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代宋初耀州青瓷的类型与分期 —以墓葬、塔基出土物为中心

兜破仓穷 201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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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址五代地层(报告称“五代黄堡窑址”)发掘收获的青瓷标本, 多年来一直为陶瓷考古界所关注, 一方面, 这些材料的出土为传世的所谓“东窑器”①明确了窑口归属;另一方面,学者们在对其年代的讨论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其中以发掘整理者为代表持有五代说② , 一度推测瓷器本身很可能与文献中提及的后周世宗之“柴窑” 关系密切③;另有学者则在比对了窑址及年代相对清楚的墓葬、塔基遗物后认为, 原报告所定五代地层中的大多数标本实际应属于耀州窑北宋初或更晚的产品④ 。近年来, 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 陆续刊布的资料不断增多, 系统探讨五代宋初时期耀州青瓷类型与分期问题的条件已进一步成熟。本文即是基于了这些因素, 试图就此问题进行重新的考察和梳理。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选用的主要排比物也基本都来源于窑址以外的墓葬、塔基等遗迹中,据粗略统计釉色有豆青、淡青、青灰、青黄等之别, 胎土则以细白或灰白居多, 一般通体施满釉后将足底的釉刮去, 并留有几处小团砂粒或支垫痕, 有的露胎部位还呈现淡红色。在进入讨论前, 有必要就这些材料的窑属情况作出简要说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 原东北博物馆清理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墓(M4)时即出土过若干件具有上述特征的青瓷器, 李文信先生当时曾视其为汝窑的产品。到70年代之前, 受限于耀州窑址五代青瓷标本尚未公布, 学术界又往往将这类非越窑系青瓷笼统归入到“北方青瓷” 的范畴⑤ , 其间冯永谦先生在详细考察了法库叶茂台辽墓(M7)出土陶瓷后, 指出当中两种青瓷碗“胎内均含很高的铁质, 露胎处呈红褐色,如羊肝, 或露胎薄处隐现铁锈色, 胎挂白粉衣,釉色变化多;器身里外薄施釉, 采用三足支钉窑具等等, 均为耀州窑特点”, 而对于同墓另几件青瓷器, 冯氏认为或也系耀州窑所产, 但仍不排除有来自河南一带窑场的可能⑥ 。事实上, 河南中西部的临汝、宜阳、新安、宝丰等地瓷窑址历史上都曾烧造过相当数量的耀州窑类型作品, 然若就所见器物造型及装饰上常采用的篦状刻划与印花技法而言, 其年代无疑要晚至北宋中期(约11世纪中叶)以后, 而较早的五代或北宋早期青瓷则未见出土报道。因此, 在目前尚缺乏其他窑址遗物相对应的情况下, 《五代黄堡窑址》发掘报告所刊载的标本则更为直接地明确了墓葬、塔基出土物的窑口归属。

一

类型

(一)器型

1.碗

碗是出土耀州窑青瓷器中数量最多的品种,按口沿处理大体可分为圆口和花口, 其中圆口碗包括敞口、敛口两型。分见表一、二。

(1)圆口碗

口沿外敞、斜腹、圈足较小是圆口碗中常见的一种式样, 韩佚墓、陈国公主墓及耿延毅墓均有明确纪年, 时间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叶茂台M7年代稍早, 发掘者根据墓室结构及遗物推断其当在10 世纪末以前, 而彰武朝阳沟M3年代则相对偏晚, 约于11世纪前半。五代黄堡窑址D型Ⅳ式(85ⅣH1∶3, 图一, 9)整体造型与上述墓葬出土物一致。此外, 见于叶茂台M7的外壁刻饰双重仰莲瓣、内底划有轮菊的敞口深腹碗, 其形制及装饰也同窑址A型Ⅳ式碗(91Ⅳ Z70∶4, 图一, 10)相仿。

图一，9黄堡窑址D型Ⅳ式盏(85VH1∶3)

图一，10黄堡窑址A型Ⅳ式盏

表列敛口碗中多见素面者, 黄堡窑址B型盏即与之类似。其中土城子M7和阜新七家子墓时代较早, 前者下限可能至辽初, 后者由伴出的一件白瓷鸡冠壶推断约在10世纪中叶前后, 与驸马墓年代相当或稍早。通辽二林场墓墓室平面呈圆形, 门外筑有八字形翼墙, 具有辽代中期(983 ～1055年)的特征 21 , 而其与小吉沟墓、叶茂台M22共出的同一种双孔扁身式鸡冠壶则主要流行于11世纪前期, 至中叶以后基本消亡。除素面作品外, 静志寺塔基、小吉沟辽墓出土的莲瓣纹敛口碗, 内底心贴饰一模印小龟, 具有相同装饰的碗残片也可于窑址内找到(C型Ⅰ式盏)。

(2)花口碗

花口碗均为敞口, 且多呈五曲造型。井子沟M1出土者尖唇、斜腹略浅、小圈足外撇, 通体形制与五代黄堡窑址G型Ⅰ 式碗(84IT11②∶162, 图二, 8)近似。该墓无纪年文字, 但伴出的一件绿釉注壶肩腹部所表现的简化鱼纹及联珠灯笼状图案同耶律羽之墓 25 (辽会同五年, 942年)盘口穿带瓶上的纹样如出一辙, 联系其墓室结构及墓壁雕砖内容与同墓地M2大致雷同,而后者出土一件刻划“戊申乾佑年” (后汉乾佑元年, 948年)陶砚的情况, 则井子沟M1的年代有较大可能属于10世纪中叶或稍早的五代末期。而相对时间在10世纪后半的法库叶茂台M7青瓷碗口沿外卷, 圈足底有裹釉支烧痕, 同形制作品也见于窑址出土物中(HIII式盏, 86IVT1②∶43, 图二, 9)。另如耿延毅墓花口小碗, 斜弧腹且口沿分瓣弧度较大, 就其特征及尺寸而言均与黄堡窑址F型Ⅳ式盏(86IVT6④ ∶17, 图二,10)相近, 而前者内底贴饰乌龟、游鱼、飞鸟等动物模型以及如白辛屯墓碗刻划的轮菊都是该窑杯、碗类作品常见的装饰手法。义县清河门M4年代约在11世纪前半, 墓中所出的一件花口大碗呈深斜腹, 平折底, 宽圈足, 与之器形及纹饰基本相同的圆口注碗也曾出土于窑址内(C型Ⅰ式注碗, 86IVT6③∶28, 图二, 11)。

图二，8黄堡窑址G型Ⅰ 式碗(84IT11②∶162)

图二，9黄堡窑址HIⅡ式盏(86IVT1②∶43)

图二，10黄堡窑址F型Ⅳ式盏(86IVT6∶17)

图二，11黄堡窑址C型Ⅰ 式注碗(86IVT1③∶28)

2.盏托

出土的耀州窑盏托均属“台盏” 一类, 整体似花口式圈足盘, 内底中央突起一圆形托座以承盏, 托座面略矮于盘口沿。主要器形见表三。

冯晖墓青瓷盏托通体素面无纹, 其造型与五代黄堡窑址B型Ⅰ 式盏托(如88VIT2 ③∶101,图三, 8)完全一致, 而时代被推断属五代后周年间(951 ～ 960 年)的洛阳C8M972亦出有同型器。就此而言, 过去有研究者指出如洛阳后周墓青瓷盏托有可能是耀州窑此类器早期形制的说法 29或有可信之处。类似遗物晚至11世纪前半的清河门M4中仍能见到, 稍有不同的是后者腹部较深, 托座则相应抬高。平泉小吉沟墓、床金沟M5及叶茂台M22出土者器心托座均绕饰有模印或刻划的莲瓣等纹样。

图三，8黄堡窑址B型Ⅰ 式盏托(88VIT2③∶101)

具有相同特征的青瓷器也见于窑址出土物中(如86IVT6④∶11, 图三, 9), 慈溪寺龙口越窑址北宋早期地层所出盏托(Ba型Ⅰ 式, 图三,10)同属此种形制 30 , 从而可知带这种装饰的耀州窑盏托相对年代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图三，9黄堡窑址B型Ⅲ 式盏托(86IVT6④∶11)

图三，10寺龙门越窑址 Ba型Ⅰ 式盏托(T6⑤∶2)

3.杯

通常与盏托配套, 可分为直腹圈足杯和高足杯两种。前者见于陕西彬县冯晖墓(图四, 1)及洛阳后周墓(图四, 2), 口沿外侈呈五曲花瓣式, 五代黄堡窑址出土有同造型作品(D型Ⅱ式杯, 图四, 3)。由于这种杯多与前述之素面盏托共存, 故二者当为同时期产品, 约相当于10世纪中叶或略晚。高足杯出土于锦州张扛村M3 (图四, 5)、法库叶茂台M22 (图四, 4),均为圆口, 弧腹, 喇叭式圈足底, 形制分别与窑址C型Ⅱ 式(86IVT10③ ∶4, 图四, 6)及Ⅲ式(86IVT9④∶23, 图四, 7)杯近同, 依据与高足杯伴出的双孔扁身鸡冠壶可推断此类器亦主要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图四　耀州窑杯类及参考图

1.彬县冯晖墓　2.洛阳后周墓(C8M972) 　3.黄堡窑址D型Ⅱ式杯(86IVT5④∶18) 　4.法库叶茂台M22　5.锦州张扛村M3　6.黄堡窑址C型Ⅱ式杯(86IVT10③∶4) 　7.黄堡窑址C型Ⅲ式杯(86IVT9④∶23) (1、2.直腹圈足杯;4、5.高足杯)

4.注壶

出土注壶按形制可区分为小口高领注壶(表四)和葫芦形注壶。

(1)小口高领注壶

直领较高, 鼓腹, 流口平行或低于壶口, 出土时壶口部多带有宝塔型盖, 曲柄, 圈足底。分作两式:Ⅰ 式扁球腹, 流部较直。Ⅱ式圆球腹,流部略弯曲。

Ⅰ 式见于洛阳后周墓(C8M972), 其年代约在10 世纪中叶前后, 窑址遗物88VIT2③ ∶24即属此种形制(图五, 13)。此外, 彬县冯晖墓(后周显德五年, 958 年)的随葬品中还包括一件花口注碗和宝塔形注壶盖(图五, 11), 唯注壶本身缺失, 具体形制已不得而知。然从壶盖的造型看, 其与洛阳后周墓出土者颇为相像。

图五13，黄堡窑址B型壶(88VIT2③∶24) (1.Ⅰ 式小口高领注壶; 2、3.Ⅱ式小口高领注壶;9.葫芦形注壶)

图五，11.彬县冯晖墓壶盖世太保

Ⅱ式流行于11世纪初, 壶外腹部剔刻有浅浮雕效果的缠枝牡丹。其中小吉沟辽墓壶肩部曲流较长, 类似者可以黄堡窑址B型Ⅱ 式壶(86IVT5④∶36, 图五, 3)为例;常遵化墓注壶出土时尚具有钮盖, 其曲柄作三泥条打结捆束状的做法即见于窑址91IVH8 遗物中(B型Ⅳ式,91IVH8∶7, 图五, 4), 且流部呈昂首蹲狮的形象也与同灰坑伴出之注壶残件(B型Ⅲ 式,91IVH8∶6, 图五, 5)及甘肃成县红川镇出土物 32 (图五, 6)一致。此外, 国内外的公私收藏品中亦公布有不少同型器, 而以往见藏于伪奉天博物馆的双流作品(图五, 7)则据传是出自辽庆陵的遗物 3 。

图五，3.黄堡窑址B型Ⅱ式壶(86IVT5④∶36)　4.黄堡窑址B型Ⅳ式壶(91IVH8∶7)

图五，5.黄堡窑址B型Ⅲ式壶(91IVH8∶6)　6.甘肃成县红川镇出土

图五，7.原奉天博物馆藏青瓷注壶

(2)葫芦形注壶

出土于巴林右旗床金沟M5(图五, 8), 年代约在10 世纪末至11 世纪初 34 。其通体近葫芦形, 下腹圆鼓剔刻缠枝牡丹纹, 壶肩部安一曲流,上腹椭圆, 两腹间曲柄的特征与常遵化墓青瓷壶极为类似, 柄部上端贴饰的穿孔则可与柿蒂钮盖系绳相连。CarterFineArt藏耀州窑青瓷注壶 35亦属此种形制(图五, 9), 而类似的注壶盖标本同样见于窑址遗物中（如(如86IVT9④∶101, 图五, 10)。

　图五，8.巴林石旗床金沟M5　9.CarterFineArt藏青瓷注壶　

图五，黄堡窑址D型壶盖(86IVT9 ④ ∶101)

5.盘

主要出土物见表五。

表列单位所见的盘均为多曲花式口, 斜弧腹, 圈足。静志寺塔基、后刘东屯M2及萧和夫妇墓出土者形制接近, 其口沿作六曲花瓣式、通体素面的特征与五代黄堡窑址报告所定C型Ⅲ式洗(86IVT5④∶67, 图六, 4)完全一致。静志寺塔基有明确纪年, 后刘东屯M2由伴出的一件定窑白瓷注壶可判定约在11世纪初前后。相对的, 萧和墓年代则偏晚。按其妻耶律氏为死后“启先王之茔” 合葬, 而萧和本人早卒, 卒年约在辽统和十五年(997 年)至太平十年(1021年)间, 故不排除墓中出土的这件盘可能系萧和下葬时所埋。密云冶仙塔基属11世纪前半的遗迹, 所出青瓷盘花口呈十曲造型, 内底刻划轮菊纹, 黄堡窑址Ⅰ 型Ⅲ式盘(86IVT6③∶22, 图六, 6)即与之类似。

图六，4.黄堡窑址C型Ⅲ式洗(86IVT5④∶67) 6.黄堡窑址Ⅰ 型Ⅲ式盘(86IVT6③∶22)

6.盖罐

法库叶茂台M7出土两件, 年代约在10 世纪末左右。盖似倒盏状, 子口、小平顶, 罐为母口, 领部较矮, 鼓腹, 圈足外撇,腹部剔刻莲瓣三重, 瓣内划饰筋脉(图七, 1)。形制、纹饰相近的罐(C型Ⅲ式, 86IVT6③∶18, 图七, 2)及器盖(如90VIH5∶1, 图七, 3)在窑址遗物中均不乏其例。

图七，1.法库叶茂台M7　2.黄堡窑址C型Ⅲ式罐(86IVT6③∶18)　3.黄堡窑址C型罐(90VIH5∶1)

7.穿带瓶

仅见一件, 出土于巴林左旗韩匡嗣夫妇墓(985 ～ 993 年)。高领,小口, 圆唇, 溜肩, 椭圆腹, 圈足,瓶身两侧各竖向对称安置扁宽的桥状穿系, 肩部饰一周锯齿纹, 通体表现有缠枝牡丹等花卉图案(图七,4)。墓中另有出有一件钵形器(图七, 5), 直口, 折腹, 上腹刻划卷草纹, 下腹雕刻一周锯齿及莲瓣,外底面划一朵轮菊, 联系其形制和尺寸推测或为穿带瓶之器盖。类似的耀州窑青瓷瓶未见其它遗迹单位出土, 但器表所刻划的纹样于窑址标本中较为常见。

图七，4 ～ 5.巴林左旗韩匡嗣夫妇墓　

8.长颈瓶

见于定州静志寺塔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圆唇口, 细长颈, 瓜棱鼓腹, 圈足底(图七, 6)。黄堡窑址遗物中可见有这类青瓷作品(如86IVT9④∶52, 图七, 7), 唯尺寸较小。

图七，6.定州静志寺塔基　7.黄堡窑址B型长颈瓶(86IVT9④∶52)

9.砚滴

北票水泉M1出土一件, 年代约在11 世纪初。其整体若一游动的龙鱼(图七, 8), 坐于圈足上, 也被称为“水盂” 或“摩羯灯” 。鱼嘴张开, 下唇前伸为流, 鱼尾翘起前卷与口上唇部相连作柄, 尾下有一圆孔, 利于端握。鱼体表面遍起凸棱, 刻饰成腮、须、目、鳍、鳞片等。胎体细白, 满施青釉。除这件耀州窑产品外, 库伦旗辽墓亦出土有一件同形制白瓷器 39 (图七, 9)。

图七，8.北票水泉M1　9.库伦旗辽墓白釉(哲里木盟博物馆藏) 　(1.盖罐;4 ～ 5.穿带瓶及器盖; 6.长颈瓶; 8.砚滴)

(二)装饰纹样

剔刻是这时期耀州窑青瓷产品上常见的一种装饰技法, 也称为“减地”工艺, 即是将花卉轮廓以外的部分剔除, 使纹样凸起以具有较强的浮雕效果。此外, 划花、贴塑的应用也颇具特色。主要的纹饰题样有缠枝牡丹、莲瓣、轮菊、卷草、锯齿以及动物等。

1.缠枝牡丹

采用剔刻或模印 40手法, 多装饰于器表面积较大的注壶和穿带瓶腹部, 窑址出土的注碗、罐上也能见到。其主体为一朵或两朵繁开的牡丹,由布满筋脉的枝叶贯穿相连, 较为写实(图八,1)。典型代表有韩匡嗣夫妇墓(穿带瓶)、朝阳常遵化墓(小口高领注壶)等, 这种纹样约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

图八，1缠枝牡丹纹(平泉小吉沟辽墓注壶)

2.莲瓣

莲瓣纹的表现有单纯的刻花、剔刻结合及模印三类。前者大多位于碗外壁、注壶肩部等处,以静志寺塔基、平泉小吉沟墓出土之敛口碗为代表(图八, 2), 腹部刻饰双重仰莲, 这种装饰也见于同时期越窑、定窑产品上, 时代均在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初;剔刻的莲瓣见于叶茂台M7盖罐腹部(图八, 3), 呈三重环绕排列, 上两层莲瓣内还划有复杂的筋脉, 其时代同缠枝牡丹纹一致, 都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模印莲瓣均饰于盏托托座一周, 典型如床金沟M5出土物(图八, 4), 年代与前两种莲瓣大体接近。

图八，2.莲瓣纹(叶茂台M7碗) 　3.莲瓣纹(叶茂台M7盖罐) 　4.模印莲瓣(床金沟M5盏托)

3.轮菊

多出现于碗、盘内底, 技法均为划花, 如叶茂台M7、清河门M4 (深腹碗)及密云冶仙塔基(花口盘)等(图八, 5、6), 其时间约在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前半。除耀州窑外, 五代宋初的越窑和定窑器上也流行有这种纹样。

　图八，5.轮菊纹(叶茂台M7 碗) 　6.轮菊纹(冶仙塔基盘)

4.卷草

卷草纹也采用划花技法, 且常与轮菊搭配, 如韩匡嗣夫妇墓(器盖)、清河门M4(花口深腹碗),叶茂台M22盏托托沿亦饰有这种纹样(图八, 7),其主要流行于10世纪末至11世纪上半叶。

图八，卷草纹(清河门M4 碗)

5.锯齿

刻划的锯齿实际是一种几何图案, 在耀州窑产品上一般作为附属纹(图八, 8)。虽然构图简单, 但它的使用并不随意, 多见于器物折角处, 如颈、腹部交接的部位等, 起到过渡、协调主纹样的作用。

图八，锯齿纹(韩匡嗣夫妇墓器盖)　

6.动物

模印制作成乌龟、游鱼、飞鸟等泥塑, 多贴饰于杯、碗内底, 典型者如静志寺塔基圆口碗(图八, 9)、朝阳耿延毅墓花口碗等。具有相同创意的装饰手法早至晚唐时期的白釉绿彩器 41(图八, 12)中已能见到, 而耀州窑址五代层即出土有类似的动物纹模具(图八, 10、11)。

图八，9.模印小龟(静志寺塔基碗)　10.黄堡窑址贴塑模(86IVT5③∶27)

图八，11.黄堡窑址贴塑模(86IVT5④∶103) 　12.“黑石号” (BatuHitam)沉船白釉绿彩吸杯

二

分期讨论

针对前面对器物类型的分析, 五代宋初时期的耀州青瓷大体可以划分为如下两期。

第一期:10世纪中叶及稍后一段, 约相当于五代末期。

遗迹单位包括彬县冯晖墓、洛阳C8M972、阜新七家子墓、和林格尔土城子M7及准格尔旗井子沟M1, 其中冯晖墓有明确纪年(后周显德五年, 958年)。另外, 黄堡窑址88VIT2③作为该时期遗物标本较集中的地层 42 , 其出土材料可作为参考(见图一, 11、2;图二, 1;图三,1;图五, 12)。

图一11.和林格尔土城子M7 2.浩特花辽墓

图二，1.准格尔旗井子沟M1 图三，1.彬县冯晖墓

12.洛阳后周墓(C8M972)

该时期青瓷产品器形较少, 碗、杯、盏托等多制作为多曲花瓣口沿, 圆口碗较流行敛口一类。所见器表鲜有纹样装饰, 基本为素面, 仅窑址个别标本上能见到划花图案。冯晖墓虽只见壶盖, 但注壶的形制当与洛阳后周墓出土物一致,后者为小口高领式, 壶身略显扁圆, 器盖亦作宝塔形。

第二期: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中叶, 即北宋早期。

标准器物群以静志寺塔基、叶茂台M7 和M22、陈国公主墓、平泉小吉沟墓及巴林右旗床金沟M5、彰武朝阳沟M3、义县清河门M4、耿延毅墓、白辛屯辽墓、张扛村M3、萧和夫妇墓、韩匡嗣墓出土物为代表。出土物数量激增, 器形较为丰富, 除前一期已见的碗、盏托及注壶外,另有造型精美的穿带瓶、龙鱼形砚滴等。器物上花口做法更为流行, 装饰技术渐趋于多样, 主要有剔刻和贴塑, 也常见刻花、划花, 纹样题材包括莲瓣、缠枝牡丹、轮菊、卷草及鱼、龟、鸟等小动物(见图一, 7、8、13;图二, 2、5 ～ 7;图三, 4、6;图四, 4;图五, 4、8;图六, 3、5;图七, 1、4)。剔刻是这时期耀州窑产品上最具特色的纹样表现手法, 结合墓葬纪年等材料可知其流行于10 世纪末至11 世纪初, 而50年代窑址发掘时所出的类似标本据称也是与“祥符元宝” (铸行于1008年)共存于同一层位 43 。

图一，7.彰武朝阳沟M3　8.法库叶茂台M7

图一，13定州静志寺塔基

图二，2.法库叶茂台 5.朝阳耿延毅夫妇墓

图二，6.科右前旗白辛屯辽墓　7.义县清河门

图三，4、5.内蒙巴林右旗床金沟M5　6.法库叶茂台M22

　图四，4.法库叶茂台M22

　图五，4.黄堡窑址B型Ⅳ式壶(91IVH8∶7) 8.巴林石旗床金沟M5

图六，3.阜新萧和夫妇墓 5.密云冶仙塔基

图七，1.法库叶茂台 4 ～ 5.巴林左旗韩匡嗣夫妇墓　

除耀州窑外, 同时期的定窑及磁州窑系瓷器上也可见到呈浮雕效果的深剔刻花纹, 而70年代长谷部乐尔在考察北宋早期磁州窑类似装饰风格作品时, 就已参酌磁州窑系剔刻花注壶之编年, 亦指出耀州窑此类注壶的相对年代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期 4 。另一方面, 由于这种技法于10世纪前半的吴越主钱元瓘墓(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出土的越窑双耳龙罂 45上已有应用, 故如同平泉辽墓注壶腹部所体现的剔刻纹样可能最初是受到了来自南方的工艺影响。

需作补充说明的是, 耀州窑青瓷作品中尚有部分带“官” 款者, 这种款识过去多见于晚唐至宋初时期的邢、定系白瓷及越窑青瓷上。由于耀州窑“官” 款器目前仅见于窑址遗物, 且并无直接之年代证据, 而86IVT5④则是出土相对较集中的层位堆积, 故对地层年代的厘定需要考察当中的其他出土物。例如剔刻花注壶(报告所定B型Ⅱ式)这类作品便与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及辽宁朝阳常遵化墓(辽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出土物相似, 而常被称作“减地” 工艺的剔刻花技法于韩匡嗣夫妇墓(983 ～ 993年)所出的一件穿带瓶上也有应用。此外, 同层位还出有内底饰模印贴塑的碗类标本, 类似品早自十世纪后半的静志寺塔基(宋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 晚迄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辽开泰九年, 1020年)都可见到。另与“官” 款标本共处于同一单位(86IVT4③)的一件人形注壶(A型), 其造型则与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基(辽开泰二年, 1013年)出土定窑白瓷作品完全一致。据上述情况推测, 耀州窑址86IVT5④的年代跨度约在10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初之际, 而该窑“官” 款瓷的烧造时间也应大致处于这一范围内, 意即属本文所定第二期。相较于定窑等窑口, 耀州窑“官” 款瓷器年代上可能要略晚。

黄堡窑址B型Ⅱ式壶(86IVT5④∶36)

三

余论

前述提及出土有耀州青瓷的遗迹单位中, 属辽代者占据绝大多数, 年代跨度约在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 表明五代末宋初之际的辽地是耀瓷的主要消费区之一。这些产品流播的主要途径, 一方面可能经由汉、契丹政权往来信使间的交聘馈赠活动, 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双边贸易的开展, 如北宋政府在“澶渊之盟” (宋景德元年,1004年)后于河北沿边正式设立了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四榷场, 即所谓的河北四榷司,而辽在边境一线亦有相应之行动。互市博易的开展, 使得瓷器等商品得以大量涌入辽境 46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里输入辽境的耀瓷除作为消费品应用于日常生活外, 其部分造型风格及装饰手法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过当地的陶瓷器烧造, 较突出的以辽代早中期墓中常见的低温绿釉陶为代表(图九, 1 ～ 12)。如辽宁朝阳前窗户墓 47 、北京顺义安辛庄墓绿釉多曲花口式高足杯 48与窑址D型V式杯 49 ;朝阳前窗户墓、河北宣化姜承义墓 50 (辽统和十二年, 994 年)绿釉盏托与窑址B型Ⅰ 式盏托 51 ;顺义安辛庄墓、辽宁法库叶茂台M22 绿釉注壶 52与洛阳后周墓注壶、窑址B型Ⅰ式壶 53 ;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公社沟门生产队墓 54绿釉倒装注壶与窑址倒装壶(86IVT5④∶85) 5均较相似。此外, 翁牛特旗鸽子洞沟广德公墓 56 、科右中旗巴扎拉嘎墓 57绿釉皮囊式壶所贴饰的蜥蜴状提梁也见于唐代黄堡窑址出土的黑釉注壶(IT19③∶7)上 58 。如就这些情况而言, 或能够对于理解辽代部分绿釉器的烧造动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注　释

1.将“东窑” 器与五代宋初耀州青瓷作品相联系的看法最早系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提出, 详细的情况可参见谢明良:《东窑小记》, (台北)《故宫文物月刊》10卷3期, 1992年。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 1997年。

3.a.禚振西:《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 《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b.禚振西:《柴窑探微》, 《收藏家》2001年8期。

4.a.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 (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6 卷2期, 1998年;b.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页229 ～ 237;c.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 文物出版社, 2004年, 页20 ～ 21。

5.冯先铭:《新中国陶瓷考古的主要收获》, 《文物》1965年9期。

6.冯永谦:《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 《文物》1975年12期。

7.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羊山圪旦墓地》,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远方出版社, 2001 年。

8.a.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 《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 《文物》1975年12期;b.冯永谦: 《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 《文物》1975 年12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扎鲁特旗浩特花辽代壁画墓》, 《考古》2003 年1期。

10.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84 年3期。

1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 《北方文物》2004年1期。

12.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 《文物》1987 年11期;b.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陈国公主墓》, 文物出版社, 1993 年。

13.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14.李宇峰等:《彰武朝阳沟辽代墓地》, 收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辽宁考古文集》,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年。

1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 《文物》1961 年9 期。

16.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 《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 《考古》1995年11期。

17.a.定县博物馆: 《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 《文物》1972 年8 期;b.穆青: 《定瓷艺术》,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 (东京)出光美术馆, 1997年。

18.平泉县文保所(张秀夫)、承德地区文化局(田淑华等):《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 《文物》1982年7期。

19.许志国、魏春光:《法库叶茂台第22 号辽墓清理简报》, 《北方文物》2000年1期。

20.张伯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 《文物》1985年3 期。

21.李逸友:《辽代契丹人墓葬制度概说》, 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 海洋出版社,1991 年, 页84。

2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刘胡梁、深壕子、井子沟墓地》,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 远方出版社, 2001年。

23.潘行荣:《内蒙古科右前旗白辛屯古墓古城的调查》, 《考古》1965 年7期。

24.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54年(总8)。

2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 《文物》1996年1期。

2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 重庆出版社, 2001年。

2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洛阳发现一座后周墓》, 《文物》1995年8期。

28.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巴林右旗床金沟5 号辽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2 年3 期。

29. 33、 42、 52 谢明良:《耀州窑遗址五代青瓷的年代问题———从所谓“柴窑”谈起》, (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6 卷2期, 1998 年。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寺龙口越窑址》, 文物出版社, 2002年, 页165图九二, 1、2、3。

31.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历史与文物》,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6年。

32.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陶瓷全集》(宋代卷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年, 页246 图一〇一。

34.按报告所述, 该墓基本处于辽代怀陵(葬太宗、穆宗二帝)腹地, 故因属于陵区内的陪葬墓, 结合墓葬形制及壁画特点推定其时代在辽中期偏早, 最晚到统和(983 ～ 1012年)以前。另一方面, 墓中出土的陶瓷器除定窑和耀州窑产品外, 还包括若干件青白瓷作品, 后者的年代根据形制特征判断约在十一世纪中叶或偏晚。由于目前尚缺乏明确的材料证明耀州窑剔刻花技法(“减地” 工艺)的应用要延续到十一世纪中叶以后, 故不排除床金沟M5所出陶瓷器存在有前后两次入葬的可能。

35.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 2004年, 页222彩图7。

36.铁岭市文物办公室等: 《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2 号辽墓》,《考古》1988年9期。

3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辽萧和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5 年1期。

38.王有泉:《北京密云冶仙塔塔基清理简报》, 《文物》1994年2期。

39.路菁:《辽代陶瓷》, 辽宁画报出版社, 2003年, 页99图3 ～ 222。

40.从窑址出土的部分陶范可知, 类似的缠枝牡丹纹样有的也是采用了模印技法。参见王兰芳:《耀州窑遗址新发现的五代陶范———兼谈对五代耀州窑的几点认识》, 《考古与文物》1995年3期。

41.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Hitam)沉船中的中国陶瓷器》,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3期(2002.9), 页53图86。

4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 科学出版社, 1965年,页57。

44.(日)长谷部乐尔:《北宋前期の磁州窑について》, 《东洋陶磁》一(1973 ～ 1974)。

45.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 《考古》1975年3 期。

46.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年,页251 ～ 256。

47.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 《文物》1980年1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