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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我心里总会升腾起满满的豪情，像繁花绽放胸怀，像春风吹拂襟扉，像芳香沁润肺腑，那激浪涌动的浩浩感情，满是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我对祖国的热爱，源自于从小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教育和影响，更来自于自己多年以来的切身感受。 我的老家在四明山区的鹿亭，祖上几辈人都是面朝黑土背朝天的农民，长年累月劳碌奔波，却总摆脱不了苦难贫穷的命运。 我爷爷出生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在他17岁时，他的正处于壮年的父亲便在贫病交迫中死去，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他的肩头。他上有母亲，下有三个弟弟，其中幼弟才五岁。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作为顶梁柱的爷爷吃尽了苦头，累死累活仍是吃糠咽菜。他的二弟为躲避抽壮丁，逃得不见踪影，且三番五次改姓换名。他的三弟十二岁已给地主放羊，每天早出晚归，一边放羊一边割草，瘦小的身躯扛着一捆捆沉甸甸的野草，好几次掉下山沟。爷爷经常跟着他的小叔挑了扫帚担，路远迢迢赶到三北贩卖，他曾在余姚城里被巡逻的东洋鬼子狠狠掴过耳光，也受过土匪陈金木的喽啰的勒索。他的小叔后来在日寇扫荡四明山时被流弹打死。至于我奶奶也是苦命出身，幼年父母早亡，十余岁成了童养媳，跟着我爷爷一年到头辛苦操劳。因为我家祖屋坐落在半山岗，便常有三五支队的伤员来休养，有一次家里搜出一条破军毯，爷爷被率部进剿的国民党浙江保安第一团团长童烈的人马抓走，反剪吊在古庙的横梁下（俗称老鹰飞），毛竹扁担拷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硬没招出三五支队伤员的行踪，抬回来后足足养了一年伤。我奶奶为此翻山越岭四处寻药，有时饿得一路乞讨。我奶奶曾对我说，和爷爷成婚的时光，只有半床破棉絮。爷爷奶奶受苦受累半辈子，最大的心愿和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出现太平年头，能够吃饱饭。 终于等到了1949年解放，兵荒马乱的时代彻底结束，家里也分得了田地，日子总算安稳下来，一家人有了光明的盼头。 我爷爷活到1995年去世，生前常对人说：前半世苦头吃饱，后半世福气变好，活在太平盛世，吃得好穿得好，享共产党的福啊！ 我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正好出生在1949年10月，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山区农村的生活还很清苦，但通过辛勤劳动和自耕自给，挨饿受冻的窘境已极少出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也有书可读。父亲靠半天放羊半天读书完成了小学学业，因为能算能写，当过村小队的保管员，后参军到部队，因勤劳刻苦，踏实肯干，多次被部队评选为“五好战士”，1967年12月获“国防建设施工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二等奖。他成天像牛一样耐劳，像蜘蛛一样忙碌，同我母亲成家后的第五个年头，在原来那一间泥墙竹椽的老屋旁建造了2间新瓦房，还搞起家庭副业，日子一天天好转，生活条件明显改善。1992年拆除了瓦房，新建了2间二层砖混楼房。 父亲一辈子遵纪守法，爱国爱党，也总是教育我做一个爱党爱国的人。 我是1977年11月出生，早先起名叫“文龙”，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那篇著名讲话发表后，我的大名就改成“解放”了。我中学毕业后，曾去邻市慈溪有过半工半读的一段经历，在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认识到文化知识对当代青年的重要性，便回到山区老家潜心自学，一边提升文化学历，一边坚持文学创作。23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家族里唯一的党员。24岁入职一家中型企业担任总经理助理，一年后升任副总经理，现长期在企业管理领导岗位上任职，还被聘任为全国性产业协会的副秘书长。2007年加入宁波市作家协会，实现了我的“作家梦”，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小品、论文三十余万字，获得各类创作奖近二十次。我现在已结婚生子，有房有车，从一个山里人摇身变成一个城里人。我也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知识分子”和企业高管，被认为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但我，真的有出息吗？其实并不。我知道自己的分量。我之所以能够获得现在的一切，实现心中的梦想，最应该归功于我遇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的祖辈们难道不聪明不努力吗？不，他们也很聪明很努力，甚至比我更坚韧更吃苦耐劳，只不过当时政府腐败，国家动荡，外敌入侵，战乱不息，连最基本的生存、温饱都难以保障，一个青年要出人头地，何其渺茫，何其艰难。是的，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我们每一个青年才能昂首阔步，意气风发，只要自己肯奋进，肯努力，行行出状元，处处有机会。 我家三代人的真实经历和生活事实充分证明，一个人的命运，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无不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兴旺，民族复兴，才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更加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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