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仅次于李杜的诗人，他的真面目其实是思想家

shuirongye 2019-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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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给唐代诗人排座次，几乎毫无疑问李杜会坐头两把交椅。至于谁能成为第三，似乎王维、白居易、王昌龄等都有可能，唯独你不会想到这个人——韩愈。他的光芒仿佛已经定格在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一篇《师说》成为万千少男少女熟读并背诵全文的噩梦。

但是其实，他可能还是仅次于李杜的伟大诗人。对他的评价始终表现为两级分化，不喜者将其贬得一文不值，推崇者则极尽褒扬之能事，例如苏辙认为“唐人诗当推韩、杜，韩诗豪，杜诗雄”，叶燮认为宋代的苏轼、欧阳修、黄庭坚等都是他的余脉，惠洪甚至认为他“高出老杜之上”，还有乾隆认定他比李杜都高，“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

不知者称韩愈的诗没有余韵，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这何尝不是他告别“小清新”的文学自觉，从而在气魄、文字、立意、格律等方面都迥别前人。他不是写不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盛唐之句，但是这种格调显然不是他的全部，我们看他写落齿之痛，“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敢于将春花秋月等陈词滥调之外的元素入诗，而且写得令人心有戚戚然，再如他写老友相逢，“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就确乎是互相伤害的老友。

除此之外，他还写头秃、写食蛤蟆，用重口味的文字写丑怪雄奇，用散文化的文字探索诗歌的边界。他是穿越了一千多年的审丑主义、先锋主义、新感觉主义、超现实主义……什么主义都好，这不影响他在诗歌上的既有成就。

而我们之所以看不上他，用诗人西川的话来说，是因为“我们这周作人化、林语堂、张中行化的、晚明小品化了的、徐志摩化了的、以泰戈尔为名义的冰心化了的、张爱玲化了的文学趣味”（《唐诗的读法》）。

诗人西川

不过在这里并不打算过多讨论韩愈的诗歌，而是想强调他文人、诗人之外的更重要的一重身份，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韩愈沉痛而真挚地表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他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对于讥笑韩愈之人，陈寅恪先生曾称之为“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华夷之辨<<<

陈寅恪先生讲韩愈贡献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盛倡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是韩愈反佛教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他讲佛法后汉传入中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跟中国固有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讲佛教是外来文化，这一点不是儒家的发明，当然更不是韩愈的发明。当时佛教传入中国，最早起来对抗佛教的是道教，而当时道教就在讲华夷之辨。道教甚至有一种非常好玩的说法，叫“老子化胡说”，老子不是西出函谷关之后就不知所踪了吗？据说就一路走到了印度，就把自己的道传给了释迦牟尼，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于是就有了佛教。这就是所谓“老子化胡说”。

当时道教要调动资源，道教徒很聪明，调动的资源还是本土资源，这个是我中华固有的东西，而你那个东西是外来的。但整体上讲，道教反佛的过程中，因为它自己需要不断借用佛教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说话，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理论系统不完整，它缺少论辩的传统，缺少深刻地思辨的系统，不能给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背后深刻的哲学根据。所以道教徒总体上是处于劣势的。

韩愈起来倡导华夷之辨，这一倡导本身就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说，韩愈倡导华夷之辨，是中华固有文化的又一次自觉，中华固有文化对自己文化、文明的主体性的又一次自觉。

>>>发明道统<<<

道统观念是韩愈的一个发明，为什么呢？由于历史过程非常漫长，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在历史中的传承谱系变得晦而不明，因为确实也没有一个从头到尾完整的儒家传承谱系。如果没有儒家传承谱系，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儒者之道的合法性根源在哪里？

所以，必须发明“道统说”，从而为自己的儒家传承谱系确立一个有合法性、正当性的理由。这样一个道统观念的建立，据陈寅恪先生讲，是模仿禅宗的“祖统说”。

这个讲法到底对不对？首先，即使陈寅恪先生也讲，虽然是模仿禅宗的祖统说，但是毕竟这种道统说是跟《孟子》卒章有关系的，就是《孟子》最后一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那段。其实在古代的传承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那个传承也是断的，不是连续的。尧舜禹汤，从禹到汤，这隔了多少年？汤到文武、周公，周公再到孔子、孟子，这中间又隔了多少年？都没有连续的谱系。所以这个谱系的传承里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恰恰不是完整的、连续的，但恰恰强调道的这种根源性。

通过道统说的建立，从而构建起儒家的传承谱系，这跟韩愈在《原道》中表达的一个焦虑有关系。道教徒为了抬高自己，说你看你们孔子是我们老子的弟子，现在还有人这么讲。在唐代的时候，唐玄宗时期塑轩辕老子像，孔子在旁边陪侍。道教徒说，你看你们的老师都追随我们学习。

儒家的信徒们就说，对啊，历史事实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也确实希望通过道统说来确立儒家有别于道家的一个传承谱系。所以他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孟轲去世以后，这个道就丢失了。

从这以后，道统说在宋明理学当中不断地出现，每个人都讲自己的道统。比如苏东坡有他的道统观，程颐也有他的道统观，一般来说每个道统观的最后一个都指向自己。

>>>韩愈论仁义道德<<<

韩愈最重要的篇章当然是《原道》。《原道》篇特别重要的就是前面四句话，在这四句话中，他对仁义道德这四个字给出了明确的定义。韩愈对仁义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是非常有意思的，他首先讲“博爱之谓仁”。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这个提法本身是有点问题的。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和义的区别就出来了。接着是“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沿着这条路走，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后面是“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几句话对仁义道德给了非常明确的定义，这是韩愈思想的绝大发明。

这四句话之所以重要，在于它重新发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刚才说“博爱之谓仁”就字面来讲好像有问题，因为“博爱之谓仁”特别容易流于“兼爱”，就是墨家的兼爱思想：同等程度地爱所有人，爱无差等。这样一种爱无差等的观念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你注意，“博爱之谓仁”接下来一句话是“行而宜之之谓义”。行什么？行这个“博爱”。

在这里，仁跟义不是分开的，“行而宜之之谓义”，行博爱而能够恰当这叫义，这就把仁跟义的关系确定下来，也就防止了博爱沦为兼爱。博爱沦为兼爱就是一种泛滥式的爱。通过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义这个观念是从属于仁的，义是具体实现仁的分寸和界限。

这里，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程颢的“仁包四德”观念的某种雏形了。义不是独立的价值，义是包含在仁当中的。而什么是道呢？“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第一个“之”当然是动词。我们知道王弼那里有大量这样的讨论，为什么万物的本根有时候叫“道”，有时候叫“无”，有时候叫“本”，有时候叫“母”？为什么叫道？取其“物无不由”，所有事物都要从这儿走，才叫作道。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里的“是”指什么？指的是仁义，沿着仁义这条路走，这才叫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句话耐人寻味。首先，“德者得也”，“足乎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自己能够完备、能够得到。“无待于外”有几个方面的意思。首先要思考内外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是有内外的，我们的责任之外、分限之外，又是一种内外。

《孟子》当中也强调内外的分别，《孟子·尽心上》有一段，叫“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也涉及到内外的关系。韩愈这段文字里这个“得”字，首先是内外边界的确立，其次是自足观念的确立。而自足的观念突显出儒家的精神——“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这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这叫得（德）。

接下来两句“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为虚位”，也就是说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思想，你抽象地讲道和德是没有意义的，“道与德为虚位”，这个是虚的。谁家都讲道德，道家讲道德，儒家也讲道德，老子整本书叫《道德经》，上部《道经》，下部《德经》，讲道讲德都讲得很多。那能说老子和儒家一样吗？

所以，“道与德为虚位”，“仁与义为定名”，关键看你讲不讲仁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是真正为道统赋予内容的。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道统观念从形式上塑造了儒家传承的谱系、一种合法性的根据，那么“仁与义为定名”就为儒家的传承确立了真正的思想内涵。这里首先确立了儒家生活方式、儒家生活道理跟别的思想不同。

我们今天也面对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儒家？现在各种各样的儒家都有，比如儒家宗教派，我称为教派儒家。有些学者老想说儒家是一种宗教，那么儒家到底是不是一种宗教呢？儒家应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呢？儒家要真成为了宗教，那还是儒家吗？儒家它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合道理的生活方式、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方式。“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韩愈藉此强调出儒家跟其他思想传统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