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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一般金属铸造的基本工艺是泥型、金型和熔模铸造三种,石型也占一定地位。由有关记载来看,铜镜铸造的基本工艺也是如此。 (一)泥型和石型铸镜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正式见于著录(有图)的古镜范总共约有二十片,多属战国、两汉时期,其他时期的较少。其中一片为石范,余为泥范(包括沙范)。《岩窟藏镜》所载战国镜范约九片,包括兽纹地镜范一片,兽纹地四山镜范八片,均出河北易县;粘土质,范身多已残缺,只有一件较为完整;有的范面花纹被烧灼,明显变黑。《岩窟藏镜》《古器物范图录》等书所载汉式镜范,无疑问者大约也有九片，包括草叶纹日光镜范六片、重圈纹镜范二片、规矩四神石质镜范一片,有粘土质和沙土质两种出于山东等地《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五著录有石范一件,范身大体完整,范面图文清晰,由拓片量得范径约205毫米。此外,有些著作还提到另外一些古镜范,但其中有的有争议,有的缺详细记载。例如:梅原末治《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载有建安元年半圆方枚乳钉画像镜范二片,四乳画像镜范一片,据梅原氏说是赝品,未知确否;传易县塘湖村曾出土镜范十余片,但目前见于著录的仅九片;又传安徽寿县曾有四山镜范出土,山东临淄曾有方格四乳纹镜范出土后来均不知下落,或已流落国外。 从工艺上讲,铸镜须将镜面范与镜背范扣合经过预热然后方能浇铸。以上所述镜范实际上都是背范,面范尚未见于著录。一般而言面范可能是一个光洁的弧面,也可能是一个平面。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学者艾尔顿、伯力在日本作过一些调查,他们看到的日本镜面范几乎是平的,而实际使用的镜面则微凸,他们说这是铸造成形后,在刮磨过程中加工出来的。我国古镜面范是否如此,还有待证实。日本这种面范的优点是可减少制范的工作量,缺点可能是只宜于含锡量稍低、曲率较小的镜子,含锡较高者则硬而脆,难以作出较大的镜面曲率。 目前见于著录的古镜范,不管是泥范还是石范,其外部形态概为瓢形,浇口设于“瓢”的柄端,其下接镜缘。浇口很短,不易区分外浇口、内浇口或直浇口。通常一范只有一个浇口。冒口数各不相同,有的与浇口合而为一,无专门冒口,例如《岩窟藏镜》所载战国四山镜范(图1)。 有的设两个冒口,分置于浇口两侧,例如《岩窟藏镜》所 载草叶纹日光镜范(图2),以及《古器物范图录》所载的几片镜范。 浇口多数上宽下窄,纵截面为梯形,与镜缘相接处较宽,约为铜镜直径的1/4至1/3,这样可加大金属流量。浇口、冒口与镜缘相接处都较薄,便于清理。由浇口冒口设置方法,以及范的瓢形结构来看,这些镜范大约都是侧立顶式浇铸一套镜范(由一片背范和一片面范合成)自成一个浇铸系统,可单独浇铸,也可叠在一起浇铸,后者即是卧式叠铸;石范浇铸看来大致也是如此。据说朝鲜平安南道孟山郡曾出土一片石范,滑石质,为多钮细纹镜范(图3)。 此范形制有些特殊,一般镜范只是一面刻有镜背图纹,它却两面皆有,一面的镜径为172毫米,另一面为128毫米,范体外形与我国的大体相同。在日本流传下来的铸镜工艺中,有的浇铸系统较为复杂,并可明显地把内浇口外浇口、直浇口区分开。直浇口较长,内浇口数目稍多,亦接镜缘。铸范大体为方块形,通常采用叠铸法。卧式叠铸的操作也是把多套范侧立叠在一起,每套范自成一个独立的浇铸系统,自备一个外浇口和冒口。但冒口置于镜缘最高处,并采用底注法(图4,以便排气并获得较好的镜面质量。这种浇铸系统由于开设了几个内浇口,可适当减少镜体由于热应力引起的不均匀变形,缺点是增加了制范和清理的工作量。从我们所作铸镜试验的情况来看,热应力所引起的不均匀变形大部分可在热处理后用机械方法进行校正。 (二)熔模铸镜 熔模铸造主要指以蜡为模的失蜡法。一般认为,我国古代熔模铸造始于东周,唐以后已有较为明确的记载,其法一直沿用至今。目前国内可见到关于用失蜡法铸钱、钟、佛像、印章等的记载,但确以此法铸镜的资料迄今未见。日人荒木宏曾检查过某种战国镜范,发现表面有不少蜂蜡,因而推定我国曾用失蜡法铸镜。荒木氏认为,用此法制作多个同形镜的工艺,是先用泥土或石质材料制作母范,后用母范浇制蜡模(蜡镜),然后再在蜡模上掛泥,脱蜡后用来浇铸铜镜。关于荒木氏所说的镜范外形、蜡质附着以及科学分析的详细资料,我们尚未看到。如果此范外形与一般失蜡法铸造的相近,而且蜡质鉴定无误的话,这一资料是很有价值的。又,据日本《东大寺铸镜用度注文》所载天平宝字六年(762)石山寺铸镜四枚,镜径1尺(约300毫米)用料中有蜂蜡1斤、白(锡)6斤、铜48斤(斤为古制)⑥。一般认为这是日本曾用失蜡法铸镜的确证中日两国古代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是关系密切的,这对我们了解我国是否曾用失蜡法铸镜亦有参考意义。 (三)金型铸镜。 金型主要指铜范、铁范两种,因为能够经久,它来铸造器物可减少制范的劳动,从而提高生产率。我国使用金型大约始于战国,直到清代还有使用的。但是否曾用它铸镜还有待于研究。梅原末治认为我国古代似曾使用金型铸镜,其根据是京都川合氏所藏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半圆方形带四神四兽镜背面有明显的道纹(图5),而这种道纹应是由金型所致②。 从照片上看这种道纹短而浅,主要分布于主纹区以外的铭带上,所在区域只占全部铭带四分之一强,其他地方都不明显。看来梅原氏的推断还有可商榷之处:使用金型固然可产生这种道纹,但是否只有使用金型可以产生?据我们最近在北京地区调查所见,一些半永久型经过多次使用后,产品上也会出现形态各异的道纹。光和元年镜的道纹是否可能与石范或多次使用后的陶范有关?似可作进一步的探讨。综上所述,我国古代铜镜铸造的主要工艺乃是泥型。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篇云:“凡铸镜,模用灰沙…“模”与“型”、“范”同义,此“灰沙”模实即一种泥型。 三、关于泥质镜范造型的问题 这里主要讨论造型工艺和造型材料的选择,附带谈一下同形镜。 （一）关于泥质镜范造型材料的选择。 这方面的直接资料较少。从有关文章的记载来看,大约只有两点较为明确:(1)这些造型材料的主要成分是粘土和砂子。这在前面已经谈到。最近在郑州南关外、安阳殷墟、洛阳北窑、侯马牛村等商周青铜冶铸遗址看到的陶范,也主要由粘土和砂子构成。(2)但所用粘土和沙子又有所不同。例如:易县所出镜范皆为赤色或褐色含砂粘土,有的含有铜末状的细粉;济南所出者为一般粘土。宋应星说是灰沙,这大约是因地制宜就近取材之故。 铜镜虽然形体不大,但花纹细腻,铸范必须工整细致因此,造型材料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据香取秀真说,日本元文三年(178)御镜铸范的造型材料中就掺有一种红砂,与粘土混合后,要用刀剁细,和以糠,再用脚踩用木杵、石臼捣熟。流传下来的日本铜镜铸范由三、四种不同粒度的“真土”(优质粘土由砂子粘土等和成)分层制成,范背最外层为“粗真土”然后再在上面敷“中真土”和“细真土”，范面为极细的“肌真土”。一面直径约25厘米的镜子,范厚约12厘米,其中“粗真土”层约8厘米,“中真土”层约3厘米。我国战国以来许多铜镜的花纹都非常清晰细致,与造型材料的选择和加工是有关的。
(二)关于泥质镜范造型工艺的推测。 我国泥质镜范造型工艺至少有两种,即模印法和雕塑法 (1)模印法。先用木材、陶片等制成局部或整体的模型然后用它在范土上复印。这又有一些不同的操作: 整范分模复印。湖南出土过一些纯地纹镜镜背范痕清楚有的学者认为,它是由“刻有地纹的小模子作四方连续模印而成”的。
分范分模复印。湖南还出土过一些云纹地龙纹镜和羽状纹地四叶纹镜,其地纹系由几个部分组成,“每部分的纹样都一模一样并且每部分相接的地方现出有明显的接痕”有人认为,“它们应该是同出于一个母模…它是先做一个母模,然后翻印出很多镜范,把每个镜范拼合起来,构成地纹 这两种模印法都有可能,其共同点是,模子只是实物的局部形态;其不同点是,前一法镜背范是一个连续的整块,后一法则分成许多小块。 当然,这两种方法操作难度都较大。若用整范分模复印,由于泥土本身有可塑性,两次模印衔接处的花纹难免要发生一些变形,这就增大了修理的工作量若用分范分模复印,则合范处很容易留下较大的接痕,这就有损于纯地纹镜花纹细腻的特点。不知我国古代是否有整范整模复印的方法,即用木材或陶片制成镜背图纹的整体模型,然后在一块整范上复印,只经一次复印就可得到一块完整的镜背范。这样的办法制模较为麻烦但可弥补以上二法之不足。日本在飞鸟、奈良时期常用铜镜实物为模翻铸镜子,造型操作与整范整模复印有些相似。
(2)雕塑法。即在范土上直接雕塑镜子的外部形态。这方面实物资料不多,但有些文献资料却能说明问题。 唐张彚《千秋镜赋》云:“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铸或站，是磨是削，刻以为龙,镂以成鹊。”这几句话,第二、三两句说的是铜镜铸成后,要先经刮削,再行研磨;第五、六两句讲到“刻”与“镂”,似即指在范土上对镜背范图文的加工。 汉镜中经常看到这样一些铭文,如“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调(雕)刻治竟,日月清明”;“吾作明竟,幽湅三商,周(雕)刻万疆”;“吾作明竟,幽三商,周(雕)刻无极,配象万疆”,等等。所说的雕、刻,当与制范造型有关。虽然石范蜡模、金型的原始模子也需雕刻,但我国古代制镜以泥范为主。
模印、雕塑两法各有优点,前者可适当提高制范生产率,后者可得到形态多样化的图文,并且较为清晰分明。 日本保留下来的泥范制镜工艺中也有雕塑法俗称篦押法(即旋压加工法)制范前用“和纸”绘出镜背图文,并用墨的浓淡标示图文凹凸的程度,然后再把图纸反贴在范土上,再用称为“篦”的工具在范面上按图加工。此法在平安、镰仓时代就已确立。据认为,直接雕塑法比模印来得优越。 造型完毕,泥范需经晾干、烘烤、烧成等工序烧成情况各不相同火候掌握较好,泥范就成了陶范;火候不足,便仍是泥质。这两种情况在易县出土的兽纹地四山镜范中都可看到。烧成较好、背纹简单的陶范可用两次或两次以上,泥范则只能浇铸一次。 镜钮上的穿孔当为造型时专门设计,但《古器物范图录》《岩窟藏镜》所普录的镜范中,均未见提及,大约是脱模时碰掉了的缘故。
以上是有关泥范造型的一些情况。石范造型大约主用手工雕刻。蜡模可直接雕刻,也可用陶范浇制,此时陶范便是祖范。蜡模制成后,经挂泥、干燥、脱蜡后便可浇铸。如果我国古代确有金型铸镜的话,那么,它也应当遵循一般金型铸造的工艺程序,即“泥范一金型一产品”。 (三)关于同形镜。 古镜中经常可看到一些在大小、形制、花纹、铭文各方面都相同的品种,可称为“同形镜”。它在战国以后的许多时代都有发现。如长沙出土的几面战国云纹地龙纹镜、羽纹地四叶纹镜,有的就是同形;《善斋吉金录》镜录”中有两面真子飞霜镜同形;广州出土一面龙纹镜与长沙侯家塘13号基所出者同形;我国独孤思贞墓与日本高松出土的海兽葡萄镜同形。在日本发现的同形镜也不少,尤其是三角缘神兽镜,小林行雄列举了48组,许多组各有三面同形,有的达五面关于同形镜的制作工艺,目前有不同说法,这从人们给这类镜子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同形镜又称“同范镜”或“同型镜”。前一名称只说明镜子的外形相同,不涉及铸造工艺。后二名含意相同即是说,它们是用同一铸范、同一铸型制造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同形是否一定同范?看来值得研究一下。生产同形镜的途径至少有三条:(1)用石范或烧成较好的陶范铸造,此时一范可以使用两次或两次以上;(2)用有祖范的熔模铸造,同一祖范可铸多个蜡镜模;(3)用模印法制作的泥范铸造。这样得到的同形镜,第一种确是同范,第二种只能说是同祖范,第三种则是同模、同印模。除此以外,制造同形镜的工艺可能还有一些,日本人曾用实物铜镜翻铸镜子其产品便是同形镜,但非同范,而是同模。由此看来同形镜工艺还是较为复杂的,它可以同范,又未必同范;对于不确知是“同范”或“同型”的镜,似仍以称同形镜为宜。
结 语 我国古代使用的铜镜,大约起源于距今四千余年的齐家文化时期,战国时开始流行,汉唐时代制作已经相当精美,直到清代中晚期才逐渐被玻璃镜代替。 从实物分析来看,自战国至汉唐,我国铜镜的主要成分是铜和锡,并含一定量的铅。宋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成分是铜和铅,或铜和锌,含锡量较低。为了提高金属质量,至迟在东周时已采用了反复精炼的方法,汉以后出现了所谓“百炼镜”;到明代,文献中又记载了一套较为合理的铜镜合金熔炼工艺规范。
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我国古镜铸造主要是用泥范,石范较少,可能还用过失蜡法。金型铸镜目前尚无可靠的资料。泥型铸造看来主要用侧立顶注法;造型材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子,造型方法有模印和雕塑等。 战国以后,钟鼎彝器铸造技术逐渐衰落铸镜成了我国冶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对铜镜冶铸技术的研究,可对我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得到更多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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