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全面启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长期以来未能得到有效破解的垃圾分类问题有望实现新的突破。其实，实行严格的垃圾管控在我国由来已久。中世纪的欧洲人还在随地大小便的时候，古代中国的城市对城市垃圾粪便的处理能力其实已经遥遥领先世界了。那么，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如何处理垃圾秽物的呢？
商周时代的零容忍
想要很好地处理垃圾，自然离不开强有力的管控。中国人的城市卫生意识有多早？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就连随地乱扔垃圾，都成了万万不能犯的大事。以《韩非子》里的说法叫“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而且这是“殷之法”。也就是从商朝起，城市乱丢垃圾，逮着就是剁手。后来战国商鞅变法，出台著名的《秦律》，对这零容忍也照单全收——弃灰于道者刑。所以，倘若今天有乱丢垃圾的朋友，意外穿越到了战国年间，恐怕甩手之间，就是生命危险。
也同样从商朝起，就有了最早的厕所。发展到春秋战国年间，当时的中国城市，对于厕所的修造布局，也是高度重视。以《墨子》的说法，就连防卫城池安全的城墙上，都要每隔五十步设计一个厕所。而且还有了严格的建造标准，公共厕所要修在道路之外，民用厕所的围墙更必须要有两米七以上的高度，厕所的排粪池更挖得极深，方便回收施肥。
而对比下古代欧洲历史，就可见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哪怕放在欧洲贵族一年才洗两三次澡的欧洲中世纪时代，也就是与中国宋元年间同期时，且不说乱丢垃圾的景象随处可见，随地大小便更是寻常事。一个从罗马时代就有的生活习惯，更是流传欧洲各地上千年——老百姓在家排泄完毕后，就直接从窗户里往下倾倒出去。走在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街道上，稍不留神就这么“祸从天降”。
所以，今天那些看上去无比整洁考究，引得无数中国游客兴冲冲跑去观光的欧洲古城，往前倒退几百年，基本都是粪便垃圾遍地。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急火火来到法国求援，刚进浪漫的巴黎就遭遇满城臭气扑面，当场就被活活熏晕，如果不是抢救及时，险些就这么“出师未捷身先死”。
唐宋环卫处理更规范
比起号称“千年不洗澡”的欧洲中世纪来，与之同时代的中国唐宋王朝，其实在城市卫生问题上，绝对压力更大。欧洲中世纪的城市，通常就是四五千人，能有几万人的都是超大城市。这么点人口都闹得污臭遍地，放在大城市规模都有数十万人口甚至上百万人口的中国唐宋年间，这事更是大挑战。所以，也更规范。
比起商周时乱丢垃圾就要剁手的规矩，唐朝虽然没这么凶残，却也管理很严。以《唐律疏议》的明文规定，随地乱扔垃圾甚至从窗口向外乱倒污水，抓住最轻六十大板，而且不单罚肇事者，主管部门官吏也要连带受罚。所以，倘若唐朝年间有欧洲人移民中国，而且还带着欧洲城市的某些坏习惯，恐怕没几天就要被打得皮开肉绽。
当然，要解决这卫生问题，单靠痛打显然不够。唐朝的更大进步，就是强大的经济手段。拜唐朝发达的农业生产所赐，对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也渐成火热产业。唐朝的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创业精英”。典型河东人裴明礼，以《太平广记》的记载，此人一辈子精心从事排泄物等垃圾的回收转卖，居然积累了百万资产。一举跨入唐代富人阶层。这个在唐代越发火热的产业，也维持了唐代城市的整洁生活。
发展到宋代后，这件事就更进一步。可不止是民营企业在做了，宋朝有了专门负责清理城市市容的“街道司”，下辖环卫工人上百人。诸如汴京临安这样的超级城市，负责清理城市卫生的工人，更有五百人之多，每天早晨都会有环卫工人，集中打扫各大街道，然后按天领取工钱。所以，在唐宋年间许多造访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笔下，经常忍不住惊叹的就是中国沿海城市那整洁的街道。
而比起中世纪欧洲人方便过后随意朝窗外乱倒的任性行为。宋代的中国城市平民们，却是格外规矩。每天都有专门的“粪夫”上门服务，清理并带走各种家用垃圾。这样的周到清洁，也沿用到明清两代。
羡煞欧洲人的明朝城市
明代的城市卫生管理，基本沿袭了宋代时的制度，但技术水平显然更强。就以城市污水排泄来说，明朝时的北京城，就已经有了四通八达的排水管道。甚至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新中国修建北京排水系统时，苏联专家高莱托夫，就曾亲自钻到明代留下的暗沟里考察，然后被深深震撼到：“这些在明朝时修建的暗沟，再使用几十年也没问题。”
而在16世纪下半叶，那些从污水横流的欧洲城市里走出来，飘洋过海来到明朝的欧洲传教士们，不但收获了深深的震撼，更见识了无比宝贵的古代垃圾回收经验。以传教士曾德昭的亲眼见识说，明朝的城市和乡村间，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种粪便，都有专门的人员从城市里回收，然后运载到乡村里出售。甚至各种城市生活垃圾，都有专门人员回收。哪怕“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被迅速回收。
如此运转成熟的产业链，也造就了他们眼中那整洁到不可思议的明朝生活品质。何为门多萨所说的“极其清洁”？利玛窦在逗留苏州时，就曾大段笔墨描绘过苏州城那清澈的河水：“这里的水是淡水，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样又咸又涩。”在杭州居住了十年的传教士曾德昭，除了见识了杭州连“扔到街上的破布”都会迅速回收清理的卫生水平，更大段描绘了西湖整洁美丽的风光：“优良的宫廷”，“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曾在广州居住的葡萄牙人科鲁兹，对广州的深切印象，也有那令他流连忘返的整洁。身在这个南中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里，科鲁兹详细记载了广州手工业的各种奇特工艺，更见识了那些整洁得让他惊讶的中国工匠们。所有的手工业大集市上，都没有常在欧洲闻到的那种恶臭，相反每一个工匠都是衣着整洁，每一样物品也都清洁得叫人爱不释手。
如此高品质的生活，也就变成了利玛窦的书信里，对于明代中国人一句至高的评价：“中国人的智慧与能力，真是卓越异常，太高太大了。”“高大”得在当时轻松碾压欧洲人的，就是中国古代城市恪守了数千年的卫生传统，还有古代史上无比强大的垃圾清理能力。
被“清道夫”救了的北京城
清朝官府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不过其执行状况非常可疑，因为清朝的城市街道卫生状况似乎比明朝更为糟糕。
《燕京杂记》：“人家扫除之物，悉倾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级而下，如落坑谷。”这大致是讲：人们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这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的垃圾污染状况也可见一斑。
清末的北京城，由于排水系统过于陈旧，每年二三月间都得开沟，把里面的脏东西挖出来晾晒，那味道，想象一下都觉得酸爽。即便是平日里，京城也总有一股尿骚味，人们把生活废品和煤炭渣子都往街上倒。到了光绪末年，政府设置了清道夫，配合有司一起管理环境卫生，情况才有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