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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 一个主持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知名度，红不红，是不是成功，社会地位如何，这些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成功是别人说的，面子是别人给的，今天他们敢夸你，明天他们敢骂你，对这些事就别太在意。 ——窦文涛  上个月，《圆桌派》第四季悄然上线。 目前豆瓣评分8.7。 后续观看人数增加，目测评分还将上升。 这档2017年开播的谈话节目，被很多人称为另一个《锵锵三人行》。 窦文涛在保持真我本色中，也做了更多尝试。 譬如，场景追求真实感。 于是，他邀请私人朋友上节目，还搬上了许多自家物件。 请著名电影摄影师吕乐做指导，力求反电视。 也在圆桌上摆起一盅茶，焚一炉香。 席间他添茶倒水，不动声色地在大咖的头脑风暴中流转。 接话、引话、总结，面面俱到。 难得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的主持是隐形的。” 国内很多访谈，主持人俨然也是跟嘉宾做朋友的思路。 套近乎、装亲近、开无伤大雅的玩笑。 奈何，还是装在过于职业化的传统套子里。 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人非要硬拗熟人，聊起天牛头不对马嘴。 隔着屏幕都能感到尴尬。 窦文涛正经武大新闻系科班出身，做起这一套也很熟稔。 但他破了这个规矩。 让观众觉得，“窦文涛主持节目，怎么跟个小痞子似的。” 有趣，真实，好玩。 窦文涛出生时，家里都盼着是个女孩。 母亲一见是个带把的小子，仍不死心。 把孩子照着女孩样式打扮。 上幼儿园时，窦文涛还穿过裙子。 幸而，他的性别认知没有出错。 唯一的阴影是害羞、口吃。 后来，他哥经常冷不丁就给他一个大嘴巴，也没人劝阻。 “他们说，这能治我口吃。” 直到窦文涛在石家庄上小学，口吃也没好。 整座学校都无人说普通话。 校园上空的朗朗读书声，也都是方言土话。 谁也不笑话谁。 反倒是率先说普通话的那个，会被欺凌。 “大家会觉得你很做作。” 直到初中，换了一所学校，窦文涛才学会普通话。 原来的口音，随口吃一起，被他甩在了童年。 初中时，他自认有表达障碍。 老师不知怎么想的，安排了他参加演讲比赛。 窦文涛写好演讲稿，像背课文一样，滚瓜烂熟。 “家里人说任何一段开头第一个字，我就唰唰把后面都背出来了。” 登台比赛那天，上去看到底下黑压压一片。 心理压力直线飙升。 顺利背完前两段，死活想不起第三段第一个字。 站在台上卡壳了近一分钟，吓得尿裤子。 直接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下，狂奔出学校。 再步入教室时，耳边的每一声笑声、私语，都让他如芒在背。 幸好老师及时开导：“虽然你没有演讲完，在学校没有名次，但是你朗诵的那两段挺好的。你不要紧张，能背下来肯定能得一名次，我推荐你去区里参加比赛。” 有了这次失败，面子也就撒开了。 第二次上台演讲时，竟然真的拿了名次。 这并没有改变他自卑拧巴的个性。 有回让母亲做牛仔裤，因裤口开小了一寸，与他预期不符。 窦文涛跟母亲闹僵，赌气跑到铁轨上自杀。 躺了两个小时，也没等到一列车。 天儿冷，铁轨也怪冰的。 只好起身拍拍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回家了。 那时，他身上就有种看似热火朝天，却又怂怂的劲儿。 
1985年，借着聪明脑子，窦文涛考入武汉大学第二届新闻系。
当时校长是刘道玉，比较倡导学生自由。 上课不点名，甚至修学分也没有学院之分。 很多学生大三大四在外实习，或者流浪，学校也不做硬性要求。 只要来参加期末考试就行。 窦文涛当时在武汉大学广播台，一人专享三房一厅，加全套音响设备。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竟然招徕女生开舞会。 后来学校让他搬回普通宿舍，可能就跟他假公济私地泡妞有关。 这期间，窦文涛充分展开了一位文艺男青年的标配生活。
读哲学。 图书馆里晦涩难懂的18世纪哲学书，他一本本都啃下来。 参加诗歌会。 他经常用湖北口音，当众朗读诗歌。 谈恋爱。 在校期间，谈了一场几年的恋爱。 最终没被武汉丈母娘认可，失恋了。 于是他干了一件感动自我的大事。 从武汉徒步走到张家界，又走到凤凰。 只带了干粮，没有钱。 最后半块饼，还在吃的时候掉在地上。 正准备弯腰去捡，被后面的人一脚踩碎。 这种戏剧性的生活方式，充分地浇灌了他的幻想。 甚至远超过失恋的痛苦。
少不经事时，浪漫又荒唐。 中年再回望，还能一笑付之。 荒诞的文青生涯，在毕业那年戛然而止。 窦文涛去往广东电台少儿部，做主持人。 被小观众们称为“文涛哥哥”。 7年后，窦文涛这颗金子，被凤凰卫视挖走。 告别宴上，同事重提旧事。 当年要他，只因台里缺个男同志当劳力。 “家里从来没有人搞这行，自己外语又不灵，外貌大家都知道，就是还能写上两笔，所以心里一直有些自卑。”
窦文涛的自卑，驱使他签约凤凰时，留了个心眼。 他的协议是两份，一份是主持人，一份是撰稿人。 这样，哪怕在香港当不下去主持人了，还能撰稿谋生。 但后来两份协议同时进行。 他的节目多数稿子都是自己写的。 “每次我和台里提意见，为什么鲁豫、许戈辉她们不用写稿，台里就会说，‘协议是你自己签的，两样工作，一份工资’。” 刚到台里，是和吴小莉、鲁豫、许戈辉轮流主持《相聚凤凰台》。 档期很空，大把时间休息。 直到1998年某天下午，窦文涛走进一间会议室，人生从此不同。
那天开会定下一档新节目，不花力气找嘉宾，固定三人评论每日新闻。 窦文涛坐在后排听大佬们热议。 忽然有人喊“要不文涛主持吧。” 会议室顿时充满欢乐的笑声。 没有人觉得窦文涛能主持一档谈话节目。 那时，他刚来香港，身上还是内陆正经拘束的那一套功底。 刻意学香港本土主持人，活泼地主持风格，显得特傻。 效果也并不好。 他在《时事直通车》播报新闻时，被观众投诉。 理由很奇葩。 “他播报的新闻看起来不可信。”
奔着新潮，看香港节目的内陆人也说，“这傻帽是谁啊！” 所以窦文涛在台里的定位一度很尴尬。 话说这天，老板偏偏剑走偏锋，在哄笑中喊了声：“文涛哪儿呢？你自个说说，觉得行不行？” 窦文涛的怂劲儿，在这个紧要关头没掉链子。 他受宠若惊地表示可以，又要东拉西扯地自谦一番。 老板急哄哄地打断：“好的，那不用说了，我就讨厌婆婆妈妈的，那就你了。” 老板在几分钟内做了一个影响两代人的决定。 却怎么也没想到，后来窦文涛把节目做得跟他初衷背道而驰。
《锵锵三人行》的雏形折磨了窦文涛一个多月。 每天吃饭走路，都在想怎么做这档节目。 同时，他也跟导演选角般，每天“面试”嘉宾候选人。 临开机的前几天，他深夜坐在客厅，灵光乍现。 要做一档与观众距离近的谈话节目。 最好就在节目里侃大山。 “在主持锵锵之前，我很会像中央台播音员那样说话，我认为上电视就是该这么说，不用教，是一种习惯。” 但是《锵锵三人行》要打破这个惯式，完全放开包袱。 很久之后，有观众批评他：“文涛说话就像个小痞子。”
他还很高兴，终于突破了。
这种谈话方式固定下来，才能做出一档像朋友聊天似的谈话节目。 然而头两年，这档节目在香港并没什么人看。
当时普通话节目在粤语地区没有市场。 窦文涛在香港，给内陆观众做节目。 没有香港没有知名度，甚至广告都接不到。 老板刘长乐就说：“这个节目能花多少钱啊，三把椅子一张桌子。” 这句话维持着锵锵走过初创期。 2003年，窦文涛接了一档新节目《文涛拍案》。 这档法制节目要以说书方式来解说当时的大案。 收视排名一直在凤凰卫视排前三。
窦文涛意地适合这种风格，观众还叫他“包青天”。 当时一周一三五《锵锵三人行》，周二四六《文涛拍案》。 此外，每周固定要熬两个通宵。 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他能从早上录到午夜。 录完一遍，跑出去看录像。 到深夜，工作人员顶不住都睡着了。
他还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跑着看效果。 台里领导都说：“我们没要求你那么认真，观众也没要求你那么做，你照着写好的稿子念就行了，而且录第一遍和第六遍也没什么区别。” 鲁豫也说：“我们说像神经病似的，那个场面你看着你会觉得特别逗，只有他自己跟自己较劲在那个地方。” 一天熬完大夜，清晨开车回家。 满身疲惫的窦文涛看着城市，心里只觉：了无生趣。 “有些人天生就是要为社会呼吁的，我也很早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
他至始至终不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肩挑大衣，挥斥方遒，不是窦文涛。 尽管有违个性，他也掏出了120分的用心在做。 这种习惯性认真承继自父亲。 早年父亲挂相框，要用铅笔标出每个钉子的位置。 在拧螺丝时，也要不断调整。 最终能把好好的螺丝拧劈。 他哥也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早早就告诉窦文涛：“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 到了窦文涛这儿，明知道过分认真了，还是无法逃脱这种悲剧。 最后三辞三做《文涛拍案》，一直拖到2011年才正式停播。
当年《锵锵三人行》播出后，很多人说：“终于有一个节目不装了”。 窦文涛的主持风格也被《新周刊》评为：“他让中国电视开始说‘人话’”。 有一次节目邀请一行人，纪录片导演和片中女主角。 这名女主角混过夜总会，自己也开过按摩房。 面对截然不同身份的人，和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冲击，窦文涛没有表现出与嘉宾的身份壁垒。 他反倒觉得震撼和佩服。
2017年，开播18年的《锵锵三人行》也停播了。 有人问窦文涛：一开始有想过它会坚持18年吗？ “我是近视眼嘛，我只能看到眼前很近的地方。这个是比喻，就是我没有什么远见。” 这种没远见，绝非急功近利。 反倒是不居功自傲、墨守成规。
《锵锵》的18年，不是一以贯之的18年。 窦文涛奉行一套“永远放弃”理论。 不是教人消极退缩，而是放弃成见，放弃惯性的过程。 “就像播音腔，影响过我，我学过、模仿过，但是我又放弃了，只有经历过这些，你才会回归。” 他放弃传统的那一套，刻意野化，变得口语，变得真实，变得痞气。 主持《圆桌派》时，他精心设计过的拍摄视角。 被观众告知，看起来眼晕。 于是，他又把录制好的节目重新调了一遍。
活到窦文涛这个境界，人生十事堪破八九。 哪怕大事无成，也得一睿智，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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