却步，这又能增加民众生产生活的信心。可是，八路军正规部队兵力有限，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村庄都得到保护。盲目扩充部队兵员，又会导致本就已经濒临枯竭的根据地人口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必须组建足够的民众武装组织，这些民众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又具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还能配合主力部队完成一定的作战任务。但发展民众武装组织，并不是给老百姓发放武器，进行简单的编练就能完成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村信息闭塞，长期的与世隔绝，使得民众基本上不存在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 在“房山、宛平和涞水交界的几十个村庄里，人们一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国民政府对于民众自发性的抗日运动的打压政策，也使得底层民众对于抗日救亡运动颇为疏远。而各派杂牌武装“兵过如水洗的”抢掠，也在民众中间造成了“谁来都是百姓遭殃”的恶劣影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要说组织民众自发抗日，就是八路军要在村内或附近消灭日军，他们也要苦苦劝阻，因为害怕日寇报复。 当民众见识到了八路军坚决打击日寇的行动之后，原本存在畏敌情绪的人，开始认识到凶残的侵略者是可以被消灭的。当八路军为了掩护群众而与敌军血战时，原本担心会遭到敌人报复的人，开始相信八路军是能够真正保护他们的可靠力量。这时候，再配合适当的政策宣传，民众的抗日热情便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了。 而当根据地开展旨在“调剂群众利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减租减息运动后，组建自卫武装开展对敌作战，便具有了为捍卫自身权益的意义在其中。这样一来，民众保卫根据地的信念便坚定不可动摇了。民众武装的发展大大减轻了主力部队的作战压力，这使得精兵简政具备了实施的现实条件。而精兵简政不仅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精简下来的部队被补充到各地方部队和民兵武装中，成为了民众武装的中坚 骨干，又极大的提高了根据地的自卫能力。军民关系的融洽互补造就了稳固的根据地，根据地的稳固又滋养了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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