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戴震:皖派终成,以经翼理(下)

2019-07-16  真友书屋

戴震从44岁开始,直到他55岁逝世,在此期间,他开始系统地研究义理之学,而后写出了《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等一系列著作,而这些著作之间都有着递传的关联。对于这一系列著作,戴震很是满意,段玉裁的《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引用了戴的自言:“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戴震对自己晚年的这些著作最为看重,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写道:“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

戴震自言,《孟子字义疏证》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认为这部书是用为“正人心”,可见这是一部哲学性、思想性的作品。然而他的这部重要作品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不少人借此来攻击戴震,比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说:“程朱所严办理欲,指人主及学人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通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三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遗书本

方东树直接指斥,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异端邪说。当然,方东树一向攻击考据学中的人物,为此骂戴震倒也不足为奇。然而前面提到的章学诚,虽然他指责戴震不懂史学,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驳斥别人对戴的污蔑之词,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朱陆篇后》中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在这里,章大力夸赞戴震在考据学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同时他又夸《原善》等篇也是重要作品,而有的人认为戴震不研究考据学而去探讨义理,这样的指责说明这些人没有认真读过戴震这方面的著作。为此,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总结说:“东原一方面以考证为当世所共推,另一方面则以义理独见赏于章实斋。一身而兼擅考证与义理,在乾、嘉学术史上为仅有之例。”

在余英时这里,戴震和章学诚是清学中的两座高峰,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的“自序”中说:“下逮乾、嘉之世,由于儒家的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逐渐流为文献主义(textualism),不少考证学家的确已迷失了早期的方向感。但当时考证运动的两大理论代言人——戴东原和章实斋——则仍然能紧紧地把握住清代思想史的方向。我们细读他们两人的著作,则清代儒学发展中所蕴藏的义理脉络固犹分明可见。”

但是,戴震研究义理之学在他的那个时代却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比如他在晚年给其弟子段玉裁写信称:

仆自上年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出户,又目力大损。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竭数年之力,勒成一书,明孔、孟之道。余力整其从前所订于字学、经学者。

戴震晚年患了脚病,出门不便,又因为把很大精力用于校勘,使得他的眼睛受损,所以他准备编完四库之后请假回到南方去就医,待身体好了之后,他不想出来为官,准备到一家书院去教书,以此来糊口,而后他再用几年的时间来写一部义理方面的专著。究竟他想作怎样的一部书?信中没有说明,但余英时认为肯定不是《孟子字义疏证》。可惜的是,戴震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还没等其离京,他就病逝了。

对于戴震的这段话,李开认为:“这里,戴氏把‘乞假南旋’和论《疏证》紧连一起,不是偶然的,戴氏不会不认识到晚年的不幸就是《疏证》闯的大祸。同年5月21日给段玉裁的信说:‘归山之志早定,八月淮南旋。’不料这是与段玉裁的永诀之书。按章炳麟的说法,戴震的早逝,与《疏证》给它造成的不幸直接有关。”(《戴震评传》)

李开在这里还引用了章炳麟在《说林》上的所言:“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于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

戴震究竟说了什么话而引起社会上这么大的反响呢?翻看他晚年的几部著作,均可看到他反宋明理学的一些言论,比如他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称: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

戴震认为,古人所说的“理”乃是贴近人情,而清代所言的“理”则是反人性。为此,他在该书中说了一段后世广泛引用的名言: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戴震的这段话确实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他认为封建礼教压抑人性,长辈不论说的对不对,都可以斥责晚辈,而晚辈如果进行争辩,哪怕说的对,也是一种大逆不道,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这样的“理”已经高于了法,以至于犯法被判了死刑的人还有人同情,而因为违反这样的“理”被处死的人却完全没人同情。

他在那个时代竟然能够强调“法高于理”这样的先进思想,因此陈祖武在《清儒学术拾零》中评价说:“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戴震的这种超前思想,显然不能让他那个时代的人所接受,他受到各种指责与谩骂也是必然的事情。当时著名文人彭绍升就写信给戴震,指斥戴破坏社会风气,而戴回信予以了反驳。戴震去世后,洪榜给他撰写了“行状”,洪在“行状”中全录了彭绍升指斥戴震的这封信,而朱筠看到后,竟然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可见,无论对立面还是同道人,都少有人能理解戴震的所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这是因为后世把戴震始终看成是一位考据学大师,比如本田成之在《中国经学史》中说:“戴震当然是纯粹的汉学家,除在典章制度以外,没有所谓义理的。所以他的研究,都是从事于各项事物,而关于天道性命等义理并不多言。”既然这样,那怎样解释戴震晚年对于义理的研究呢?本田成之接着说道:“但把义理研究全置之度外,究竟不免偏见。所以戴震之师江永,却以其余力注《近思录》。然而宋儒有宋儒的义理,汉儒也有汉儒的义理,只是有仅言义理与罕言义理之别而已。戴震毕竟是大家,他不止研究典章制度,并且进一步而寻性命的义理。”

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对于戴震的评价始终是他在考据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比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东原以乾隆甲戌(1754)入都。初见钱竹汀,竹汀叹其学精博,荐之秦蕙田,蕙田闻其善步算,即日命驾延主其邸,朝夕讲论《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门,以为闻所未闻。翌年夏,纪晓岚初识东原,见其《考工记图》而奇之,因为付梓。是年,东原又成《句股割圜记》三篇,秦蕙田全载于《通考》。一时学者推服东原,本在名物度数。”

戴震撰《原善》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遗书本

可见,戴震的出名就是因为他在京城写出了多部考据学著作。但是作为大师级的人物,戴震有着个性上的不同面,所以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超乎寻常的贡献。他去世后,私淑弟子凌廷堪写了篇《东原先生事略》,其在文中说:“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先生卒后,其小学之学,则有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有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有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这里把戴震的学问做了三分法,一是他在小学方面的成就,二者则是算学和典章制度之学,而第三就是他的义理研究。前两方面,戴震都有传人,而唯有义理之学却没人能够延续他的成就。而到了近世,学界和思想界反而更看重他在思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因此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所以我们可以说,乾隆时代有两个戴东原:一是领导当时学风的考证学家戴东原,另一个则是与当时学风相背的思想家戴东原。这两个戴东原在学术界所得到的毁誉恰好相反。”

相比较而言,梁启超更能从社会高度来看待戴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于《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出了这样一大段评价:

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盖当时人心,为基督教绝对禁欲主义所束缚。痛苦无艺,既反乎人理而又不敢违,乃相与作伪,而道德反扫地以尽。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戴震纪念馆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隆阜街118号。昨夜到达黄山市,因为之前跑得有些疲累,故今日上午没有急着出门,先把之前的寻访过程做了补记。下午先去戴震纪念馆,因为所订酒店距此很近,很快就步行走进了颇具旧味的隆阜街。

有跨街门楼

戴震纪念馆正门

匾额

虽然叫“街”,但我感觉只是一条小巷,在小巷中打听戴震纪念馆时,每个人指了方向后,都跟着说一句:“很早就关门了。”我刚开始以为指的是放假关门了,找到后,始知是早就搬迁,据说是去了延安街,这里是旧址。

门框式样

铁锁已经生锈

既然来到了这里,总要一探究竟。这里的门楣上依然写着“戴震纪念馆”,但是大门紧闭,门口巷子的宽度大约不足两米,我只好站在斜前方勉强拍下它的侧影。这里为什么叫“纪念馆”而非“故居”?是否旧居在另一处,可惜看不到相应的说明牌。

侧旁是河道

店主竟然不知这叫什么河

纪念馆的隔壁是一家旧式的小商店,店主无所事事地靠在柜台上,我的到来给他今日的眼睛增添了些许内容。我走上前问他:这里是否是戴震的故居?他说自己不清楚。纪念馆的旁边还有一个小门洞,从门洞走下去,原来屋后是一条河。我又去问店主,屋后的河叫什么河,他仍然是回答“不知道”。我对他这种淡定的回答表示了赞赏,能够如此地不知惭愧,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者。后来我打车去往他处时,司机告诉我:戴震纪念馆后面的那条河名叫“横江”,此乃是新安江两条源头支流之一。

在小巷内游走

进此店问之

找到了戴震纪念馆,却无法进内一探究竟,也不能确定这是否是戴家旧居,我只能去寻找戴震墓,他的墓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商山乡孝敬村公墓对面田野中。

戴震墓全景

在我的心目中,戴震是清学史上极其高大的人物,我本以为来此寻找,应该人人皆知他的大名,然我的所遇却否定了自己的想当然,出租车司机说:开了八年出租,从来没人和他提过戴震,也没人乘他的车去找过他的墓,因此他看到我的寻访单后,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方得知戴震墓的大概方位。

戴震墓文保牌

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戴震墓,其墓在一座小山包的后面。墓的现况让我同样感到了意外,因为我看到了一座破败的荒墓,这跟我长久以来的想象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我仍然强调戴震在学术史上崇高的地位,而今眼前所见真的让我难以接受。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能够认识到戴震在学术史上的价值所在,对他的墓进行一番整修,以便让更多的后人来凭吊这位伟大的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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