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从未解决垃圾问题，只制造了没有垃圾的幻觉

来源：微信公众号“回响编辑部”

无论是去年禁止进口洋垃圾，还是今年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垃圾始终是萦绕在现代社会头上的幽灵，无法消化，难以处置，我们把废弃物从下水道冲走，又一卡车一卡车地把垃圾倾倒到城市的边缘，以为眼不见心为净，但它们又会以大米中的重金属，水源中的微塑料重新回流到我们的体内。

现代社会从来没有真正解决过垃圾的问题，只是制造了垃圾看不见的幻觉。垃圾背后，其实是我们如何与自然相处的问题，以及别忘记了处理、转移和承受垃圾之重的，那些看不见的廉价生命。

现代社会从未解决垃圾问题，

只制造了没有垃圾的幻觉

文 | 浩菊

莱奥尼亚居民们每天都在更新自己，为了给新事物让位，居民们不断地丢弃。清晨人行道上的垃圾车会一车一车地将包着昨日废弃物的塑料袋运走。人们并不在意垃圾被运往何处，城外的垃圾日复一日地堆积，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垃圾山越堆越高，似乎只要一个罐头盒就能引发一场垃圾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这是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讲述的故事，预言般地展示了现代生活的“末日图景”。如今，“丢弃”成为不自知的日常惯性，垃圾被包裹在塑料袋内，通过庞大的城市环卫系统转移出生活的视线，我们可以安然自适地享受“用完即弃”与不断消费的生活。

看不见的城市

[意大利] 伊塔洛·卡尔维诺 / 张密 / 译林出版社 / 2012-4

只是，被转移的垃圾并没有消失。在农耕时代，废物往往可以被重新纳入生态循环中，而现代工业则制造了无法被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的物质，也制造了绝对的剩余物。然而，有趣的是，垃圾在现代城市却成为“不可见”的物质，如文化研究学者鲍曼所言，垃圾是这个时代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废弃物是所有生产中最羞于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为什么垃圾必须被排斥于想象之外？垃圾意味着本质意义上的危险、不洁么？这种文化观念与想象是如何被建构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是如同利用“垃圾回收”与“垃圾处理”来合理化垃圾的生产？

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将垃圾问题转化为技术发展的问题，那么那些具有反思性的纪录影像则展示垃圾内置的地理不平衡与暴力性。垃圾转移的路径展示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源剥夺和暴力，原本的分工不均衡规定了垃圾转移的路径，同时垃圾转移又重新生成了废弃化的空间。最后，垃圾本身具有腐蚀性、毒性，威胁在地生态与生命，垃圾是如何将承受垃圾的人与非人生命卷入一场灾难，而我们如何理解位居全球垃圾贸易体系底端的劳工的生命困境？为什么他们愿意从事对自身生命有害的工作呢？

废弃、现代性与不可见的垃圾

“丢弃”的日常实践赋予了垃圾这样的想象：绝对的死亡、废物与无用。但是垃圾并非绝对的无意义，而隐含着文化秩序的逻辑。研究污物重要的文化学者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论著《洁净与危险》中阐述了污物的社会建构性——并没有本质意义上的污垢，污物之所以是污物，在于它位置不当以及对秩序的冒犯，如“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进而言之，垃圾并非孤立的物质，而意味着一系列的秩序以及社会分类的规范。垃圾，即是社会秩序的剩余物，是被特定的社会系统划定为无用、可废弃的物质。由此，垃圾研究的关键在于阐述“垃圾如何生产”以及对规范性观念的批判与反思。也就是说，理解垃圾的关键之处并不在于垃圾本身，而在于生成垃圾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

洁净与危险

[英]玛丽·道格拉斯 / 黄剑波 / 民族出版社 / 2008-9

现代垃圾的生成与“用完即弃”的习惯养成密切相关，丢弃与物质的使用价值无关，而成为文化习惯，尚存使用价值的物质也会被废弃。垃圾研究学者盖伊·霍金（Gay Hawkins）在论著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中大致梳理丢弃文化养成的社会历史。

首先，19世纪60年代一次性纸制用品的发明与推广形成了现代洁净、卫生的观念。医学上“看不见的细菌”的论述建构全新的卫生体系，使得一次性纸制品获得伦理、科学的正名。20世纪20年代，便利、效率的经济学修辞崛起促进了更多一次性产品的生产，例如打包食品、塑料手套、垃圾袋等产品被推广，试图打造极具效率、快速、方便的家庭生活。技术强化了现代人对效率的崇尚、时间的压缩。而最重要的是，现代工业发展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加速了物的死亡速度。消费社会彻底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需要被更为快速地抛弃，才能有更多的物的生产。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开篇即指出，我们生活于“物的时代”，现代见证了物的惊人的增长和涌现，同时也加速了物的死亡。消费逻辑建立起人与商品之间短暂而瞬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关系，物的废弃、死亡成为必然。

消费社会

[法] 让·鲍德里亚 / 刘成富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14-10

关于现代秩序与废物之间的关联，学者鲍曼的分析更为彻底。在论著《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鲍曼认为废弃内在于现代文明生产秩序内部。如果说，前现代的农业耕种体现的是连续的、死后重生、生生不息的循环，那么现代的采矿则是破裂和间断性的象征，新事物的生产来自于对旧事物的废弃和破坏，所有的新事物需要腐烂老死以为更新的事物让路，“采矿的每一步都没有回头，它是单方向的运动，不能取消，不能挽回。采矿的历史是被废弃滤尽的矿脉的坟墓”。内置于现代性的流动性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废弃物，制造着“走向垃圾堆”的物品。鲍曼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废弃、流动镌刻在我们的审美认知、注意力、时尚美学以及日常交往和不断流变的生活之中：“万事万物自诞生之日开始，就贴上了死亡即将来临的标签；每一样事物在离开生产线的时候，都被贴上了一张‘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标签”。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

[英]齐格蒙特·鲍曼 / 谷蕾 / 胡欣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6-11

吊诡的是，现代世界承诺了一个“没有垃圾”的现实，垃圾消失了。齐泽克在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的开篇站在垃圾堆旁边讲述日常生活对垃圾的感知的缺席：“在我们对日常现实的感知中，这些东西（垃圾）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了，当你去厕所，屎消失了，你冲走了它，当然，理智上你知道屎在那里，然而在你最基础经验的内核之中，屎从你的世界中消失”。倚赖于下水道、垃圾箱、垃圾车、垃圾站等层层相扣的现代城市卫生处理系统，我们将垃圾清理出生活。只不过，看似光鲜整洁的现实一直笼罩在垃圾的魅影之下。约翰·史坎兰在论著《关于垃圾》（On Garbage）中认为垃圾是人类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中被压抑的“物质潜意识”，城市文明秩序是通过垃圾的排斥建立起来的，垃圾在城市中是鬼魅的，幽灵式的存在（ghostly
presence），那些散落的被清理的垃圾会从掩埋的坟墓中爬出来，会幻化成各种形式（弥散于空气、水、土壤之中），回到现实，回到身体内部。

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海报

我们随手丢出去的垃圾袋、牙膏壳、牙刷亦或是清洁剂，可能会被压碎处理，被倾倒到海洋，被海洋生物摄入其体内，最终通过食物链重新回到我们的身体内；亦或是被焚烧、填埋，渗透到地下水、土地、空气中，弥散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并重塑我们的身体。

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制造了没有垃圾的幻觉

近年来，垃圾越来越作为重要的环境问题被纳入生态纪录片的再现与表述，然而主流的生态纪录片往往将垃圾描述为一场生态灾难，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议题。另一方面，纪录片最终又会寻求“可持续性”的方式消除垃圾——比如垃圾回收、垃圾分类、垃圾堆肥等，从而消除“垃圾”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人们寄予技术的进步、回收体系的健全来化解这个令人恐惧与不安的现代灾难。例如，纪录片《塑料海洋》（A Plastic Ocean）以庄重的画外音展示了美国海军舰队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清洁工艺实现垃圾的无害化。纪录片《废物》（Trashed）叙述者杰瑞米·艾恩斯最终诉诸于

“垃圾处理技术的更新”——垃圾发酵、堆肥以及庞大的垃圾回收系统，来消除垃圾焦虑。在纪录片的结尾，艾恩斯探访美国巨大的垃圾回收站，镜头掠过整齐而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垃圾处理起重机，画外音是回收场的工作人员陈述回收工作的完美与处理流程的完整，被打包的垃圾会运往中国，形成完整的回收与生产体系——“中国人会将这些回收的塑料制品做成新的产品，然后我们从他们手中购买商品”。

纪录片《塑料海洋》海报

可持续性的垃圾处理与回收似乎提供了“令人安慰”的方案，垃圾的焦虑与灾难性事实终止于欧美国家看似完善的处理体系，似乎人类可以依赖“生产-消费-回收”的循环来驱逐“垃圾”的魅影。但这一论述，是对事实的遮蔽。一方面，可以被重新回收利用的垃圾事实上占据相当低的比例。发表于Sicence
Advances 的论文The Chinese import b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plastic waste trade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绝大多数（80%）塑料垃圾被填埋或最终污染环境，每年大约有400万至12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再者，欧美回收的垃圾绝大部分以全球垃圾贸易链流入第三世界，将垃圾造粒重塑为原材料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的毒气、废物，回收依赖全球南方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环境成本和生命成本。佐治亚大学学者研究过去28年（1988-2016）世界塑料垃圾的进出口数量和交易额，指出高收入国家一直是塑料垃圾的主要出口国，亚非地区成为进口塑料的主导地区，拥有更完善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和更高废品处理标准的富裕国家正在把塑料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因此，依赖回收体系实现清洁、无垃圾、可持续的欧美世界，是建立在垃圾被转移到第三世界的事实上。垃圾研究学者田松的说法更为准确，“垃圾不可能被处理，只能被转移”，“从看得见的地方，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从话语权强的地方，转移到话语权弱的地方”。也已有很多学者洞察到“回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所构筑的谎言。尼克·舒金（Nicole
Shukin）在论著《动物资本：生物政治时代下的制化生命》（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回溯西蒙斯（Simmonds）所开辟的“垃圾循环回收论”。西蒙斯将垃圾定义为“被错置的资源”，认为要为工业生产的垃圾找到重新利用的价值，现代工业经济必须模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将垃圾重新纳入资本生产体系内部。尼克·舒金认为通过挪用生态体系“循环”、“物质转化”的概念，西蒙斯“自然化”了工业生产体系，而遮蔽了资本生产通过垃圾回收降低原料成本、压榨更多剩余价值的事实，隐藏了工业必然生产废弃物的事实，塑造“生产-回收-生产”这一封闭性循环神话，进而，合理化无穷无尽的生产与消费。学者Joshua
Schuster 在分析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关于中国的垃圾回收景观的摄影作品时批判回收符号的虚假性，回收标志由三个回环的箭头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强调流动性与循环性，呈现不经过任何中介即可实现的重塑、转化，似乎任何垃圾物质最终都能走向无穷的循环，而取消了回收劳动者的在场，取消了回收过程承受污染暴力的人与非人的生命。

回收构筑了一个可以将废物完美处理为生产原料的神话，流畅的物质循环合理化了永不停歇的资本生产，遮蔽了工业生产方式中必然存在的废弃物环节，以及资本榨取过程中所制造的废物，与被废弃化的空间和生命。当今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巨大讽刺在于，一方面垃圾回收、垃圾分类与垃圾再利用愈来愈成为公共领域中被认可、甚至大肆宣扬的环保政策，另一方面，我们比以往更心安理得地制造垃圾，“用完即弃”的生活方式在回收、环保字眼的包裹下获得了某种正当性，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审视“时刻更新”的消费日常所建立的怪异的物欲，很少有人质疑“被物质包围”的生活本身。这一悖谬很好地展现在电商回收快递包装的宣传上。快递垃圾占据垃圾产量的大部分，诸如阿里巴巴、京东、当当等大牌电商推出可回收包装纸箱，减少胶带的使用，媒体宣传“一绿到底”“节约胶带可绕赤道两周半”来彰显可回收的“效用”，为电商企业摇旗呐喊，但谁来追究那些无法被回收的垃圾？谁来戳破绿色消费的谎言？

固然垃圾回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它不应该被神化，被视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最终方式，从而遮蔽了真正的垃圾问题。垃圾的处理并非技术发展的问题，技术处理只会将人类卷入与垃圾更深的纠缠。垃圾所提出的挑战在于：人类如何重新面对我们和物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