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史记》这一巨著中表现出独有的进步的民族观。他认为华夷同宗，各民族应平等友好，并且为少数民族立传。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中华民族要振兴，需要每一个民族成员尽可能地认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中以超越前人的气魄和创新的才能，总结并反映了先秦以来至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追求。在其流传千古的过程中，《史记》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影响，教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华民族的子孙。 一、炎黄子孙的由来 中华民族有三祖，炎帝部落、黄帝部落、蚩尤部落。五千年前，两位“英雄”，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黄帝打败了炎帝。后来黄帝又调集各诸侯军队，与另一部族领袖蚩尤大战于涿鹿，胜了蚩尤。黄帝从此繁衍其子孙，因此后来的华夏或汉人都是黄帝之裔。一部最简单的中国民族史便是如此。可为我们为什么又称炎黄子孙呢？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意思是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弱，诸侯之间互相攻击，祸害百姓，而神农氏无力讨伐。其中的神农氏就是炎帝，而黄帝只是一个诸侯， 神农氏当时是占有统治地位的。 所以，有些人是炎帝后代，便形成了“炎黄子孙”。 二、五族的分拣 一开始中华民族并没有五族的概念。从元以来，各民族是一家。五族共和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政治口号。这一原则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和谐相处。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分别代表汉族（红）；满族（黄）；蒙古族（蓝）；回族（白）；藏族（黑）。其中回族泛指穆斯林民族，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等。清朝曾将新疆称为回疆。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 这是为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需要划定的概念。驱除鞑虏，便是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确定的纲领之一，当年10月孙中山即将此口号改为"民族主义"。鞑虏是历史上汉人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的称呼。1906年10月，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制订《军政府宣言》，再次提出"驱除鞑虏"口号，但当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不提"驱除鞑虏"，专述"民族主义"，还对民族复仇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从此以后，"驱除鞑虏"口号不再出现于革命派的言论之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蒙古丢掉了。 1911年底，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又制定《临时约法》宣告：中国之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彻底放弃了"驱除鞑虏"口号。所以，五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中华民族始终是命运相连的。 三、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民族观的核心。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我国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到了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中央集权日益巩固，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司马迁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他在《史记》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大一统”。“大一统”一词出自《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所以“大一统”指统一事业。《史记·秦始皇本纪》：“令陛下..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里地“一统”即指全国统一的意思。而《史记》创新了“大一统”思想，这实际包含两个意思：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中华各族尊黄帝为祖先。也即是“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显地表述了主张国家统一发展、反对分裂的观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价秦朝历史地位时 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事业虽然依靠了暴力手段，但时代不同了，形势变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见，司马迁对秦统一中国事业的肯定态度。司马迁对西汉兴建以来国家统一为社会带来的繁荣景象极为赞赏，在 《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 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这是对西汉盛世的歌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大一统”的国家观。 在司马迁之前，民族的始祖是混沌的，多元的，民族发展的脉络是不清的。是司马迁站出来，在纷乱繁杂中理出头绪，在多元中选择一元，并将一条清晰可辨的黄帝子孙系列推到了人们面前。 顾颉刚先生指出：“历史系统是从黄帝开始的。司马迁的成就在于，他毅然以黄帝为断限，黄帝以前一切付之不闻不问，他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中排斥了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明义，在《五帝本纪》中塑造了一个聪明善良神话般的人物——黄帝。其他四帝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史记·六国年表·序》记载：“禹兴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又有，秦之祖先为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史记·秦本纪》）。《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 夏后世之苗裔”。《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夷狄，司马迁把他们的祖先都视为黄帝。他的这种记述，再加上我国原本的黄土地、黄河、黄皮肤等地理环境和人种的特色，才使得中华各民族最终形成了“炎黄子孙”的概念。 中国境内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是司马迁从传说和历史中提炼出的民族一统理论。《史记》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阐述。如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种观念影响着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到今天也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四、中华民族大融合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司马迁的时代，人们的民族思想却是比较落后的，推崇“尊夏贱夷”，认为中原文明高于所谓的“夷狄”。“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叫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四夷与华夏之间有不少共同处，“中国、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此来形容周边少数民族。 但司马迁不同， 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木"的汉武帝时代，独步史坛，在他的《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司马迁写了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五个少数民族史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 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而通观这些民族史传，可以发现其内容并非单纯的夷夏分离的记述，它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给人以各民族从来都是杂处、融合的印象。这种“华夏同宗”的思想就充分说明了司马迁头脑中，各民族是生而平等的，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轨道中是互相融合的。司马迁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国家有一个相对安平的环境，让人们致力于生产，致力于发展经济。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能否富裕强盛这个基础上的，而这种富裕强盛不是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是实实在在的民殷国富。 五、史记的民族观贡献 在《史记》的五体结构中，本纪是提纲，它以王朝的更体为体系，以编年的形式排比了一代大事。至于其他的人物、事件则按照分别列入世家或列传。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一百三十余文中写到少数民族事宜的有十多篇，这其中包括了像《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这样的“世家”，更为边疆民族立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论述了写作这些列传的宗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 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再加上《匈奴列传》、《东越列 传》，共记六篇列传。分别是按地区写出了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比较完整的民族史。 这种编纂体例充分的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观，其创新的思维更被其他史书所继承。可以说，司马迁的这种民族观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为中国民族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综上所述，在《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中，集中体现了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进步民族观。他认为，中华是大一统的国家与民族，华夷共为黄帝子孙；中华各民族是平等的，应该和平相处；史学家要有为少数民族作传的思想与眼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