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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年前的遗迹都发掘到了,却找不到证明夏存在的遗迹呢?

2019-07-09  修悟搏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同,在学者之中,所谓的夏朝“信古派”和夏朝“疑古派”,他们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甚至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共识,分歧只在一点:二里头文化能否被命名为“夏”。而二里头文化能否被认为是夏朝存在的证据,就在于何为题目中所说的“证明夏存在的遗迹”?

1、信古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

夏朝“信古派”的旗手(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狭义的信古派,但是他也表示如果信、疑、释三派非要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信古派)、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在其最近的著作《鼏宅禹迹》中:

1)、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来诠释夏代的王世与积年、都邑、族氏、重大史事;

2)、通过“比较文化法”来对比“禹域”内的龙山遗存”、“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

3)、通过对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偃师商城文化、郑洛地区文化的分析和对比,来界定夏文化的上下限。

可以说从考古文物到历史文献,面面俱到、蔚为大观,所以孙教授也自信此书将“夏文化的绝对年代问题转化为直观可视的考古学现象”,从而证明了夏朝的存在。

也就是在孙教授的观点里,龙山、二里头乃至偃师商城、郑洛地区的考古发现,都可以作为证明夏朝存在的遗迹。

2、疑古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

按理说,将二里头文化认定为夏朝,最开心的应该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因为挖出了一个文化遗迹和挖出了夏朝不是一个等级的概念。但是,如今夏朝存在说最大的反对者,恰恰是现在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许宏。

他的理由很简单:只要没有像殷墟中那样的“直接文字资料”证明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那么一切都只是假说。

到这里就很明白了,孙庆伟和许宏的分析表面上看是信古派和疑古派的区别,实质上是对于“证明夏存在的遗迹”认识的区别。孙庆伟认为夏朝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证明的,许宏认为,没有能辨认出“夏”这一文字字样的直接文物出土,说夏朝存在是不严谨的。

很多人因为许宏反对夏朝存在说(其实也不能说是反对,他只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给许宏扣上了很多大帽子,用上了很多“革命”的词语。

但是,其实只要仔细看一看许宏的访谈或者文章,就可以发现,他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认识,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跟夏朝信古派的看法完全一致,他认为:

1)、二里头文化是“最早的中国”的诞生地;

2)、二里头文化可以定义为广域的王权国家,是跨地域的、独大的政治实体;

3)、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标志着华夏文明由“多元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的时期;

4)、二里头都邑是当时当之无愧的“中央之邦”,它的所在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

5)、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最早的代表。 如果我们将“二里头文化”换成“夏朝”,你就会发现这些看法基本和信古派学者一致。 孙庆伟最喜欢引用考古学前辈邹衡先生的一句话: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这句话的确精辟,能解释目前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这一热门话题的绝大多数问题,包括的孙庆伟和许宏之间的分歧。

他们之间的分析不是外人认为“夏朝是否存在”这一表象的问题,而是如何“辨认”夏朝的问题。孙庆伟认为其它间接考古资料可以完全雄辩的证明夏文化的存在,而许宏则认为只有“直接文字资料”才能辨认夏朝。说得通俗一点,孙庆伟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并且举了很多例子。但是许宏的问题就很简单:你说的这些证据我基本都同意,但是你怎么知道二里头文化这一“广域的王权国家”叫做“夏朝”而不叫做“上朝”呢?

3、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三联在18年邀请孙庆伟和许宏做了一个所谓的夏代信史之争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后来也引起了不小的影响,扩大了夏代信史之争的影响面。但是坦白来说,两者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不是说两人水火不容,而是说两人的看法都是对的只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夏代信史说认为夏代信史的证据链已经比较完善了,就差那临门一哆嗦了。不能因为挖不出来文字就一直逃避,因为目前为止二里头就没挖出文字;而夏代疑史说则认为行百里者半九十,没有那临门一哆嗦,说一千到一万都是白扯。只要没有能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证据出现,夏朝信史说的证据就不充分。 因此,两者都是对的,只是看待二里头的角度和方法不一样罢了。

许宏秉持的是傅斯年老所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胡适的“东周以上无史”等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九分材料绝不说十分话的态度,这也印证了自己的说法,他是个偏保守主义者。对于夏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他认为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对于考古人来说,“夏”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疑则疑之,不疑则无当代之学问。诚如有朋友指出的那样,如果把这个暂时无解的问题当作考古学的前沿问题,那也太低估考古学的能量和高度了。

暂时不知道姓夏还是姓商,并不妨碍我们对二里头等可能与“夏”有关的遗存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识。最能发挥考古学特长的就是无文字和缺文书的史前时代和原史时代了。 最后,我们要说这是个学术问题,这里谈的是材料、逻辑、学理甚至常识。如果从“信念”或情感的角度认定夏朝的存在,那就与以求真为要旨的学术无关,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内了。

而孙庆伟则认为,有了9.8分的材料,说十分的话未尝不可。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实际上很有可能挖出来的概率基本为零的直接文字资料来证明夏朝的存在,这是守株待兔。考古需要严谨,但是不能故步自封。孙庆伟认为考古人不是机器人,应该考虑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夏朝是否存在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作为学者,不仅在学问上要求真,也要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诸如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这样重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普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是有重大社会效应的。

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随便否定的,以免给民众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分析许宏和孙庆伟的两段话,我们就能发现,所谓的夏朝信史说和夏朝疑史说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那么明显,夏朝信史说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随便否定的”,夏朝疑史说则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随便肯定的”,我们并没有否定夏朝,因为““夏”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

因此,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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