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五千年文明看良渚！

（原标题：良渚王城之谜）

良渚古城：5000年中国看江南

撰文|卢英振 查尔琳

策划 | 卢江良 舒靓芫

摄影 | 吕柏尧

当地时间2019年7月6日10时42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55个世界遗产项目。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太湖流域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构成要素包括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分等级同时期的墓地（含祭坛）等。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

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古城，根据碳十四测定，距今已有5300-4300年历史，系目前长江流域、中国境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年代最早、功能最复杂完整的史前城市文明。按照年代测定，良渚与著名的古埃及文明同期。国家领导曾在指示中称良渚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关于良渚古城的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古城考古负责人王宁远说：“良渚遗址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证据确凿、国内国外学术界都公认能证明中华有五千年文明的遗址。良渚遗址的发现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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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5000年前太湖流域的这座古城，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让我们来一场空前的穿越之旅，去领略那个时代的文明成果吧。

城，如何选址？

纵观我国历史，城市选址通常要考虑如下地理因素：

一、探求国土中心点——不是数学上确切的求中，但也不会偏离太多

二、利用交通要冲

三、选择凭恃险要的地势。正如《易·习坎》所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里所说的险，指的是地险，也就是山川丘陵的险要去处。例如，公元690年，武则天迁都洛阳，正式称帝，废「唐」立「周」。在「西北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她为何选择了后者？

因为洛阳有100多公里的崤山阻隔，易守难攻，这道天然屏障可以有效阻挡敌军。并且，长安位置较偏，对全国的掌控力不够，而洛阳位于当时的国土中心位置，还掌握了运河这条沟通长江南北的动脉。

洛阳城复原图

良渚遗址区内，有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王城，与北京颐和园规模差不多。这座王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的莫角山遗址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但它的选址，似乎颇不合常理：首先，定都此处不符合「探求国土中心点原则」。因良渚地区位于中国长江中下游，范围约等于目前江浙沪的区块，但王城遗址地处浙西丘陵山地（天目山余脉）和杭嘉湖平原的过渡地带。

这样选址，明显「偏心」。

「险要地势」方面，良渚王城选址也令人意外：它位于平原，附近根本没有崇山峻岭和大河急流，几无可以依赖的险要地势。

良渚古王城复原图

这不由得令人迷惑：良渚先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建造王城？

考古发现，良渚王城有9座城门，但只有一座旱门，剩余8座为水门。这是因为当时畜力运输尚未普及，轮式交通工具还没出现。于是，良渚人的物资交换一般依赖于短途人力和远途水运运输。王城所在的杭嘉湖平原水网密布、河道众多——优越的水上交通环境中，主食稻谷、建筑材料、陶器等日用品，都可以通过水路交通运输到城内。所以，交通是选址的首要因素，而不是中心原则和地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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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为何那么矮？

古城有没有城墙呢？

一般来说，古代城墙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墙体很高，四壁陡峭；上有平整的通道，不允许修筑房屋住宿；四面闭合。

按照这个标准，良渚王城的城墙显然很不「达标」。

首先，它并不完全由垒石或夯土围合，而是与四周低矮山丘连接而成：北城墙充分利用黄泥山和馒头山两座黄土山；东端利用雉山作为制高点；西城墙以凤山及北部低矮山体夯筑而成。这样一段墙一段山的城墙，根本不存在「闭合」，无法有效隔离人群。其次，城墙与山体连接处，并未显示出陡峭壁体的迹象，而是异常低缓。人们能够轻易地从两侧行走到顶部。为此有人戏称，那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滑滑梯」。

位于良渚博物院的良渚古城复原图泥塑显示，城墙还不如城内建筑高

良渚先民为何要造这么一座毫无防御功能的城墙？

有专家提出了看法说：这可能出于宗教目的。先民通过修筑比一般建筑物更高大醒目的墙体，衬托这座城池的宏伟庄严。如果结合良渚发达的水上交通，那些后世用以抵御外敌的城墙，也许只是良渚人用来与外界交流，并仓储转运物资的。

另外，也有学者据房屋基址推断，当时城墙内附近有居住区，因为良渚城墙的宽度有40-60米，与今天50米短跑赛道的长度差不多，足够建造数排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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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陵，到底在哪里？

既然命名为“王城”，说明当时已经有了权贵和平民的阶级之分，城的主人是国王。那么，这里的王死后葬身何处呢？

明十三陵布局图

良渚莫角山遗址西北部发现了一座王陵，根据其出土器物至高无上的等级与配伍，研究人员推测：埋葬的死者应该是良渚王国的统治阶层，甚至是国王与王后。但这座王陵的格局十分怪异：

首先，它与宫殿区直线距离竟然不到一公里，而且同处于王城内。让阴阳相隔的人们做邻居，这明显违背了王陵选址原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较为忌讳的。其次，这座王陵并没有依山而建，它本身就是一座低矮山丘，当地人称之为「反山」，因此被命名为「反山王陵」。

最让人感到迷惑的是，到目前为止，良渚尚未发现其他堪称王陵的墓葬群，只有反山王陵孤立存在。

专家猜测，因为4000年前，人们还没有形成所谓的「风水」选址观念体系。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王陵，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被人们认为「开创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

良渚文明，比商朝早了一两千年，墓葬规则不同。

1987年发掘的瑶山祭坛，有良渚时期的12座墓葬。作为祭坛与墓葬的复合遗址，它为我们提供了反山王陵孤立存在的谜底：这里安息着至高无上的国王与王后，其余贵族则只能远葬于城外各个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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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舌尖上的良渚

无论在何处定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隋炀帝登上皇座后不久，就开始为粮食问题伤脑筋。「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据专家估计，距今5300—4300年前的良渚王城，城内及外郭的人口规模在9000-14000人左右；外围的人口则在7000-10000人之间。考古人员在宫殿区的莫角山台地东坡发现了大量堆积的炭化稻谷，这说明当时已大规模囤积粮食。

专家推测：这个粮仓中只有约数十万斤的稻谷。如果按每人每天一斤稻谷的食用量计算，一年下来良渚王城的居民需要消耗不少于300万斤稻谷，光靠存粮显然行不通。良渚王城遗址区没发现任何稻田痕迹，那王城的人是如何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呢？

当代和良渚炭化稻谷对比

于是，专家又进行了大胆推测：当时的良渚，已有了类似于后世皇帝专制国家那样的城郊差异：居住在城内的多为贵族阶层或者从事手工业的匠人，他们不参与农业劳动，所以城内没必要开设稻田区。

那既不种田，又不囤粮，他们吃的主食从何而来？

专家解释：良渚文明时期，稻作农业已经非常普遍，几乎所有遗址区都有稻田遗存。例如，位于良渚王城以东20余公里处的临平茅山遗址，山麓南侧的低地就有一块约83亩的稻田区，被研究人员称为「超大稻田区」。当时，嘉湖平原都是粮食产区，生产的稻谷依靠水运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良渚王城，以备贵族和手工业者储存食用，这完全说得通。

有了粮食，要做饭，不能缺少水。古人想获取饮用水，主要靠凿井。同在江南水乡的苏州澄湖遗址，展示了5500年前人类生活的痕迹。这里有原始村落和「水稻田」等地貌遗址，更重要的是考古发掘了水井402口。这个数量，足够解决当时居地人们的饮水难题。

口字型大井，木构井架，浙江余杭庙前遗址出土，良渚博物院藏

据已知的资料显示，良渚有一座由许多粗大方木围合成口字型叠砌而成的大井，再结合其他水井遗址，不难推断，良渚人也通过凿井来获取饮用水。当时良渚城内外水网密布、河道众多，这些水源方便人们日常取用。但是，良渚王城的水网与城外河道连通，在山洪暴发时，难以避免浑浊不堪。如果受到江南梅雨季节或者雷暴天气影响，河道还会出现满溢的情况，水体极易受到污染，甚至可能存在疫情隐患。

红陶罐，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水井不足，河水不行，那良渚王城的居民到底如何解决饮水问题？

从已出土的陶器看，当时不具备烧制大水缸的技术，但可以生产很多体量较大的陶尊。有些陶尊的直径达到42厘米，高度达到33厘米，容积大约能达40多升。所以，良渚先民们会通过水井解决一部分饮水需求，同时会使用大型陶尊在多雨的江南承接雨水，也会用它们来实现河水的存储与净化。

在我国古代，人们常用的净化水方法有过滤和沉淀两种——过滤净化法是让水通过砂石等过滤物料，滤去水中混悬物，使之澄清；而沉淀法则要借助药物。良渚人还未发现借助外物净化水的窍门，但将水倒进陶尊静置澄清，是他们能掌握日常技能。

陶圈足罐，浙江余杭南湖遗址采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再说餐具。

敦煌473窟的唐代《宴饮图》描摹图

良渚遗址墓葬中，不仅有成套的珍贵玉礼器，还有生活所用的普通陶器，鲜活地重现了他们的日常：通过陶鼎烹煮食物，通过甗炊蒸干食，通过尊储存食物，用豆、盘盛放肉类或者其他食品，用鬶温水（酒），用陶杯饮水（酒）等。

殷墟的绳纹灰陶鬲

出行，良渚人的水门为何而造？

良渚有九座城门，八座由水门构成。不难推测，居民日常往来以水上交通为主。确实，经考古发掘证实，良渚人的常用交通工具，有用单根树干挖成的独木舟，以及用竹材捆扎而成的竹排。

余杭南湖遗址曾发现覆盖在良渚文化土层上的马桥文化阶段的竹筏，长280厘米，宽60厘米，由5道竹篾编缀而成。为这些竹制交通工具提供推力的，既有简单的竹撑杆，也有制作精细的木船浆。而这两者也均被发现于良渚王城遗址区的河道中，从而证实了良渚先民划船来往的往事。

这些交通工具，供平民使用也许合适，那良渚贵族阶层乘坐什么交通工具呢？

良渚遗址出土的大型木构件上，有一排整齐有序的方孔，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利用榫卯加固物件

根据考古佐证，在良渚文明时期，礼仪制度已经非常成熟，人们通过分配使用各个层面的器物，来体现社会等级的尊卑高低。等级最高者可以在墓葬中使用琮钺璧配伍，代表身份至高无上；而次一级的贵族阶层人员，只能在琮钺璧三者中选两者作为墓葬。

良渚宫殿区莫角山东侧古河道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三根大木料，长达20米，周长50厘米，而且木料已经从原本的圆木被处理成方木，木料两端被凿出了「牛鼻孔」似的构造。在「牛鼻孔」部位，考古人员发现了绳索残留物——或许良渚先民曾经用绳索来固定这个庞然大物。

此外，良渚王城中出土的一些木构件上面，都有一排整齐有序的方孔，正体现了我国中国建筑、家具及其它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榫卯。由此，研究人员认为当时可能已存在构造较为复杂的建筑物，大型船只的修建也不是没有可能。良渚贵族使用的，应该是几条独木舟榫卯相连组成的大型舟船。

有船只，还需渡口码头。

凡在水运发达的地区，码头是必不可少的设施。

码头往往是城内最繁华之处

良渚遗址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位于城内的水上码头：在沿岸的木桩为埠头桩基，主要发挥加固岸基的作用；外伸的木桩为栈桥桩基，个体较大，通常呈丛状等距分布，向水面延伸。在木桩上，铺设木板供人行走。而在码头下面的堆积层中，有数量众多的陶器碎片、生活垃圾等。

良渚的几种码头之间，已经出现了人为的工艺水平的差别。普通聚落的码头，护岸处理方式比较简单，主要依托木桩楔入水中加固，使用的木桩尺寸不大，地基也没有经过特殊加固处理。宫殿区附近水岸发现的码头，工艺处理方式要复杂许多：在草裹泥堆筑层的底部并排铺垫有三个竹片，竹片均由细竹子编织而成，编织方式也稍有不同。竹片编织物两边及中间有垂直楔入的木桩组成的木构遗迹，木桩底部削尖插入原河道淤积土中，甚至在木桩顶部还有榫卯结构，制作相当考究。

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良渚城外一直没发现有码头遗址存在。难道当时城外不需要码头？

「草裹泥」即腐烂的草混杂着淤泥，包成一块块的泥包

对此，有专家认为：良渚王城东边钟家港沿河两岸分布着木材、玉、漆器等加工作坊。这些作坊使用的物料有显著的区别，对码头的形态、地点有一定的影响。例如运输长达20米的大木头，需要很大的船只或者竹筏，在城内河道中周转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当时还有运输诸如漆器、陶器的船只因为调度不成而「狭路相逢」，就可能堵塞水道。

图为良渚古城的地下空间横截面

南宋时期的都城临安城，开有旱门十三座，水门五座，而且水门「皆平屋」，旱门「皆造楼阁」。从实用性来看，水门主要是便于水路交通。

根据目前考古结论显示，良渚王城有8座水门，只有一座旱门。既然如此，那良渚王城设立那么多水门，该如何管理行人出入呢？

现代画中的漕运水城门（图源水印）

有研究人员就此推断，良渚彼时并未有「城内人」和「外人」的区分意识。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建立于战国时期，当时的秦国曾实行「五家为一保，十保相连，一人犯罪，十保连坐」的制度，也是后来的保甲制度的雏形。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户籍制度。

良渚王城的城墙两面坡度低缓，顶部宽阔，视野开阔，很容易让人攀登翻越，没有看出城内人将外人排斥在外的意图。更有专家大胆地推测：当时的城墙与水门相结合，极有可能就是仓储转运场所。

连城墙都如此，城门自然更不会考虑防御了。

良渚文明时期有精美的装饰玉器，如玉璜、玉镯、玉珠项链等，可以给爱美的女性带来欢愉；充满童趣的玉鸟、玉鱼，有意思的木质陀螺、陶猪和迷你陶屋，可以给小朋友带来快乐；那么当时贵族统治阶层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呢？

早于良渚文明几千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7500年），出土了许多禽骨，考古人员在骨头上面发现了一些被人为刻出来的小孔，或六个，或七个。经过修复测试，这些带孔的禽骨，竟然可以吹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这个发现震惊了文物界，人们给这些乐器取名「贾湖骨笛」。

贾湖骨笛，河南博物院藏

但在良渚王城遗址，考古人员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类似有演奏功能的乐器，比如骨哨、陶埙一类的器物。是不是良渚先民还不具备制作乐器的能力？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可知，良渚的手工业非常发达，那些先民们的陶器、玉器、竹木制作、纺织业甚至髹漆工艺等，几乎都比舞阳贾湖要进步许多。特别是他们最擅长的玉器琢制，无论是模拟动物形态琢制的鸟、蝉、龟等器物，还是抽象意味浓厚的琮、璧、钺、璜或者三叉形器，甚至是器物上微雕的神人兽面纹等图案，都显示出他们具备较好的视觉审美趣味。

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的陶房屋模型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制作哪怕一款乐器呢？

有专家推测：良渚先民们的器乐研究进展，可能还跟不上视觉艺术。彼时只有声乐的吟唱，还没有器乐的演奏。不过，也有人认为，那时的先民可能已发明骨质乐器，只是由于江南水乡土壤湿度大、酸碱度高、腐蚀性强，有机质文物的保存条件比较差，才没将与他们的视觉精工相匹配的惊世乐器流传下来。

考古队在良渚王城遗址发掘了一处广场，是为群体活动提供的场地：在莫角山台地顶面，位于大莫角山台基西南、小莫角山南部以及乌龟山之间，四周东西长约465米、南北宽320米的范围内，曾经存在过一个巨大的广场，考古人员将其命名为「沙土广场」。那广场平面大致呈曲尺形，面积约7万平方米，海拔高程为12.2—13.2米。那在当时，应该属于巨大的活动场地了。

良渚宫殿区一带复原图

于是，一些学者认为，良渚作为一个王国，是一个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社会，那里的居民创造了统一的神灵信仰。统治者和首领通过对神权的控制，达到了对社会的统治。其表现方式之一，便是对神像的占有，即于集体活动中，扮演代言人角色。因此，良渚王国会开展威严肃穆的祭祀活动，一方面体现神权与王权的煞有介事，凝聚了王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无意中培育出了群体娱乐的雏形。

学者的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像至今流传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上的表演，与良渚文明时期的节庆活动和宗教仪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傩舞就是其中之一。傩舞表演时，「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人们一般都佩戴某个角色的面具，其中有神话形象，也有世俗人物和历史名人，由此构成了庞大的傩神谱系。由此，有研究人员认为，良渚神人兽面纹中的图案，极可能反映的是跳傩舞的巫师，兽面纹就是佩戴的面具。再进一步推测：流行于当时的群体娱乐，也许就由那些宗教仪式演变而来。

随着时光的流逝，如今良渚的一切都已归于尘土。但那个位于杭城西北良渚瓶窑两镇街的狭小盆地，正以无数实证向世界宣告：这里是五千多年前，中国版图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区。我们期待更多人能够汇入到保护、宣传和研究良渚王城的洪流中，不断揭开那一个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谜团，使良渚文明焕发更加艳丽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