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赢得江山尽姓韩

樟林荖巷韩文公祠

笔者按：樟林韩文公祠重光在即，乡人闻讯，踊跃不已。吾乡韩祠虽小，却关乎樟林斯文。不揣浅陋，将新书《岭南学术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中相关韩文公的相关章节摘出，愿读者借此小文了解韩文公，更愿韩祠香火不断，启佑我乡文教昌盛，代出贤才。

陈椰   华南师范大学

韩愈：赢得江山尽姓韩

潮州韩文公祠里的韩愈塑像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省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故又称“韩昌黎”。唐德宗贞元八年选进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唐宪宗元和十二（817）年任刑部侍郎，两年后因上疏皇帝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时被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终病逝于长安。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其著作被编为《韩昌黎集》。

韩愈以重振儒家道统为己任，认为要重振李唐王朝必须复兴儒学，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佛教昌盛，为对抗佛教的法统论，他构建了一个儒家的道统传授系统。他在《原道》中称：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他首先确认了儒家先王之道从尧开其端，在时间上比释迦牟尼创世的佛教法统更加久远。其次，他强调了儒家道统植根于华夏本土，比自西夷传入的佛教更具正统性。再次，他认为儒家道统经过历代圣贤相传，已浸润到社会各个领域，比佛教更具有权威性。然而，在他看来这个“道统”在孟子以后就不得其传了，以至于佛、老思想趁机泛滥而蛊惑了人心。韩愈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自居，并说：“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体现出在儒家文化传承上的强烈担当意识。韩愈念兹在兹的“道”，即是专属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具体说来：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行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集》卷十一）

在道统论基础上，他进而提出惟有作君作师的“圣人”出现，依靠道德理想转化、提升现实政治，人类文明才能延续发展。可惜，现实中他并没有遇到这样一个作君作师的圣人，在仕途上时受排挤，最严重的打击就是贬斥到岭南做官。

韩愈一生三次南下广东。第一次是10岁时跟随贬任韶州刺史的兄长韩会定居在韶州，大概有两年时间。第二次是他36岁，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上奏章触犯权臣而遭诬陷，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今广东清远市阳山县）。任职阳山一载，留有惠政，“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与思想史相关的事件还有两个：其一，与过往于阳山的和尚释景常、释元惠、灵师交了朋友，分别留有赠诗。《送惠师》一诗就表达了对僧人脱俗淳朴的个性的欣赏：“惠师浮屠者，乃是不羁人。十五爱山水，超然谢朋亲”，但同时也申明了自己与佛教易趣的儒者立场：“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韩昌黎集》卷二）而《送灵师》诗一开头就指斥佛教给国计民生带来了破坏：“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齐民逃赋役，高士著幽禅。官吏不之制，纷纷听其然。耕桑日失隶，朝署时遗贤。”（《韩昌黎全集》卷二）其二，韩愈吸引了一批慕名求教的年轻后进，如区册、刘师亮、窦存亮等，韩愈对他们或激励、或资助或奖掖，促进了儒学在当地的传播。

民国时期的潮州韩文公祠

韩愈第三次下岭南已经52岁，此次被贬潮州任职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却为他赢得身后盛名。“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本着救世情怀，韩愈在短短八个月的任期里，复乡校，施教化，重农桑，释放奴婢，修堤凿渠，祭大湖神，驱除鳄鱼，积极改善潮州的社会治理及教育事业。

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指出，国家的治理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而要推行儒家的德礼教化，“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如果“忠孝之之行不劝，也县之耻也”，所以他把坚持兴学育材作为德礼治民的根本措施。为了办好学校，韩愈化了不少心血，他捐出俸禄办州学，“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还有就是起用当地名士赵德。韩愈发现赵德“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于是毅然推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这一举措让后来的大文豪苏轼感喟不已，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韩愈在潮州还举行了几次祭典，对象包括了城隍神、大湖神、界石神，甚至是鳄鱼，留有六篇祭祀文，反复宣扬了天人交感、万物有灵的天道观以及儒家仁民爱物的弘愿。如为祈求止雨而撰的《祭大湖神文》写道：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谨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灵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韩昌黎集》卷二十二）

这类祭文都在恳切祈求神明要公正视听，降福于民，许愿以己身去承担上天对百姓的责罚，展露了一个儒者的仁心衷情。当然，祭文也蕴含有宣示国家权威，儆告地方恶吏刁民的教化意味，《祭鳄鱼文》就是一个例子。

据说，潮州民众长年苦于鳄鱼为患，韩愈遣人前往溪边祭祀，写了《祭鳄鱼文》，文称：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

这篇文章虽将鳄鱼视为通人情的灵物，但与其说是祭文，不如说是檄文，再三表达了韩愈守土护民的决心，文末还对鳄鱼下通牒，要求七日内若不离开就要痛下杀手：

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韩昌黎集》卷三十六）

这“最后通牒”一下，据《旧唐书·韩愈传》中说，鳄鱼落荒而逃：“咒之夕，有暴风雨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潮州八景之“鳄渡秋风”，位于韩江边，相传韩愈在此祭鳄鱼。遥遥对望韩山。

德先刑辅、养士治民的理念及作为，加上天人、万物交感互应的泛神论，让韩愈在入宋之后赢得广泛尊崇，历代仕潮官师主要颂扬、乃至于神化韩愈在潮的功绩，建庙祭祀、作文传颂。其背后隐含的国家政教意义影响深远：兴学在于贯彻儒家正统文化和尊王攘夷的大一统理念；驱鳄鱼、祭湖神，为此后出任本地的官师树立了必须尊重士人、关心民生、为民除害的楷模，同时也在警诫那些敢于抗拒王化者必没有好下场。

蛮烟瘴地，终于山水有情。“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山水尽姓韩。”尽管韩愈对岭南印象不佳，任职不长，但不妨世代潮州人把恶溪改名韩江，笔架山尊称韩山，祠火遍乡野。

民国时期潮州韩祠的韩文公塑像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与潮阳高僧大颠有过匪浅的交谊，这为儒佛交流史添著了精彩的一笔。大颠和尚（732-824）承传六祖慧能南禅宗风，于贞元七年在潮阳塔口山麓幽岭下创建灵山寺，弘扬禅法，弟子千余人。因排佛遭贬的韩愈，到任潮州后却听说大颠之名，遂致书邀大颠往潮州相晤。两人的信仰虽不同，却交谈甚欢。“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的韩愈赏识大颠“颇聪明、识道理”，更钦佩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调任袁州，临行前还专程到灵山寺与大颠告别，年迈的大颠亲送至山门，依依惜别之际韩愈脱下官服相赠，遂有留衣之佳话，后世在赠衣处建“留衣亭”纪念。

韩愈、大颠在潮州的这段交谊还被僧徒编录成禅宗公案，演绎成一个打机锋的话头。《五灯会元》记载：

韩愈有一天相访，问大颠：“春秋多少？”大颠只提起佛珠，问：“领会了吗？”韩愈答曰：“没有领会。”大颠说：“昼夜一百八。”，韩愈不明白，只好告归。翌日再来，在门口遇到首座和尚，便将昨天的问题向他提问，首座只叩了三下牙齿。等见到大颠，韩愈再问，大颠也叩齿三下。韩愈说：“原来佛法是没有两样的。”大颠问：“是何道理？”韩愈答：“因为刚才首座也是这样叩齿回应。”大颠把首座召来，问：“是你刚才是这样回应的吗？”首座说：“是。”大颠便将他赶出寺院。

禅宗机锋讲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用的方法经常是答非所问，或者干脆用动作比如棒喝、竖拂子、吐舌甚至斩猫，最终目的无非是消解语言文字的功能去破除内心种种观念障碍，悟到那超越一切语言、观念之上的真理。这个故事里韩愈问大颠年纪多大，后者举佛珠并说昼夜一百八，以及翌日的叩齿，都是禅宗启悟人的惯用手法，随人自参。但同样是叩齿，大颠与首座和尚境界有差别。首座不回答还好，一回答“是”就破坏了禅机，暴露了他修为不够，难怪要被逐出寺院。

有意思的是，历代儒者如欧阳修、周敦颐、苏轼、朱熹都很在意这段儒僧交谊，或考订史料记载的真伪，或批评韩愈离经叛道，或为韩愈辩护开脱。但毋庸置疑，这段交谊不正表明了岭南思想信仰土壤的开放包容吗？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潮州文化源头存在着一种儒佛交辉的态势。放诸整个岭南文化源流来看，此态势一直存在并延续着。

潮阳灵山寺外的留衣亭。相传韩愈离任时，在这里留下衣袍赠予大颠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