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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1909-1997）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哲学家及政治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最广为人知的思想是名为《自由的两个概念》的演讲，伯林论证自由主义者最重视的自由liberty，有两种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奠定了后世哲学家讨论自由的基础。伯林一生的著作，都在为人类的自由与社会的多元价值辩护。 下为1976年录制的系列电视节目，由英国著名哲学家布莱恩·麦基（Bryan Magee）对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作访谈，并附文字稿。 视频翻译宋青，本文由“宋青在创作”公众号授权发布。 访谈上集 访谈下集 下附访谈文字稿： 布莱恩·麦基（以下简称“布莱恩”）：本节目是第一档探讨现代哲学的电视节目。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会讨论到世界知名的思想家的思想，比如萨特、马尔库塞、卡尔·波普尔和乔姆斯基，其中的几位将参与到节目中亲自讲解自己的作品。还有一两期节目将献给几位已经去世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持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还有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影响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当然这是一档英语制作的面向英语观众的电视节目，因此必须特别关注最近的英语世界里哲学的发展动向。 我希望本节目能够成为一份生动且富有启发性的关于当今哲学的报告。在本系列节目的开始，作为入门的导论，我想提出几个最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应该对哲学感兴趣？哲学的重要性何在？究竟什么是哲学？ 这次邀请来同我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是一位享誉国际的人物——以赛亚·伯林爵士。他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研究员，卡尔·马克思的传记作者，尤其以他对思想史的知识而著称。 以赛亚，假如有人一直未能自发地对哲学产生兴趣，而他所受的教育也没有引发他对哲学的兴趣，你打算用什么理由来促使他对哲学产生兴趣呢？ 以赛亚·伯林（以下简称“以赛亚”）：首先，哲学问题本身就是十分有趣的，但对于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呢？可以指出的是，哲学所处理的往往是许多高尚信念的前提假设，不是人们喜欢刨根问底的那类事。有时候人们并不是真的希望这些假设被过多检验，如果非得去考察自己的信念的基础，他们会感到很不自在。但实际上，这些大量常识信念所依赖的前提假设，恰好就是哲学分析的重点。事实证明它们远不是乍看之下的那样明确简单，而哲学家们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检验，教授人们关于自我的知识，有时以非常有启发性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人们相信什么和为什么相信它。 布莱恩：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前提假设被检验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很不自在，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对我们的预设刨根问底，一旦过了头，我们都会起而拒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 以赛亚：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不喜欢被过多地分析，部分是由于实际情况本身，你必须积极参与到某种形式的生活中，而有人却不断问你：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敢肯定自已追寻的目标是正确的吗？你确信自已正在做的事情不会违背你自谓信奉的道德信仰吗？或者你能肯定你的某些价值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你敢面对这些矛盾吗？当你遇到道德困境时，你甚至会不敢面对，以至于转移自己的视线，试图把责任从自己身上转嫁给那些比你力大势强的比如国家、教会、阶级，或者你所隶属的某个集团，难道你不应该自己正视这个责任吗？这是我认为人自然抗拒（哲学思考）的原因。但我也会说，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怀疑的知识分子不断审视着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没有人能生活得下去（笑）。因此不能要求制造业不断地进行自我检查，而这也不是哲学家的任务。但如果不对前提假设进行检验，社会会陷入僵化，信仰会成为教条，想像力会被扭曲，智慧会陷入贫乏，社会会衰退。 因为我们躺在未经审视的教条上安睡，如果想像力被打扰，如果智慧无法运作，那么前提需要被质疑，预设必须被挑战，整件事都必须被不断审视，但也不用过多，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某种程度上反叛推动着社会前进，如果不是子革父命的话，至少革去了父辈的信条而达成新的信仰，这正是发展发生的基础，因为这就是进步。 布莱恩：你能举出几个前提假设必须被检验的例子吗？ 以赛亚：好吧，我认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里最多这样的例子。例如，谈论自由或谈论平等，美国独立宣言的前言中写到的著名的话，虽然我们现在议论得很多了，但由于它发生在大约两百年前，当时引起了轰动，写了很多关于它的文章。我无法逐字引述了…… 布莱恩：“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以赛亚：谢谢你！我们来谈谈权利。什么是权利？假如你在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究竟什么是权利，他会被难住的，他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权利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呢？是某种打在你身上的印记？ 还是人的某种内在特性呢？是某人给予你的东西？如果是，谁给的？权利可以被授予吗？可以被收回吗？可以抛弃吗？可以丢失吗？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是你本性中内在的一部分吗？思考、选择、拥有一个意志，权利是这样吗？其他的自然权利，又是什么样的自然呢？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权利的？ 人们对这些权利有很大的不同的理解。我举个例子，17 世纪当时有大量关于权利的讨论，内战结束后，比如“君权神授”一问题展开的，现在我们当然不信这一套了，但当时很多人是相信的，他们相信国王是由上帝赋予了特殊权利的天子人君，还有其他人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他们是怎么争辩的？他们产生什么样的论点？是什么让人信服？ 一位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思想家说：假如法国国王想把某些臣民转让给英国国王，那这些被转让的臣民将会作何感想呢？实际上他想说的是：臣民的想法无关紧要，他们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是臣民，君王对于臣民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臣民去思考去怀疑的话，是亵渎上帝的。不错，我们拒绝这种说法，但当时许多拥护等级制度的人是热情相信这点的，他们认为全世界说一个有等级的结构，像一个金字塔，上帝在最顶端，每一个人在这个等级世界中都有自已适当的位置，并且必须按照他所处地位的要求来履行其职责。这是几百年来人们信奉的东西，后来出现了一些反对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宣称根本不存在这种等级，人是平等的，他们生而同形，并都被赋予某些自然的需要能力和欲望，都拥有某些自然权利，就这些权利而言， 人是平等的。我想借此说明的是：在这种类型的争论中，双方提出的各种论点都是哲学的恰当课题。还有其他哪个学科能处理这些问题？这是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也是一些引发了流血和战争的问题。 布莱恩：现在你能不能再举一个关于道德的哲学的例子呢？ 以赛亚：好吧，我跟你讲个故事，是别人告诉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此人是英国派驻法国的一名情报官员，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受命审讯一名被法国抵抗组织抓到了的法国叛徒。那个叛徒为盖世太保工作过，法国抵抗组织正打算处死他，这位英国情报官员受命对犯人进行审讯，因为他认为能从犯人嘴里获得某些情报，以解救那些仍处在酷刑威胁下的无辜的人。然后他去查看这个叛徒，他是一位十分年轻的男子，这位年轻人对他说：＂我凭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昵？如果你能保证我不被杀死，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但我知道这些人明天就要将我处死。那我为何要告诉你呢？”作为一个情报官员，他的职责是尽可能多地收集情报，因为这可能涉及无辜者的生命。然而他要得到情报就只能说谎，对犯人说：“我会尽力说服他们饶你一命”之类的话，但犯人会看穿这个谎言。假如这位官员说：“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救你一命”这样的话他就可能会得到能拯救更多生命的情报，虽然犯人在发现自已受骗之后，即使只剩最后一口气也会诅咒他。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位功利主义者的话，你会说：“如果这样做可能增进人们的幸福的话，那就说谎吧。”但是当然，也许其他的，比如人际关系，比如不把谎言作为一个人生命中发生的最后一件事，就无法顾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主人公说过：“假如有人问他是否准备以一个无辜孩子的痛苦为代价，换取千百万人的幸福，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难道他的回答错了？功利主义者必定会说：“错了， 明显错了。感情用事， 大错特错。”然而，我们自然并不都这样看，有些人认为一个人完全有权说：“ 我不会去折磨一个无辜的孩子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有些事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的， 无论其代价如何。” 这样一来， 就有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哲学了：一个是功利主义哲学，另一个则是建立在绝对价值之上的哲学。两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道德哲学家的任务并不是规定人们必须选择哪种哲学，而是向人们解释所涉及的价值和发生碰撞的形式，告诉人们他们必须自己决定的问题。当然一个人最终必须承担个人的责任，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布莱恩：有一件事是让许多哲学的外行人所感到惊讶的，也确实让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哲学——他们发现哲学讨论中有如此多的关于词汇和语言的阐述。你能用外行人听来合理的方式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以赛亚：我尽力而为吧。我认为有些现代哲学家坚持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语言，然后人们认为他们做的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人们理解的语言，是词典编纂者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语言。以这种方式理解语言，词典编纂者显然要比哲学家爱好者更厉害。是的，哲学家的确关心语言，因为他们认为， 人是用词语来思维的，因而考察语言也便是考察思想，因此在面对这些困难而又无明显答案的哲学问题时，他们可以先问：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问题？我要寻找的是什么类型的答案？它看起来像是这一类问题， 还是那一类问题？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还是规范的问题？还是二者都不是？更像这个还是更像那个？首先要做的事是将问题分类，这是件很难的事。分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厘清语言上的混乱，这些语言上的混乱可以导致人们的思维混乱，而思维混乱又会造成实践上的野蛮。存在各种我不知道的信仰和各种极权主义国家……纳粹的种族主义信念不就是建立在各种混乱、 包括语言混乱的基础之上的吗？ 这些混乱部分以经验为依据， 部分则不是。“劣等人”的概念即认为存在某些劣等人种，如犹太人、 吉卜赛人、 黑人……认为他们对社会具有可怕的危害性， 因此必须消灭的概念——毫无疑问建立在错误的经验主义的信条上。但“劣等人”这个概念，成为“人”、“劣等人”又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概念考察语言听起来微不足道，我们如何使用“人”这个词，人的本性是什么？成为人又意味着什么？人何以为优、 何以为劣？这些都不再是经验的问题， 而是哲学的问题。 布莱恩：某些语言学家声称， 通过对语言的使用进行分析，他们可以把我们从语言的魔咒中解救出来。换言之， 被语言迷惑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通过对语言的误用的分析能解放我们？ 以赛亚：确实是这样。应该说这正是他们对人类的主要贡献之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被那些希望保留语言的原始用法的人视为危险人物的原因。 德国诗人海涅曾告诫我们：“不要轻视闭门苦思的哲学家，因为他可以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不要把他视为从事着轻微工作的无害的学究，如果没有康德先砍掉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神学家们的脑袋，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掉国王的脑袋。德国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们，费希特、 谢林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不会被恐惧吓退，也不会因为喜欢寻欢作乐而却步，他们会在狂怒中揭竿而起， 把我们的文明夷为平地，相形之下法国大革命就显得仅仅如一场儿戏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力量无疑是非常强大的。 布莱恩：哲学提出的那类问题非常特殊，不是吗？即使是你刚才提的“什么是权利？”这个问题也很不一般。你想深入探究的究竟是一个词的词义呢？还是在探究某个抽象实体的本质呢？这个问题究竟属于哪一类问题呢？ 以赛亚：我想你是想说：当你说你拥有一定的权利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如何发现它是真还是假呢？什么样论点会让你接受你拥有一定权利这个命题的？比如追求幸福的权利，反之依然。有人告诉路德：“人有幸福的权利，或者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幸福。”路德回答道：“幸福？不！苦难！苦难！十字架！”受难是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的核心，它是一种极其深沉的信念，是对现实的一种极其深刻的看法，许多绝不浅薄的人都把自己的一生建筑在这种信念上了。是的，你可以说我们仅仅是问“十字架”“受难”这些词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不是语法学家，也不是词典编撰者，但为了知道这些词的意思，查字典和查百科全书是没用的——这才是关键。 布莱恩：但问题仍然不是很清楚，如果你不打算弄清这几个词在那种意义上的含义。那么你想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毕竟，人类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天才人物，提出这类问题已达两三千年之久，然而井未找到任何普遍接受的答案。这至少说明了这类问题的独特性。 以赛亚：让我们问问自己：什么类型的问题是可以解答的？可以说有两大类问题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是可以解答的。一类是普通的经验问题，即世界上存在什么东西这类问题，科学能作出解答的问题。澳大利亚有黑天鹅吗？有，有人看到过水是由什么构成的？是由某些类型的分子构成的，分子又是由原子构成的。这里涉及的是一些可核查的事实。 常识性的问题也是这样：奶酪在哪里？在碗橱里。你怎么知道？我看过了。这些答案可以认为是极其简明的，正常情况下我不会怀疑，你也不会，这些问题就叫作经验问题、事实问题，是一些可以通过一般常识，或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通过有目的的观察，通过实验，通过对假设进行求证等方法加以解决的事实问题，这是一种类型的问题。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问题，即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提出的那一类问题。首先你设置一些定义，设置在定义里推理演绎事物的一些转换规则，并且你将从这些前提出发以严格的逻辑方式得出结论。这一套规则符合所有的回答和命题，都是可被检验的。但这些东西并不能向你透露任何有关世界的信息，我这里指的是那些与事实问题似乎完全脱节的规范性学科：如数学、逻辑学、国际象棋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无法靠临窗瞭望、或在橱柜中找到，假如我告诉你国际象棋中的王棋一次只能走一步，你却对我说：“是你说的王棋一次只走一步，但有天晚上我看棋， 明明看见王棋一次走了两步。”但这并不构成对我说法的反驳，因为我说的是这是根据下棋的规则，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规则是正确的呢？规则不需要正确，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这就是数学在所有学科中的作用，也是人类知识的一大问题。 有一些问题无法用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方式来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有很多，我刚才提及的两类问题都存在一些明确无误的寻求答案的方法。对于一个经验问题，你或许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你却知道哪一类答案适合这一类问题。如果我问：恺撒活了多久？你可能不知道他具体活了多少年，但你知道如何去找到答案，你知道应该到哪一种书中去查找，你还知道哪一种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你的答案。如果我问：泰国有不飞的鸟吗？你可能不知道答案， 但你知道该进行什么样的实验。但你却可能知道哪一种观察到的情况。天文学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遥远的星球的背面是什么样子，因为从未见过，但你知道如果飞到那儿去的话， 就像飞到月球那样，就能看见了。 规范性学科方面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同样存在一些大家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知道，你不可能靠看、闻、摸、 听来解决数学问题，仅靠代数推论也不可能在经验领域找到答案。我认为哲学问题的主要标志是：你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有人问你：什么是善？或者：人生的目的何在？我们应当追求快乐呢？还是追求正义与真理呢？你将如何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呢？ 还有人问：你所说的真实是什么意思？你怎样区分真实和表象？或者：知识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能确切地知道吗？除数学知识外， 还有我们确切知道的事物吗？如果有， 那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确切知道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 你将如何去寻找答案呢？既然没有现成的解答这些问题，你可以说：不是有专家吗？专家能告诉你什么好什么对，专家能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义务与权利，能告诉你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生的目标 ，你只要听他们的就行了。一个数学家当然能够解答数学问题，我们不认为会有道德家能给出绝对明确的答案。然后人只要能听懂他们的分析， 就必然会接受他们的解答。哲学问题似乎一开始就令人困惑，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解答，通常情况是思考哲学问题会让人脑壳疼。然后就置之不理，不再问及这些问题了。 布莱恩：以赛亚，你现在已经在怀疑哲学的本质了。我想先总结一下我们刚才的内容，再进行接下来的讨论。你刚才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人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最常问的是两类问题：首先，是关于世界的一类问题——人在试图认识、驾驭并应对自己所在的环境，这一类关于世界的问题能通过观察、调查、观测、 测试、 做实验等方法获得——这类问题是事实问题。第二类问题比较抽象， 比较具有规范性——如数学和逻辑学中的问题，或者， 如你提到的国际象棋和纹章学，这类问题无法通过观察世界得到答案——这里涉及的是一定规范内实体间的相互关系。 一类是关于世界的经验问题，涉及调查事实，一类是规范问题，涉及考察同一规范系统中不同事物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问题可以说都属于这两大类。然而你现在却说哲学问题不是这样，哲学问题的标志就在于它根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问题，像 ”什么是权利” 这样的问题，既不能通过临窗瞭望，也不能通过检验规范系统内部是否一致而求得答案，因此你根本不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这种不知如何寻得解答——是否就是哲学问题的标志？ 以赛亚：你说得比我好多了，清楚多了。 布莱恩：这些哲学问题都是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我们不知如何作答的问题呢？可以取得什么样的进展？怎样才能取得进展呢？ 以赛亚：我想你得这样问：我们为什么会敬佩那些讨论哲学问题的思想家呢？因为他们重新制定了问题，从而使某些答案至少看起来有了合理性，当做一件你在意的事却无规可循的话，也就是说你就只能瞎操心。当我们提出像“一切事物都有其目的吗？”这样的问题时，这是什么问题？是哪一类的问题？我在寻找哪一类答案呢？哪一种类型的论点会使我觉得某个回答是对是错？我认为的这就是哲学所关切的。 E.M.福斯特曾经说过：“Everything is like something, what is this like？”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解答哲学问题时会遇到的。如果没有任何明晰的方法，你会一问再问，历史上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一直处于这种相当混乱的状态人们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因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人们的最终价值，教条主义者跟随神圣典籍先师教诲而无所忧虑，然而似乎总有这样一些人有所怀疑，他们不仅怀疑教条还追问：“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回答呢？他们说他们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呢？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他们知道呢？他们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上帝似乎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哪一种答案是对的呢？” 就历史上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有些问题提出的方式已经被重新制定，以至于它们已经属于刚才讲的那两类问题中的某一类了。比如说，以天文学为例，12世纪的天文学被看作是哲学研究的课题，为什么？因为天文学既不纯粹是经验性的，也不是规范性的。当时人们认为行星必然是围绕圆形轨道运行的，因为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至于“圆形是最完美的形状”这个主张既非经验命题，也不是规范命题，因为你既不能通过做实验来确认，也无法单靠数学的证据来给出证明。因此这明显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真理，只要形而上学介入，而且人们也知道满天星斗，包括太阳都必然只能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只要人们知道并且在形而上学或神学的意义上知道，那么天文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哲学。后来， 大家都知道天文学逐步发展成一门观察性的科学，摒弃了形而上学的前提假设，不再受人景仰，而成为了一门物理的经验性的科学，这样，它也就不再属于哲学的范畴了。 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不断扔下一些原来属于它的部分，把它们归到那两大类问题中去。记得我的已故同事奥斯汀说过：“哲学的太阳逐渐喷射出巨大的燃烧气团，这些气团后来凝成星体， 并进而产生了自己的生命。”哲学的历史可以为这一进程提供大量例证。例如，当经济学还是哲学的一部分的时候，它与许多形而上学的假设混为一体，后来经济学却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布莱恩：但是即使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已经分离出去，如你所说的经济学、天文学、心理学或语言学等等，这些不同的学科仍然保留着非常重要的“哲学”的成分。在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会有一些基本的术语，一些基本的概念，如物理学家不断使用的光、质量、能量、速度、重力、运动、度量、时间···政治家不断使用的自由、平等、社会公正；律师们不断使用的有罪、无罪、含义不同的公正···通常在这些领城从事着实际活动的人很少研讨他们所用的术语，大多数物理学家一辈子都没有和别的物理学家争论过光是什么，或者能量这一术语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但如果一位科学哲学家过来会问：我们所说的“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度量”又是什么意思？度量某物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什么？政治哲学家会问：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甚至还有法哲学家，他们会问：我们所说的“正义”究竟指什么是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每一种活动中的哲学部分是要阐明和分析这些活动中的所使用到的基本概念，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不同领域中被特别使用的概念。 以赛亚：我认为没错。 布莱恩：这些哲学问题，比如什么时间？什么是光？什么是善？实际上有点像小孩子问的问题。 以赛亚：是的，孩子们常问长辈这些问题。不过孩子们一般不会问：什么是时间？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能见到拿破仑？如果你的孩子这么问，这很自然。你告诉他：你见不着，他已经死了。孩子又问：为什么他死了我就见不着了呢？如果父亲有智慧的话，会和孩子解释，死亡指的是肉体被土地分解了，拿破仑很早就被埋入地下了。如果孩子也挺聪明的话，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把身体重新拼起来呢？父亲说不行，孩子问为什么不行？接下来父亲需要解说物理学的知识。于是孩子可能又说：那我不想要这个了， 我不要见现在的拿破仑，我想去见奥斯特利茨战役时的拿破仑。父亲说：不， 你见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使时间倒流。为什么不能？好， 这就冒出一个哲学问题了。此处的 “不能“ 是什么意思？表示无法使时间逆转的那个“不能”？是2x2不能等于7的那个“不能”还是你“不能”在凌晨两点买烟的那个“不能”。或者，是“我不记得了”这句话里表示的“不能”，或者我“不能”光靠想就使自己长到九英尺高中的“不能”？到底是哪一种“不能”？这里我们又一头扎进了哲学里。有人可能会说：“时间的性质决定了你不能。”又有一些人可能会说：“不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这个东西的存在，时间就是用来表示“之前”“之后”或“同时”这样的词汇。把时间当作一种东西来谈论，是形而上学设置的一个陷阱。”大多数父亲并不想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会让孩子闭嘴，别问这些蠢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会不断出现，哲学家就是那些不会畏惧并愿意尽力解答的人。当然，孩子最终会出于各种原因而不再提问，而那些继续提问的孩子日后会成为哲学家。 布莱恩：我觉得你需要多说几句，因为我认为对外行人来说最困难的是，他们到底能从试图回答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以赛亚：好吧，这些问题不是无法回答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能够找到答案的，不是无法回答的。通过澄清概念， 有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提错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经验问题，被混淆为规范问题了 。 让我举一个道德哲学的例子，因为大数人一生中都必须同道德问题打交道。假设我们一个部分属于道德、部分政治的问题一个普通的问题：有一种肾脏辅助器很贵， 而且数量不多，这种肾脏辅助器对患肾病的病人有极大作用。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些辅助器仅仅用于重要人物呢？因为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效益。假如一位很重要的科学家患了肾病我们是否应该把有限的肾脏辅助器留给他用呢？如果同时有个小孩就快不行了，只有辅助器能够救他，我们怎样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呢？我们该怎么办？假设没有足够的辅助器，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否能这样问：这两种人中的哪一种对社会最有益？这是一个必须做出现实选择的令人痛苦的问题。 道德哲学家是不会给出“救科学家”或者“救孩子”那样的回答的。一位优秀的道德哲学家会向你解释问题所涉及的各种考量。他会问：你追求的是什么？你十分在意人类的幸福吗？这是你唯一的考量吗？如果是，那么救科学家就是正确的选择，因为相比无辜的孩子，科学家对社会更有益。或者，你也认为人人皆平等吗？每个人都有被拯救的平等的权利，那么就根本不应该问谁更重要这样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价值上的冲突，一方面，你认为应该增进人类的幸福；另一方面，你又认为对人的要求划分等级是错误的。 布莱恩：当你说一位好的哲学家并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对我们现在的讨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认为很多人学哲学，是想要被告知如何生活，是为了获得关于世界的解释，对生活的解释，在我看来带着这种愿望学哲学，是对个人责任的逃避，人不应该希望别人告诉自己该如何生活，也不应该希求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澄清一个人的生活，澄清面临的问题却是件完全不同的事，这样他才能做出决定，才能对自己负责。 以赛亚：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同意你说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获得现成的答案。我记得很清楚，屠格涅夫说他的小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19世纪的俄国读者希望别人告诉自己该怎样生活，他们想清楚地知道谁是英雄、谁是坏蛋，可屠格涅夫就是不说。托尔斯泰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其他很多作家也是，狄更斯毫无疑问也是善恶分明的。但屠格涅夫所做的是将人们如其所是的那样描绘出来，不指导读者，不告诉人们身为作家的他站在哪边，这种做法使人们恼火，人们讨厌这种做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这既不是道德哲学家的责任，更不是小说家的责任。他们的责任是面对问题，给出可供选择的选项，向人们解释有他们的选择所涉的各种因素，然后人们根据自己的信仰作出自己的决定。 布莱恩：有一种哲学，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和最为广泛讨论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确实告诉了人该怎样生活，确实给了人们全部的答案，对世界对历史对生活做了全面阐释。你认为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类型的哲学区别开了吗？ 以赛亚：它在这个程度上与其他这些区别了开来：马克思主义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称我们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解释人类是如何发展的，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当你掌握了这些规律时，你会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生？为什么你会在你所在的社会地位？为什么你会有你所有的想法？因为你隶属于你被给定的阶级，该阶级有其特有的观念，因为它正在与其他的阶级做斗争，你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你在阶级斗争中所在的位置。 现在它成了一个经验的历史理论，虽然他们可能会假装成别的什么，但它实际上是在试图创造一门关于人类发展的科学。在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层面上，当然会在不同类别中使用到不同的概念，但这是一门科学。一旦你了解了社会是如何发展的，然后您就能够更好地实践，更好地生活。就像如果一个了解了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就能更好的理解宇宙，而不会成为未知力量——滋生迷信与恐惧的未知力量的受害者。而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但这不是在它哲学的方面，而仅就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一种经验理论而言。 布莱恩：马克思主义的确提供了一套社会的模式、历史的模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这就引出了一个我想先提出来同你讨论的问题，我刚才谈到，哲学或哲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去阐明概念，但这的确仅仅是哲学的一个任务。概念就像构成我们思考的原子一样，但我们不仅仅用这些原子思考，我还使用我们常说的“模式”思考。例如，当谈到社会时，一些人将社会想作一架机器，由人组成并成某些特定任务，不同的运动部分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结在一起的机器。还有一些人把社会看作一种有机体，像会生长的生物，像橡树会从橡子中长出来一样。根据所使用的隐喻、或者图像、或者模式，您通常会从中得出各种其他实际的结论，并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对政府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态度，等等，所以哲学家的另一项任务是不是对思维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以赛亚：是的，是的，完全正确。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很像某种应用于人类社会的进化论，而马克思对此是完全知晓的，他为自己发现了解决方案而自豪，即我们称之为的“社会发展”，如果类比生物学领域的达尔文主义的话。不管你是否同意，这就是恩格斯所声称的。这意味着这是他所使用的特定的思维模式。 哲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不断变化的思维模式的历史。而对这些模式进行检验，是典型的哲学的任务，再一次，E.M.福斯特说过：“Everything is like something, what is this like？”通常我们向人们解释事物的最好方式是比喻，用已知推出未知，比如你遇到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人是什么？人的本性是什么？你会说：人性很像…像什么呢？就像动物学， 我们对它已知甚多，或者植物学， 我们对它也知道得很多了。 但人性的问题很不一样，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一门适用于所有生物的一般科学，有的话那也是18 世纪的想法了。我们为什么假定人不同于其他生物呢？孔多塞说：研究蜂群和海狸的方法对人也适用，动物学家能发展研究蜂群或海狸的科学，有朝一日，我们也将建立一门以同样牢靠的自然法则为依据的人的科学。 柏拉图，是这一切的开端。我想大概怀特海说过：哲学仅仅是柏拉图的注释。正是柏拉图提出了这些迄今仍然困扰着我们的大问题。柏拉图认为数学的模式才是正确的模式，你可以用某种几何的术语来解释整个宇宙，从某种坚不可摧的终极真理推断出一切，柏拉图试图展示这条道路：当你认识善的理念时，你会理解为何一切必然如此，一切都遵循着某个宏大的数学的模型，一切都在恰如其分的相互配合，就像几何图形一样。 亚里士多德使用的则是生物学的思维模式，其他人使用的是其他的模式。例如，在17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的模式来解释社会，比如社会契约。一个新模式的出现总会让人们它对未弄清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旧的模式，比如中世纪的等级模式：像金字塔或像管弦乐队一样的结构，其中每一组乐器都有被上帝授予的特定的功能。这种模式没有给出真正的解释。我们不再认为国王或伟大的领袖是神圣的，它对普通农民的说法也是错的，事实并非如此，而社会契约这个模式更切合实际些，因此新的模式便把人们从旧的模式压制下解放了出来。然后这个新的模式把旧模式原先展示的真相模糊了，于是它又被另一个模式所替代，使得人们得以从第二个模式中解放，但它同时又模糊了一些，然后第四个模式、第五个模式依次出现。我们从一个模式到另一个模式……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某个模式？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某些特定的情形受到了压迫，因为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们所受到的压迫。 布莱恩：可令人吃惊的是，许多所谓的“普通人”把对思维模式进行检验这件事，看成是一项不切实际的活动。如果你不把你思维的前提假设——尤其是在道德、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假设进行检验的话，你会成为正在统治的正统观念的囚徒，你会成为成为所处时代的现有模式的囚徒。 当然，我们讨论的这些哲学思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实际影响：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些都是哲学思想对人类产生了直接且实际影响的例证。所以，那种认为哲学思想脱离现实生活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脱离现实的，完全不现实的。 以赛亚：完全同意。一般人这样想，是因为一些哲学家使用的语言过于晦涩。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一旦一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一个课题，也会同时专心研究这个课题的细节。不过伟大的哲学家总是能以让普通人理解的方式说话，所以人们至少能通过一些简化的版本去理解他们，我认为，二流的哲学家也许过分拘泥于课题的细节了。罗素曾经说过，我认为非常有见地——伟大的哲学家的核心哲理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的，那些详尽的阐述不是为了解释世界的模式，也不为了讲诉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以击败那些现实的或想像中的反对意见。当然，出于需要就有非常多的天才创作和技术用语，但基本的愿景是明了且相对简单的。你知道上帝的基本愿景、洛克的基本愿景、柏拉图的基本愿景、康德的基本愿景、还有某些当代哲学家的基本愿景，这些都能为普通人所理解，决不是晦涩难懂的。 布莱恩：我希望本系列节目能成功实现这些愿景——让更多人了解哲学，感谢您的光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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