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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明 我轻轻打开高中毕业40周年师生联谊会纪念册，目光停在我们全班同学毕业合影和全体团员合影那一页。在这两张合影中，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燕生都和同学们一样站着，而且站在最边上。 如果从高中报名那天算起，我认识李老师有46个年头了。那时她才三十多岁，还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不高的个子留着齐耳短发，圆脸、薄唇，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干练”。她待人热情、非常真诚，课余时经常像邻家大姐那样同我们聊天，有时家长里短、有时海阔天空。师生间没有畏惧感，对少不更事的我来说却不是好事，因为我在李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偷看藏在课桌底下的长篇小说。一次，我正看得入神，同桌突然紧张地推了推我说：“老师提问你呢！”我脑袋顿时一片空白，茫然地看着老师，勉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答非所问，引得大家一片哄笑。这时，我看见老师紧皱了一下眉头。下课，我被请进了办公室…… 从那以后，上课时我再不敢懈怠了。慢慢地，我感觉到听李老师上课是一种享受。如讲《陈涉世家》时，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她如数家珍、脱口而出，涉及的众多历史典故，她口若悬河、信手拈来；讲高尔基的《海燕》时，她那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朗诵，使我仿佛在观看一部风起云涌、惊涛拍岸的史诗级电影；讲政论文写作时，分析论点论据论证，她旁征博引、条理清晰；讲评作文时，她有的放矢、开合有度、纵横捭阖、点评精到。我认为，高中阶段5个学期、两年半时间，老师一直在用“心”给我们上课。 在没有“高考”的那个特殊年代，学校贯彻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学校除了上不多的文化课外，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学工”“学农”“学军”。每学年除了寒、暑假，夏、秋两季还有“农忙假”，停课让我们回生产队参加“双抢”和秋收秋种。班上有的同学因家庭困难，也有的因学习跟不上等原因，他们在农忙假结束后就不来上学了。李老师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马上带了几个班干部逐一登门拜访，苦口婆心地做劝导工作，无奈收效甚微。后来，我多次听她说：“可惜了，他们正是读书的年龄啊！”那神情仿佛那些同学就是她自己孩子似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那时候，学校每年春季都要举办运动会。李老师总会提前动员班上有点体育专长的同学报名参赛，她还要求其他同学组成拉拉队为参赛同学加油、积极写投广播稿，以及其他服务保障工作。因为组织工作到位，所以每当中、长跑比赛一结束，我们班的参赛选手都有同学搀扶着遛弯，成为操场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学校组织各年级文艺表演时，李老师不但利用课余时间亲自教大家唱歌、辅导排练舞蹈节目，而且像我这种在陌生人面前说话都脸红的内向学生，居然也在她的鼓动下登台说起了相声。若干年后回想当时的情景，才明白李老师这是在培养我们“有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的团队精神，真是用心良苦啊！ 李老师对班上每个同学的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几乎都有“一本账”，并能因材施教、量才适用，从不因学习成绩有差异而对我们有亲疏之分。比如普通话说得好一点的被推荐给校广播室，有绘画基础的被安排去画漫画，作文写得好的被要求多给班黑板报和校广播室投稿，能歌善舞的被抽去排练文艺节目，几位有自行车的同学则成了她家访时的“车夫”，而我有幸参加了出黑板报小组。相对而言，我对李老师的个人和家庭情况知之太少，只停留在她给我们第一次上课时的自我介绍，她说：“我的老家在沈阳，但我出生在北京，所以叫‘燕生’。我在上海读的大学，现在叫华东政法学院，解放前称圣约翰大学。”后来，我从其他同学那里也听说了一点老师曲折的过去，文革时期她曾遭受诬陷，当时好多人与她辩论都没能赢她，其辩才可见一斑。 有次农忙假结束后开学，我跟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去她宿舍玩。她的宿舍在一座前后二进的四合院里，当时是“城厢联合诊所”（县中医院的前身）的用房，其他屋子都被诊所占了，不知怎的一间东厢房成了老师的宿舍。走进里面，东墙根摆了一张挂蚊帐的床，床头有张小桌子，桌上放了几本书，桌旁还有一把小藤椅，此外再无他物。看看如此简陋的居室，想想一心扑在工作上的老师，我心里很难受！出门后我问一个知情的同学：“老师的家人呢？”同学回答：“她爱人在上海，老师每周的星期天都要回上海的。”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高中最后一学期，学校停课实行“开门办学”，成立了农村分校。我们班被安排到县棉花原种场，与场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段时间，李老师和我们一样，白天下地参加各种劳动，晚上在一起学习时事政治或交流心得体会。后来，为参加全县中小学文艺表演，班上的文艺骨干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毕业前夕，老师把照相师傅请到了我们的农村分校，给我们全班同学拍了毕业集体照。在李老师的提议下，我们班的全体团员又拍了一张合影。这两张照片所固定的瞬间，成了我们追忆那段岁月永远的切入点。几十年了，不少同学还保存完好。 毕业第二天，我就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正式开启了“雨水浇灌禾苗，汗水冲刷疲劳”的生活。几年以后，我应征入伍，在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余，我也时常会想起这位令人尊敬而又可亲的班主任老师。在高中毕业30周年师生联谊会上，我与李老师重逢，才又续上了这段师生缘。那天，她一边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边端详着我说：“年轻，真好！”是的，与她相比，我还年轻。其实，那年我也年近半百了。 一晃，十年又过去了。同学们商议，以毕业40周年的名义举办师生联谊会，同时也庆祝我们的恩师八十寿辰，时间就定在她生日的那一天。当大家端上“感谢恩师”的生日蛋糕、献上鲜花、唱起生日歌时，李老师激动万分，合起双手，许起了愿！事后我悄悄问她，您刚才许了什么愿?她不假思索地说：“祝愿大家健康平安！”组委会商定要把这次联谊会的资料编缉成一本纪念册。在编缉过程中，她反复叮嘱我们“要尽量多安排那些‘农村’同学的照片”。清样完成后，她看了很高兴，连夜为纪念册作序，还不顾八十高龄的年纪，乘地铁、转公交，专程从上海赶来太仓和我们交换修改意见。最后，她提出纪念册的所有印刷装帧费用由她来承担，我找出各种反对的理由想说服她改变主意，没想到她又紧皱了一下眉头，就如当年课堂上提问我时一样。我深知她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让步了。没想到她又说：“你们几个编缉的同学很辛苦，我要请你们一起吃个饭。”当时，我们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就没放在心上。不曾想，过了一段时间，她真的又专程来太仓宴请我们，办事的认真程度一如既往。 一天傍晚，同学锋来电话说：“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我们敬爱的李老师走了！”我听后心头一震，一时语塞。怎么会呢？毫无征兆啊！后来了解到，老师是在老年大学为学生上课时突然发病去世的。追思会那天，我们30多位同学自发去上海送别老师。老师生前最后的工作单位——上海市法学会领导在悼词中说：“李燕生同志在法学会杂志社工作非常认真，吃苦耐劳，从编缉、副主编到主编一路走来，在办好杂志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新人……李燕生同志退休后参加老年大学学习，学习太极剑她从零起步到结业、再到成为辅导员；学习钢琴她又从零起步到考过业余10级，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流淌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只有她自己知道。” 缘起、缘散；缘聚、缘灭！ 我知道，我并不是李老师最好的学生；但是，李老师却是我最好的老师！载着老师的灵车走了，我朝老师远去的方向深深地鞠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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