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战甚至更早，世界上就已经有了宣传效果研究的雏形，如政治与传播学家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但公认最早的、对说服效果的全面研究，是在二战期间及之后，由心理学家霍夫兰等人开展的。霍夫兰通过实验，详细分析了传播者的权威性对说服的影响、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如何建构，以及如何说服偏重于理性或感性的人。 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继承者们继续研如何说服别人的同时，大规模的、试图完全推翻一个人的价值观的研究，也是在二战-冷战时期展开的。彼时，美苏两家都担心对方用价值观“洗脑”自己的人民，因而都决定先下手为强。 那时，研究者们采取了不少匪夷所思的策略来研究“洗脑”。为了开发审讯犯人用的“吐真剂”，CIA的官员们甚至在内部聚会上，用自己的雇员们试验著名的致幻剂LSD（当然，LSD并不能带来真相，只能带来胡说八道）。心理学家伊文?卡梅隆试图用电击和镇静剂的混合作用，洗掉人的记忆，再灌入不断重复的、新的内容，获得的是悲惨的失败。催眠、潜意识、精神分析都被挨个试了一遍。 苏联的研究人员则率先试验了感官剥夺，使用类似于强光照射、不许睡觉、疲劳姿势等等。同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被苏联人用在了洗脑上：一遍遍地认罪、强迫承认没有犯过的罪、打乱生物钟、没有规律可言的生活环境，直到洗脑对象崩溃并接受灌输的理念。美国人迅速跟进，也试验了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至今，部分监狱依然使用这样的的逼供流程。 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家们也开始了对社会认知、社会态度的研究。学者们发现，群体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看法。1951年，心理学家阿希设计了著名的“从众实验”：几人一组，其中只有一个真被试，其余都是“托儿”。阿希发现，面对显而易见的判断，如果“托儿”集体喊出错误的答案，真被也试很有可能——平均三分之一的情况下——随大流。 大家试验了这么久，总会有点成果出来。今天我们看到的传销“洗脑”，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年说服效果、“精神控制”与社会态度研究的成果，加上一代代“传销先锋”的经验，去伪存真而成的。 这一套模式，首先是外界条件：传销组织经常限制成员人身自由，完全控制成员的生活作息，一遍遍开会、培训，一直开到深夜。同时，压缩成员的正常生活所需，逼迫成员反复表态，如有不从则棍棒相加。这与感官剥夺、条件反射理论，何其相似。 其次，有传播内容和形式的条件：传销组织利用人的一般心理弱点，制造“一夜暴富”的传说，又用亲情、友情做捆绑，展开心理攻势。传销组织的逻辑多能自圆其说，非摆事实讲道理，很难从内部攻破，组织人员讲得热血沸腾。这有利于说服传销的主要受众——知识水平不高、爱做非理性的“一夜暴富”梦者。同时，组织头目多将自己伪装成“权威人士”，豪车美墅、头衔一堆，以期看上去更可信。传播内容和形式的设计，与“传播效果理论”一脉相承。 再次，传销组织善于利用群体的力量：通过仪式、集体活动，让成员们互相强化信念，越来越相信。组织成员经常与世隔绝、不许外出，所接触的只有其他组织成员。另外，新成员常常是被亲朋好友拉下水的，有一层人际信任在，“抹不开面子”时，也会说服自己相信。得益于群体的力量，传销组织“洗脑”更加容易。 传销组织虽然并没有直接对人用“幻术”，但其模式对人性的利用之充分，到达了不少人难以抗拒的程度，自然有“洗脑”的作用。邪教、极端政治团体甚至广告，或多或少也利用了其中的思路。虽然目前尚无防止洗脑的万能措施，但除了“三观正”之外，懂得人性弱点、避免被利用，也十分重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