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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峨眉佛光 2019-07-17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的支持向来都是人们成就事业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家庭的和睦也从来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之一。尤其是在中国,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有关。这条准则过去不变,现在不变,将来也不会变。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庸”,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没有和谐,不能和衷共济,再兴旺的家庭也会败落。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以精诚团结、成就一番事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争吵、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他是曾家的长房长子又早有所成,对兄弟竭力地以德去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在日常生活中他常常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以家族为重。他在家书中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国藩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他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在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中国文化的“和”之道

相对于西方文化的重分别、对抗,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庸”,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以精诚团结、成就一番事业。

曾国藩 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曾国藩 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孝悌之学

孝,指回报父母的恩情;悌,指兄弟姐妹及朋友之间和睦友爱。孝悌之学是做人的根本,更是为人处世的基础。以仁心待人,以大局为重,才是贤者安身立命、成就大业的基石。

曾国藩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京,第二年十二月他的父亲竹亭老人进京,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弟弟曾国荃、儿子纪泽也跟着进京。两年后,竹亭老人离开京城回湖南,曾国荃跟着曾国藩留在了京城。到了九月初,国荃却“急切地想回去”。曾国藩不理解他想要回家的原因,可再三地询问,曾国荃终不肯说明是为了什么,曾国藩想是可能自己什么地方不友善,或约束太严,得罪了弟弟,就对弟弟说:凡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说出来,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如果我有什么不对,你应当明说或暗示,我如果不听,你可以写信告诉家里。但谈了几次,国荃终是一言不发。曾国藩为此事寝食难安,左思右想,不知何故。曾国藩没了主意,便给父亲去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歉意,其言辞恳切,惜弟、爱弟、护弟之情跃然纸上。

一年后,曾国荃仍执意归家,曾国藩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并为此事第四次寄家书给祖父云:“年少无知,大抵厌常而喜新,未到京则想京,既到京则思家,在所不免。又家中仆婢,或对孙则恭敬,对弟则简慢,亦在所不免……且归心既动,若强留在此,则心如悬旌,不能读书,徒废归日。兼此数层,故孙此即定计,打发他回,不复禁阻。”曾国藩的这封家书,虽琐屑但词意诚恳,虽繁累但情真挚,其兄弟之情闪跃在字里行间。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颧骨都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却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章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

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列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以曾国藩和曾国荃二人天分最高,资质最佳,成就也最大。曾国藩的家书以给诸兄弟的为多,其中给曾国荃的家书最多。这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之故,也是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的原因。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其间捻军势大,曾国藩忙得焦头烂额,几欲请国荃出山,但又强压制住这一想法,为国荃的病,也为他将来更为宽广的前程着想,曾国藩几次三番地劝其暂缓出山,务必等假满之后再出,并在信中说,等他归来即自愿退出仕途。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曾国藩是曾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予以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上时,其弟国荃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而曾国藩“自问此心,觉无愧于兄弟”。他这么说,也如此做,尽管曾遭温弟、澄弟、沅弟的误解,然一颗为兄者的热切殷重之心,无时不溢于纸间。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谋;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龃龉是不可能的,不爱之以姑息同样也是很难做到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自己的严厉。

曾国藩一生花在四个弟弟身上的工夫心血,并不比用在自己的两个儿子身上的少。无论学问、人品、军事、性情、养生、治家等,事无巨细,皆有所涉及。可谓为诸弟殚精竭虑,瞻前顾后,唯恐诸弟有失,有负先人。

曾国藩 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曾国藩

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荃因病而请假,在家里休养了三年。

而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这样讲:“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苷庆,反之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曾国藩 齐家之道,家和万事兴

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还讲道: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如曾氏所言者去做,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家和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听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人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他这样对家人讲:“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而曾家却成为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常盛的百年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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