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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从44岁开始，直到他55岁逝世，在此期间，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义理之学，而后写出了《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等一系列著作，而这些著作之间都有着递传的关联。对于这一系列著作，戴震很是满意，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引用了戴的自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戴震对自己晚年的这些著作最为看重，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写道：“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自言，《孟子字义疏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认为这部书是用为“正人心”，可见这是一部哲学性、思想性的作品。然而他的这部重要作品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不少人借此来攻击戴震，比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说：“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遗书本 方东树直接指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异端邪说。当然，方东树一向攻击考据学中的人物，为此骂戴震倒也不足为奇。然而前面提到的章学诚，虽然他指责戴震不懂史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驳斥别人对戴的污蔑之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中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在这里，章大力夸赞戴震在考据学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同时他又夸《原善》等篇也是重要作品，而有的人认为戴震不研究考据学而去探讨义理，这样的指责说明这些人没有认真读过戴震这方面的著作。为此，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总结说：“东原一方面以考证为当世所共推，另一方面则以义理独见赏于章实斋。一身而兼擅考证与义理，在乾、嘉学术史上为仅有之例。” 在余英时这里，戴震和章学诚是清学中的两座高峰，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的“自序”中说：“下逮乾、嘉之世，由于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逐渐流为文献主义（textualism），不少考证学家的确已迷失了早期的方向感。但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戴东原和章实斋——则仍然能紧紧地把握住清代思想史的方向。我们细读他们两人的著作，则清代儒学发展中所蕴藏的义理脉络固犹分明可见。” 但是，戴震研究义理之学在他的那个时代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比如他在晚年给其弟子段玉裁写信称： 仆自上年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出户，又目力大损。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竭数年之力，勒成一书，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从前所订于字学、经学者。 戴震晚年患了脚病，出门不便，又因为把很大精力用于校勘，使得他的眼睛受损，所以他准备编完四库之后请假回到南方去就医，待身体好了之后，他不想出来为官，准备到一家书院去教书，以此来糊口，而后他再用几年的时间来写一部义理方面的专著。究竟他想作怎样的一部书？信中没有说明，但余英时认为肯定不是《孟子字义疏证》。可惜的是，戴震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还没等其离京，他就病逝了。 对于戴震的这段话，李开认为：“这里，戴氏把‘乞假南旋’和论《疏证》紧连一起，不是偶然的，戴氏不会不认识到晚年的不幸就是《疏证》闯的大祸。同年5月21日给段玉裁的信说：‘归山之志早定，八月淮南旋。’不料这是与段玉裁的永诀之书。按章炳麟的说法，戴震的早逝，与《疏证》给它造成的不幸直接有关。”（《戴震评传》） 李开在这里还引用了章炳麟在《说林》上的所言：“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于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 戴震究竟说了什么话而引起社会上这么大的反响呢？翻看他晚年的几部著作，均可看到他反宋明理学的一些言论，比如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称：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戴震认为，古人所说的“理”乃是贴近人情，而清代所言的“理”则是反人性。为此，他在该书中说了一段后世广泛引用的名言：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戴震的这段话确实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认为封建礼教压抑人性，长辈不论说的对不对，都可以斥责晚辈，而晚辈如果进行争辩，哪怕说的对，也是一种大逆不道，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样的“理”已经高于了法，以至于犯法被判了死刑的人还有人同情，而因为违反这样的“理”被处死的人却完全没人同情。 他在那个时代竟然能够强调“法高于理”这样的先进思想，因此陈祖武在《清儒学术拾零》中评价说：“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戴震的这种超前思想，显然不能让他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他受到各种指责与谩骂也是必然的事情。当时著名文人彭绍升就写信给戴震，指斥戴破坏社会风气，而戴回信予以了反驳。戴震去世后，洪榜给他撰写了“行状”，洪在“行状”中全录了彭绍升指斥戴震的这封信，而朱筠看到后，竟然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可见，无论对立面还是同道人，都少有人能理解戴震的所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是因为后世把戴震始终看成是一位考据学大师，比如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中说：“戴震当然是纯粹的汉学家，除在典章制度以外，没有所谓义理的。所以他的研究，都是从事于各项事物，而关于天道性命等义理并不多言。”既然这样，那怎样解释戴震晚年对于义理的研究呢？本田成之接着说道：“但把义理研究全置之度外，究竟不免偏见。所以戴震之师江永，却以其余力注《近思录》。然而宋儒有宋儒的义理，汉儒也有汉儒的义理，只是有仅言义理与罕言义理之别而已。戴震毕竟是大家，他不止研究典章制度，并且进一步而寻性命的义理。” 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于戴震的评价始终是他在考据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比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东原以乾隆甲戌（1754）入都。初见钱竹汀，竹汀叹其学精博，荐之秦蕙田，蕙田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翌年夏，纪晓岚初识东原，见其《考工记图》而奇之，因为付梓。是年，东原又成《句股割圜记》三篇，秦蕙田全载于《通考》。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度数。” 戴震撰《原善》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遗书本 可见，戴震的出名就是因为他在京城写出了多部考据学著作。但是作为大师级的人物，戴震有着个性上的不同面，所以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超乎寻常的贡献。他去世后，私淑弟子凌廷堪写了篇《东原先生事略》，其在文中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这里把戴震的学问做了三分法，一是他在小学方面的成就，二者则是算学和典章制度之学，而第三就是他的义理研究。前两方面，戴震都有传人，而唯有义理之学却没人能够延续他的成就。而到了近世，学界和思想界反而更看重他在思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们可以说，乾隆时代有两个戴东原：一是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另一个则是与当时学风相背的思想家戴东原。这两个戴东原在学术界所得到的毁誉恰好相反。” 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更能从社会高度来看待戴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于《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出了这样一大段评价： 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戴震纪念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隆阜街118号。昨夜到达黄山市，因为之前跑得有些疲累，故今日上午没有急着出门，先把之前的寻访过程做了补记。下午先去戴震纪念馆，因为所订酒店距此很近，很快就步行走进了颇具旧味的隆阜街。 有跨街门楼 戴震纪念馆正门 匾额 虽然叫“街”，但我感觉只是一条小巷，在小巷中打听戴震纪念馆时，每个人指了方向后，都跟着说一句：“很早就关门了。”我刚开始以为指的是放假关门了，找到后，始知是早就搬迁，据说是去了延安街，这里是旧址。 门框式样 铁锁已经生锈 既然来到了这里，总要一探究竟。这里的门楣上依然写着“戴震纪念馆”，但是大门紧闭，门口巷子的宽度大约不足两米，我只好站在斜前方勉强拍下它的侧影。这里为什么叫“纪念馆”而非“故居”？是否旧居在另一处，可惜看不到相应的说明牌。 侧旁是河道
纪念馆的隔壁是一家旧式的小商店，店主无所事事地靠在柜台上，我的到来给他今日的眼睛增添了些许内容。我走上前问他：这里是否是戴震的故居？他说自己不清楚。纪念馆的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洞，从门洞走下去，原来屋后是一条河。我又去问店主，屋后的河叫什么河，他仍然是回答“不知道”。我对他这种淡定的回答表示了赞赏，能够如此地不知惭愧，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者。后来我打车去往他处时，司机告诉我：戴震纪念馆后面的那条河名叫“横江”，此乃是新安江两条源头支流之一。 在小巷内游走
进此店问之 找到了戴震纪念馆，却无法进内一探究竟，也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戴家旧居，我只能去寻找戴震墓，他的墓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公墓对面田野中。
戴震墓全景 在我的心目中，戴震是清学史上极其高大的人物，我本以为来此寻找，应该人人皆知他的大名，然我的所遇却否定了自己的想当然，出租车司机说：开了八年出租，从来没人和他提过戴震，也没人乘他的车去找过他的墓，因此他看到我的寻访单后，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方得知戴震墓的大概方位。
戴震墓文保牌 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戴震墓，其墓在一座小山包的后面。墓的现况让我同样感到了意外，因为我看到了一座破败的荒墓，这跟我长久以来的想象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我仍然强调戴震在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而今眼前所见真的让我难以接受。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戴震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所在，对他的墓进行一番整修，以便让更多的后人来凭吊这位伟大的先贤。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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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竟然不知这叫什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