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孔子教育思想的认识

孔子是我国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作为中国私学教育的第一人，孔子的一生除了参与政治之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孔子对教学规律的认识有精辟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至今还闪耀着睿智的光辉。

2005年9月2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2次执行局会议讨论，正式决定从2006年起，由山东省和济宁市政府每年出资15万美元(首期为5年)，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高级别的奖项，也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义设立的教育奖项。中国的教育家千千万万，为何独以“孔子”为名设立教育奖？我们实在是有必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做一次全面的认识。

一、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

在教育思想中，孔子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应该扩大受教育的对象，只要诚心求教，不分贵贱贫富，都应热心教诲。“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束修是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说愿意在孔子门下学习的，孔子都是不会拒绝的。所以，在孔子的3000弟子中，有鲁国当政的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人称为“贱人”的仲弓父和“鄙家”子弟子张；有以货殖致富，家累千金的子贡，也有蓬户瓦牖，捉襟见肘的原思和穷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渊；有北方的卫人子夏，陈人子张，又有南国吴人子游。孔子不因弟子的出身、贫富、资质、国籍的差异作区别对待。南郭惠子曾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说明孔子门下的确是良莠不齐的，他相信通过教育可以化愚为智，化恶为善。孔子扩大教育对象，创办私学，打破官府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发展为“学在四夷”[1]，使一部分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有助于摆脱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加速文化下移的进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有教无类”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使文化在贫民中传播，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人才，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有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的是，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等同于孔子主张教育平等，更不是主张教育普及，孔子虽然提出“有教无类”，但至少女性是排除在外的，他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所以，女性必然是被孔子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的，而他“来者不拒”之后的“去者不止”的作法也是其未主张教育普及的表现。

但无论如何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使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民间的百姓中广泛的传播，为我国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同时，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末期和把狄夷看作非我族类的时代，孔子秉持“有教无类”的教学主张，不分贵族与平民，不分华夏与狄夷，皆将其作为教育对象，这也充分显示了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的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魄力。

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虽然孔子并未概括出“因材施教”四字，这是由二程和朱熹从孔子的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曰“夫子教人，各因其材。”[2]但是从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看，他确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完整、最深入地把因材施教方法运用于教学过程的教育家。

孔子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则建立在“听其言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对学业生的志趣、专长、能力等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孔子都是心里有数，在掌握了每个人的特点之后，孔子有的放矢的对其施以不同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读《论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孔子在当学生向他问“仁”、问“政”、问“知”时往往会根据学生性格、个性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回答。在《论语? 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综观孔子的诸位弟子之所以各有所长，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成绩，正是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发挥学生专长，因材施教的结果。

而最令人惊叹的是，孔子根据学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维过程进行施教，成为了世界上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家。在孔子看来，所有的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或培养道德都是建立在学生自觉需要的基础之上的。他将因材施教与启发式诱导相结合，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利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教育艺术，孔子则只用了几句予以表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启发”一词也正是由此而来。按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3]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是建立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基础之上的，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让其学生举一反三，要求学生不但要“闻一知二”，进而更要达到“闻一知十”的境地，而教师则只是从旁加以点拨，起到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挥，就是通过启发式教育来体现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法之下，学生充分发挥主体意识，最终达到豁然开朗，欲罢不能，乐学好学的境界。也正是因为这样，孔子才能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见解、博学多闻的重要原因。

三、教学相长的教学理念

在教学上，孔子提倡师生之间的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求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孔子的教学形式主要是采用了谈话法，有许多人一起谈的，也有与个别人的交谈，《论语》记载的就是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相互问答，讨论的情况。

孔子在教学中主张民主，其思想基础就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4](p87)。他提出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妄自臆度，不能专断，不能固执己见，不能自以为是。在谈话教学中，孔子注意造就一种自然、友爱、诚恳的学习气氛。“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切实实践着“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孔子的弟子子路性格率直鲁莽，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亦真心接受；而作为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的颜回，由于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反而引起孔子的不满，批评颜回的这种态度“非助我者也” [4](P111)。子游为武城宰很有政绩，孔子视察时“闻弦歌之声”，便“莞尔而笑”并言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马上反驳，说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说：我的为政都是从老师你那里学来的，孔子则马上就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4](P182)。孔子并不以子游的“当仁，不让于师” [4](P170)而难堪或怨恨，而是当即肯定了他的意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孔子与弟子之间的平等交流，形成了一种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整个教学过程即是教师教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两者辩证互动，就教师而言，教即是学，教与学互相促进，互相提高。就学生而言，从教师处学得知识的同时仍需自己努力，方能有所提高。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从而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实现了共同进步。

四、互爱平等的师生关系

孔子的“师道尊严”是建立在与学生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的。孔子作为一位圣人、圣师，但他却并没有“至圣先师”的架子，他并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学生之上，他对学生谦和友爱，他对学生的教育总是展开在与学生的结伴郊游中，展开在与学生席地而坐的交谈中，这是一种充分的平等和民主。孔子的学生对孔子敬而不畏，崇而不惧，他们对孔子畅所欲言，有疑必问。

孔子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之间有如父子、朋友。孔子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对于不求上进，白天睡大觉的宰予，孔子的批评是很严肃的“朽木不可雕也，类土之墙不可圬也” [4](P45)，这无情的责备是建立在孔子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之上的，是一种真正的有情，正因为有了孔子的“无情”批评和热心教诲，才使“昼寝”的宰予最终能序在四科，成为孔门之贤。伯牛有疾，孔子亲自探望，“自牖执其手”，无限感慨地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4](P58)哀痛之情一览无余，溢于言表。孔子门下最得意的弟子当属颜回，但颜回短命早夭，“颜回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呼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4](P112)，颜回的死让孔子涂感哀伤，有一次他曾说“颜回很好学，可惜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了。”婉惜、哀痛怀念之情令人感伤。

孔子对学生的热爱，同样也赢得了学生们对他由衷的敬爱。周游列国时，颜回掉队，等追上来时，孔子说：“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4](P117)师生之间生死与共的深情可见一斑。难怪孟子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

孔子死后，众弟子如丧考妣，以丧父之礼待之，在墓旁守孝三年，而子贡仍不忍离去，又独留三年。后来孔子的弟子及鲁国的其他人，相率前往孔子墓旁居住安家的有百余户，因而那儿就被命名为“孔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对每个学生都是关爱有加同时又是一视同仁，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个特殊人物，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孔子的弟子陈元以为孔鲤从孔子那里得到了什么特殊传授，但经过调查后却发现没有这回事，高兴地说：“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4]( P178)孔子主张父子“亲亲”，但却不把它用在与孔鲤的师生关系上，在与学生的相处中不亲亲疏疏，实在难能可贵。

孔子穷数十年的教育经验，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具有深远意义和深刻启发性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文化资源。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仍时时感受到中国的教育乃至世界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依旧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确实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位伟大的开创型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历史的洗礼之后的今天更显得睿智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