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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秦砖》终于要拿起“秦制”的最后一块“砖”了，三解很兴奋，决定用一个比较长的前言，为各位看官，讲解一下来龙去脉（涉及一些概念辨析，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秦制”在当下，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有人讲秦汉史用“秦制”，讲明清史也用“秦制”来概括，那么，“秦制”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是否被滥用了？如果“秦制”确实对后世的中国式帝国存在影响的话，究竟是哪一部分？ 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恰是《秦砖》的初衷。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已经提到过一个关于“认识”的命题： 古代中国式的经验主义逻辑思维。 说的“哲学感”十足，其实读王安石《洪范论》讲解万物规律，看王阳明《传习录》自述“格竹”，就能发现，中国古代最精英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万物”时的世界观构建，非常“奇特”。 这种“奇特”更是对今人的历史认知（实则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解总结起来，却不过“高、大、全”三个字。 得益于外洋舶来的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各个时代教育中渗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技法，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概念”、“范畴”之类的词汇并不陌生，然而，一旦脱离自己的专业领域，就快速地向“高、大、全”靠拢。 仅就历史认知而言： 所谓“高”，即“高逼格”，通俗地说，就是关注“意义”、“评价”，而非事实本身，甚至于“事实”本身没有意义。 所谓“大”，即“大概念”，通俗地说，就是关注“关键词”，将复杂的历史事实以一个又一个的关键词来进行概括，“关键词”的组合成为事件本身。 所谓“全”，即“全覆盖”，通俗地说，就是关注“规律平移”，将抽象出来的关键词组合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成所谓的“历史规律”，放之历史而皆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高、大、全”清楚地表现在历史试卷上，如“历史意义”、“人物评价”、“名词解释”和“历史规律”，其根源却远在中国古代，而非舶来品。 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自然而然地走向“整体论”和“循环论”，其根基都是“不可知论”，就像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
因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所以，解释“物”，多用“比喻”和“移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互相体会“平移”的“感受”就足够了。 正因为如此，身旁反问，“知道这个有什么用的”人就多有，因为“意义”既然是“赋予”的，我不接受你“平移”的“感受”，自然也就无妨。 这是大众历史传播的基本点，更是一部分“专业历史知识”与“大众历史认知”之间的“接驳点”。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却有新、老两个问题深入骨髓，老问题早在梁启超的时代，就已经在《新史学》中指出：
以三解个人浅见，“旧史学”讨论的“得失之间”，归根结底就是“解释学”，即为已经确定的事实提供一个符合“天理人心”的解释，成为整个“解释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解释系统”因为涉及的“概念”点过多，分别自成逻辑套路，而导致内容庞杂、逻辑混乱，甚至不能简单以“儒学”概括之。 但是，得益于上文中的“高、大、全”思维方式，任何的具体问题在嵌入“解释系统”时，都会削足适履，形成一个最终的“简化版本”以供传播，所以，就会出现只要进入具体问题研究，“简化版本”就千疮百孔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新问题”应运而生，即“解释学”逻辑和“事实”逻辑的疯狂背离。 通俗举例，近、现代军队组织、政府组织，本身是存在“科学”内核的，那么，古代军队组织、政府组织，有没有可能是“反科学”的？ 当然不可能。 用“科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和用“解释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最后呈现出的“现象”，会出现严重的背离，因为前者是基于“信息颗粒”的切割和科学重组，而后者则是基于“前人解释系统”的文本结论，具体地说，就是“某某人曾经曰过”。 非常不幸的是，我们的诸多“历史常识”，实际上就建构在这种大批量的“反科学”的逻辑之上而不自知。 “秦制”，正是这一系列“历史常识”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诸多历史讲述的起始，对它的重新切割和去魅，将原本人们心目中由“统一”、“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军功授爵制”等等概念构成的“大秦帝国大厦”，重新切割，分解为一块块“事实”的“秦砖”，正是三解的初心所在。 本文，将补齐最后一块“砖”，秦帝国的经济管理与财政。 一 在上一篇文章《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中，三解提到了三个秦朝的行政文书概念：“计”、“课”和“程”，并粗略讲解了他们在秦帝国文书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其实，它们还是认识“秦制”经济管理的一把钥匙。 里耶秦简中保留的“课”的“细目”最为详细，也最能说明问题：
这一段引用非常之长，又非常重要，基本不用翻译，其共同点在于，所有的“课”都是对“数字”有要求的科目，比如“马产子课”，实际上就可以替换为“马产子数”，也就是典型的“数目字管理”承载。 共性谈完，要谈个性，比如带“田”字的，竟然有两个，一个是“田课”，一个是“田官课”。 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一文中，三解讲解了“田”和“田官”的区别，“田”是对编户齐民进行耕种管理的吏，而“田官”则是对官有田地进行耕种的吏，前者偏管理，后者偏经营。 “田课”明显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其下只有“䰍园课”一项。 “䰍园”即“漆园”，即种植漆树获取生漆的园圃，在里耶秦简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这是一个秦始皇三十七年的支出报账单，签发人是迁陵县贰春乡的“主漆”，这肯定不算个官职，而是个“职分”，其内容是迁陵县库所属的手工生产，收到并使用了贰春乡的三升漆、十一升饮水，榦是支撑用的木材，具体用途不详。 此处的亮点在于，“主漆”设在“乡”一级单位，而能够给“迁陵库工”提供“饮用水”，就意味着，“库工”是在贰春乡工作并收受物资，也就是划定了“漆园”的位置是在“贰春乡”。 而“䰍园课”又属于“田课”，也就意味着“䰍园”的上级主管单位是“田”，对“库”这样的县属平行单位签发文书，却并没有上报县中的“都田”或是由驻乡的“田部啬夫”签发，对于认识“田”的身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直白地说，即秦朝的“田”实为“都田啬夫”（见《二年律令·秩律》）的省称，“都田啬夫”之得名，即在于其驻所，应为“县”之“都乡”，也就是“县廷”所在地的“乡”，此处的“田部”配置是最齐全的。 而此外的“乡”则称“离乡”，“官佐”称“离官”，见《秦律十八种·效律》：
“库”的“离官”，上面的简牍中有“库工”，“主漆”自然就是“田”的离官，而“田”居于“乡”者，并不像“乡部”一样每“部”都设啬夫，而是以“田佐”、“田部史”这样的“离官”掌握具体业务和文书，“主䰍”在名称格式上类似于“县令史”的“主某曹”，又负责签发文书，极有可能是特定职责“田部史”的别称。 关于“主漆”的具体管理，在《秦律杂抄》中有这样一条律文：
这里的“殿”和“比殿”，都是年度考课的结果，啬夫会受到罚一甲的惩罚，是最大的责任人，而在他之上承担连带责任的是县令、县丞，惩罚要减等，只罚一盾，而需要注意的是“佐”，应该就是“离官”属于乡的“田佐”，再往下则是具体做工的“徒”，“络组各廿”按照整理者的解释也是“罚款”，即上交20条绳索。 “徒”呢，一般理解即为刑徒。 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一文中三解介绍过，地方的刑徒管理，有“司空”和“仓”两个系统，当然也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传统，比如“司空”管理的“城旦”，其本意就是修筑城墙的犯人，而“仓”管理的“隶妾”，则是官有奴隶。 这些刑徒和官奴，秦帝国是不会白养着的，除了给官啬夫、令史派遣的“养”，也就是私人服务员之外，更多的是从事生产、经营工作。 而“田”所受的“徒隶”，在简牍可见的部分，数量远比“田官”要少，且“仓隶妾”和“小舂”，实际上都是“女性”，前者是女奴，后者则是未成年女性刑徒，也就意味着，“田”所辖业务的奴隶劳动相对较轻，也符合漆园的工作性质。 综合来说，“田”的核心业务仍是对编户齐民的“田政”管理，“刑徒劳动”只是对“漆园”这样的特殊业务服务，因为其居住地、工作地都在“乡”内，以“乡”为经营单位，所以才由驻“乡”的“田部吏”经营，属于额外的附属业务。 与之类似的还有“乡课志”、“司空课志”、“尉课志”，都属于管理部门，却承担着一部分“数目字”的考课。 当然，“乡课志”中可以辨认的“黔首历课”、“寡子课子课”、“司空课志”中可辨认的“舂产子课”和“尉课志”中的“卒死亡课”，肯定不属于现代人理解的“经营”范畴，全部与“人”有关，比如“新生儿”、“死亡”。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引用了《秦律杂抄·牛羊课》和《厩苑律》的内容，分别展示了： “生”和“死”的格式。 “生”有指标，如有10头母牛，1年后必须有6头生牛犊，10只母羊，1年后必须有4头生羊羔，否则主管的吏受罚。 “死”也有指标，满10头牛有1/3以上的死掉，不满10头，死3头以上，主管的吏要受罚。 也就是说，“舂产子”、“卒死亡”，乃至于“仓”所管的“徒隶产子”、“徒隶死亡”和牛、羊、马、猪、鸡、狗一样，都是有比例指标的！ 如果说，徒隶、居赀是官奴隶、刑徒和债务奴隶的集合体，属于“特殊阶层”，在法律上视为“非人”，“卒”，却是编户齐民轮番担任的，也就是“大秦帝国粉”口中的“大秦锐士”的主体，他们的生命，也有指标……
二 在《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一文中，三解为大家科普了“徭、使”的概念，一个编户齐民的平民，从7岁开始，就注定进入了“为大秦尽义务”的系统里，这个年龄，倒是与刑徒平等的。 在人们众多的错误历史常识里，将明清社会生活平移到秦汉社会，是非常常见的谬误。 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权对于百姓的生活干预非常有限，从社会中获取的资源也非常有限，“皇粮国税”和“徭役”，也就是“税”和“役”是最基础的负担，此外唯一可称为大宗的“间接税”就是“盐利”（包括盐税和捐输等）。 而“秦制”政权，却是完全不同的图景： 一方面，是对于编户齐民的“赋”、“税”、“徭”、“役”，根据不同的身份、年龄进行了精细的区分和制度安排，以达成更高比例的榨取； 另一方面，则是在编户齐民之外，建设了一整套的“官营经济体系”，比如上述的“课志”所及的业务，只有一小部分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范畴”，绝大部分都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经营范畴”，哪怕是那一小部分现代意义的“管理”，在秦汉法律意义上，一样属于“经营”，因为“人”，也是牲畜一样的生产经营资源。 而“课”，就是对这些“生产经营资源”的经营成果进行统一制度性约束的“数字指标”。 “课”的评判，按照简牍整理者的解释是定期进行的经营成果评比排名老幺，则称“课殿”，排名第一则称“课最”。 根据就是《秦律十八种·厩苑律》：
这里的“大课”，让很多研究者犯了嘀咕，甚至认为一个县有多个田啬夫，所以才会有“评比”的“殿、最”，其实，当我们看到上述种类繁多的“课志”之后，已经可以理解，“课”作为一种“指标考核”，最重要的评判是“达标”，而不是“比赛”。 所以，课“最”，实际上是“达标”，而“殿”则是“不达标”。 不过，正因为“课”的数字指标往往是“比例”性质的，所以，秦律中所见的“课殿”处罚，要比“不中程”的处罚低得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前者的“比例”实际上是一个“经营行为”，属于“增量约束”，而后者的“标准”则是一个“管理行为”，属于“底线约束”。 比如《商君书·定分》中说：
这里是对于“吏学法令”所设置的“程”，规定日数内，必须达成学习成果，否则要惩罚你。 再比如之前早已引用过多次的《二年律令·行书律》：
这个行书的“程”，实际上是预设了两个常量，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距离，然后推导出每一件邮人行书的“程”的日期数，这个数字不是可伸缩的，是刚性的“底线约束”。 而其产生，可参考里耶秦简的“御史问直络裙程书”：
“举事可为恒程者上丞相”，翻译过来，就是公事中可以定为长期管理标准的要提交给丞相，而“络群直”的意思是“络裙”，也就是军装的价格，洞庭郡要上报给丞相。 注意，这里有“恒程”二字，也就说明有“不恒”，或者说临时的、短期的管理标准，比如在《2000年的轻税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中已经提到的“税田”、“舆田”的“取程之制”，在秦汉算数书里，对于禾、枲（大麻的雄株，只开雄花，不结果实，称“枲麻”，古时用以织褐编履。）、麦的程（计量单位产量）都不一样。 哪怕是同一种作物，比如禾的干禾、湿禾也不同，枲的大株、小株也不同，“程”总需要重新评定，正如岳麓秦简中《为吏治官及黔首》简文：
而“恒程”，就完全不同于上述的“干禾”、“湿禾”，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放之一郡而皆准、放之一县而皆准，自此之后，就以这个“常数”计算成本、存量、达标等等。 所以，“课”和“程”的区别，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三点： （1）性质不同，“课”是“经营性指标”，“程”是“管理性标准”； （2）内容不同，“课”在不同单位间，是“变量”，“程”是“常量”； （3）作用不同，“课”是“考核官吏的尺度”，“程”是“必须执行的标准”。 由于材料有限，我们现在很难确定“课”一定是上级下给下级的，以及“程”一定是上级要求下级上报，再由上级认可的，但是，从常理上推测，似乎应该如此，暂且搁置不论。 那么，当我们确定了“课”的性质之后，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信息呢？ 答案很简单： “秦制”国家具有鲜明的“经营性特征”。 也就是说，“县”之下的“诸官”，以及“都官”中的一部分，比如在陕西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官印封泥中就有“郎中左田”、“郎中西田”、“铁兵工丞”、“弩弓室”、“造工”等明显带有生产色彩的官职，都是当时的“官营生产单元”。 必须指出的是，后世的中国古代王朝并不缺少类似的“官营生产单元”，但是，这种“生产经营组织”下沉到“县政府”之中，成为县廷组成部门，就属于“秦制”的绝对特色了。 当然，再加上《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一竿子捅到底的“上计”制度，“经营国家” “文书国家”，秦始皇不但是个帝国的君主，还是一个分公司遍布近千个县的企业家…… 三 那么，“分公司”都有哪些呢？ 先上一下简牍，《新见里耶秦简牍资料选校（一）》中刊载的《迁陵吏志》释文：
以迁陵县所代表的秦代县级机构来看，有如下几个分类：
“校长”的职责，在《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刘邦》中已经细述过，属于“治安官”和“职业军官”合体；“令史”的职责，在《萧何，人杰出“少年”》中也已经详述过，属于典型的“文书”和“会计”。 唯一没有细说的就是“官啬夫”和“官佐”所属的“诸官”，当然也是最有意思的部门。 按照《迁陵吏志》中“官啬夫”的编制，共有10人，参考《二年律令·秩律》中的县吏配置，包括：
还有2个疑似未设的职位，“都市”和“传马”，前者因迁陵县编户人口稀少，相关的案例中并未见到“都市啬夫”参与程序，后者则是因迁陵县地处水网地带，或许有“传舍”，但未必有“传马”。 剪掉之后，还剩9个：
当然，这些只是西汉高后二年的“有秩”啬夫，还有一些“斗食”啬夫，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也就是说，秦代迁陵县的10个官啬夫编制，也有可能有“斗食”吏存在。 当然，这些不是重点，基层官吏秩级的问题，我们下文详述。 重点是，“官啬夫”的分职执掌，也就是进一步分类： （1）司空、田、厩、仓、库、少内、都亭，这是一类，即经营管理产生“效益”的部门； （2）候、发弩，这是一类，即军事（社会）管理，不产生“效益”的部门。 当然，前一类的部门职责，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职能”，比如“司空”，就包含了对刑徒的管理，“田”也包括了对编户民的田籍管理，“仓”也包含了对隶臣妾的管理…… 但是，其共性在于，它们的业务对象，全部都是“公家”相关的事宜，如“官吏廪给”、“刑徒廪食”、“刑徒授衣”、“刑徒作务”、“公物收纳”、“交易押金”、“马牛饲养”，全部都是针对“公家人”，或是“公家物”。 这些“部门”，完全不同于现代政府机构，甚至不同于后世古代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公共服务性”、也没有“公共管理性”，而是纯粹的“服务公家”（如车马迎送、官吏厮养等）或为“公家”获取“物资”（兵器制造、官田经营、官畜孳息等）。 更吊诡的是，这些“县廷”所属机构，看似存在“管理”职能，后世王朝自编户民身上获取的资源的“最大头”——“粮食”、“税钱”和“力役”、“兵役”，这四个要素，只有“部分参与权”，比如“司空”涉及“发徭”，却也只是“涉及”，而非决定。（见《2000年的“善政”童话：汉初休养生息的真相》） 真正的基层执行者，实际上是在“乡部”。 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三解详细解释了秦代“乡部”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在汉代的“继承”，其权限包括：
“役”之先后，“赋”之多少，这是数据定籍的任务，也就是帝国的基础统计单元，“主民收赋税”，就是执行征收“赋税”的任务，相当于在秦、汉时代，“乡部”即履行了明、清县政府中“钱谷”、“刑名”两大职责中的一半。 这一事实，恰恰印证了三解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秦制”下的“县廷”，实则为“周制”下“朝廷”的“简配版”复制，其真正的“治民”权限，根本上是下放到了“乡部啬夫”一级，而“县廷”则是一个“无君之国”。 这个“无君之国”的建制原则就是“小而全”，是对“诸侯朝廷”的“细胞分裂复制”，而整个“秦制”的财政与经济管理系统，正是以“一个大细胞周围簇拥着无数一模一样的小细胞”的方式集合存在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后世王朝财政的“条线管理”或是“强干弱枝”，乃至于“国库”。 而在任意一个“小细胞”之中，被上级官吏以“课”的方式督导“经营效益”的“诸官啬夫”，在“小细胞”的区域内建构了千丝万缕的“分工协作”关系，比如上文所及的“漆园”为“库工”提供原料，其成品数量，成为“诸官”上报“县廷”原始数据，附上“课”要求的数字，就构成了“课志”。 原始数据以“课上金布副”，也就是“各种课”的副本抄录上交“金布曹”这种文书形式进入“县廷”，比如“漆课”就以一种单独的“课”名，与之前的“田课志”中的“漆园课”重复，这也就意味着，“课”是有多份副本上交“县廷”中不同的“曹”，同一个数据多处拷贝，一份备监察考核，一份备“上计”核算。 “课”的数据，实质上是“县廷”对“诸官”的“经营效益”进行管理的依据和成果，看重的是“预计”与“实数”的关系，进行结果考评。 那么，“县廷”如何核实这些数据的真伪呢？ 这就涉及到了“令史”的另一个重要权限，就是里耶秦简中所提及的“视平”，即监督物资出纳。 具体的细节见里耶秦简：
这两枚简，均为“简首涂黑”的签牌，应属于某个项目下的子类，但其作为“题名”的信息已经不少。 前者囊括的是秦始皇三十年四月到九月的“半年”总集，集纳的是期限内的“仓曹”应“统计”所及的“禾稼出入券”，并已完成程序。 后者则是秦始皇二十九年全年的“仓曹”应“统计”的“出入券”，还没有完成程序，所以所有的“出入券”，类似今天的“收支单据”被存放在一个编号为“甲”的容器中，等待全年的集中统计。 也就是说，“仓曹”作为监督“仓”的物资收支的会计部门，以“禾稼出入券”或“出入券”作为“收支单据”，到一个统计周期末，要以之为根据，集中对账。 至于说账目本身，则有“月言簿”、“四时簿”等以“月”、“季”为单位的常规账簿，提交上级。 也就是说，月、季、半年、整年，都有“计”，也就是要整理账目，而并非专指年末的“上计”。 这条由“诸曹令史”主导的“计”业务线，是与“诸官啬夫”主导的“课”业务线并行的，各自统计，并由“诸曹”在岁末对账审查，也就是核对计算两本“账”。 四 作为“会计部门”，“诸曹令史”手中的“计簿”，才是真正意义的“某县公司账本”，或者说是“资产损益表”，只不过秦代的账本不是用人民币计数的，也不是用半两钱计数的，甚至根本没法“货币化”，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之分，所有账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动资金”，并详细分科。 见里耶秦简：
在这之中，“数字单位”无数，有“头”，有“匹”，有“钱”，有“日”，也有“件”，有“辆”，有“石”，有“斤”，做成一份“资产损益表”的可能性是零。 甚至，我们可以将其中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提取出来，仅五种：
占总项目数的5/28=17.86%。 涉及农作物的科目提取出来：
占总项目数的3/28=10.71%。 涉及人力的科目提取出来：
占总项目数的4/28=14.28%。 涉及公物的科目提取出来：
占总项目数的15/28=53.57%。 以业务对象分，应有两种：
尽管“计簿”也像“课志”一样门类繁多，并不局限于“公家”，也包括“民间”，只是“社会管理”的成分仍然极小，仅有“田提封计”和“鞫计”算是比较纯粹的“社会管理”数据项目，“乡户计”、“徭计”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特征。 也就是说，至少在财政功能方面，秦代县级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只占“全部职能”的1/7，即14.28%。 信息分解到这个程度，足够指出秦朝财政与后世王朝财政的根本区别了，具体来说： 县级财政单元的“诸官”都有“生产经营”功能，这些“生产经营”行为的“成果”或称“产品”，才是服务于“社会管理”功能的“基本器材”，所以，县级“公物”的“计簿”占到总项目的53.57%。 如，水邮路需要的船、武库需要的兵器、刑徒授衣需求的布、驾车用的马、力田用的牛、祭祀需要的羊、乃至于武库需要的竹箭、转输用的大车等等。 而这些内容，在后世王朝，往往是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存在的，或为“发役”、或为“购买”。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现存的“秦印”显示，“朝廷”中的“诸卿”和“宫官”也各自拥有“生产经营”部门，这也是“县廷”从“朝廷”复刻功能而塑造的一个证明。 所以，“秦制”下的“朝廷”与“县廷”一样是追求“自给自足”的财政单元，而非“统收统支”的“主从关系”。 当然，在农业社会中，所有生产的基础就是“食”，获取它的方式其实就是财政制度的根基，往前一步才是满足供养、维持“社会管理组织”的所需，再向前一步才是“社会管理组织”扩张和竞争所需调用人力资源的“徭”和“役”。 基础的“食物”资源，取自于土地，也就是“田部佐”通过对编户齐民耕种的土地“度稼得租”而确定的“田租”，以及“田官”通过对刑徒在官田上督促耕种所得的全部收获，以及“戍卒”在官田上耕种的全部收获，完全包括了未加工的农作物“禾”、“麦”。 也就是说，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将“秦制”下的基础财政收入“两分”考虑： 一部来自“编户齐民”； 一部来自“官营经济”。 但是很明显，在一个财政单元之中，对基础财政收入的收储渠道是唯一的，禾稼，包括粟米、稻米、麦等粮食与刍、藁等饲料，均进入“仓”。见《秦律十八种·仓律》：
翻译过来就是，谷物入仓，以一万石为一积而隔以荆笆，设置仓门。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仓啬夫和乡主管稟给的仓佐各一门，以便发放粮食，由他们独自封印，就可以出仓，到仓中没有剩余时才再给他们开另一仓门。 ……已满万石的积和虽未满万石但正在零散出仓的，不准增积。在栎阳，以二万石为一积，在咸阳，以十万石为一积，其出仓、入仓和增积的手续，均同上述律文规定。 谷物、刍藁入仓，都要立刻记入仓的薄籍上报内史，刍稾都以万石一积，在咸阳以二万石一积。其出仓，入仓、增积和核验均同上条关于谷物的规定。 供养、维持“社会管理组织”所需的“财政收入”，尽管在各个“生产经营”部门中存在诸多分工，其收储却在一个点上交汇，那就是“少内”和“大内”。 见《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注意，哪怕是供给刑徒、官奴的褐衣，也就是粗麻衣服，剩余超过10件以上的，要输送“大内”，“大内”是“內史”的“物资出纳”，又负责咸阳的徒隶褐衣的发放，其设置正好与“县廷”的“少内”对称，说明，县中下发褐衣的应是“少内”。 而“余褐”的“余”字就说明了，县“少内”的褐衣制造数量本身应有预算，只有超出部分才需要输送“大内”，这个预算数字，自然会产生对“枲”这种存放在“仓”中的原材料的消耗、也会产生对“布”这种归属于“少内”的半成品的消耗，更会与“徒隶员簿”产生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褐衣”这种“公物”的结余，应该是由“少内”到“大内”的物流路径，类似的还有其他的“公器”：
翻译一下，即各县、都官在七月处理已经无法修理的官有器物，器物上有标识的应加磨除。铜器和铁器要上缴作为金属原料。都官所处理的器物应运交大内，由大内收取变卖，至七月底完毕。 都官距大内路远的运交给县，由县收取变卖。处理时如有物品不能拖延时间，要求先卖，应以文书将其情况及时报告内史。所处理物品如无法变卖而可以作薪柴和盖障用的，仍应使用 ；无用的，始得烧毁。 “仓”和“太仓”（太也通大），“少内”和“大内”，从上述律文可知，并不是以“大小”区分，也不是以“高低”区分，而是以“都-离”区分，“內史”统辖者为“都”的收储机构，而“县”统辖者为“离”的收储机构。 这种财政逻辑，并没有因为秦国设“郡”而改变，一直到秦朝灭亡，“郡”一级都不是一个独立的财政单元，也就没有与“內史”形成“都-离”关系。 这也是我们看秦朝的“上计”制度中，仍然存在“县”向“內史”部分“上计”的原因。 五 在上期文章里，其实三解已经指出了，“郡”在“秦制”中就是个“军分区”，在财政上，体现的尤其明显，其可见的相关职责，往往与军事有关。 不过具体的制度安排，非常奇特。 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这条律文在讨论秦汉赋税的文章中早有引用，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五月户赋，以六月望日入之，岁输泰守”的说法，即，五月的户赋16钱/户，每年都要送往郡守处。 又规定了“勿令典、老挟户赋钱”，也就是说，“户赋钱”应为“乡部”收取的。 仅仅十几年后的西汉《二年律令·金布律》的规定却完全不同：
注意，其中有“县道官勿敢擅用，三月壹上见金、钱数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上丞相、御史”的说法，“上二千石官”的不再是“钱”本身，而是“金、钱数”，也就是文书告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中还有一条：
这条之前也引用过的简文与《二年律令·金布律》对照，基本一致，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稍入钱”和“户赋、园池入钱”的表述区别，据整理者考证，“稍入钱”即少量多次的金钱收入，“园池入钱”应该可以计入，“户赋”则完全不同性质。 此外，关于“户赋钱”的征收，《二年律令》编入了《田律》：
“田部”负责征收的是“田租”和“刍藁”，其上家是“县”，而“乡部”负责管理人口，其上家是“郡”，也就意味着，“户赋”的部门归属和使用流向在秦、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郡”落到了“县”。 其中的原因，自然要从“郡守”的职责来找，按《二年律令·置吏律》记载：
这里面“郡守”的职责，实际上就两个，一个是日常的官吏开支和刑徒供给，一个是物资调拨和输送。 但是，在秦朝，这两个职能，实际上都在“县”中解决，前者已经很清楚，廪食来自“仓”，褐衣来自“少内”，“郡守”所在的也一样是“县”城，自然相应的配置齐全，无非是文书的“请”或告知，具体的运作完全不关“郡”什么事儿。 至于物资调拨和输送，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意思是，在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下诏书，要求各“县”立刻兑现对从军者的“购赏”和“免债”激励，并必须给予“现钱”。但这只是理想的原则，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请求有所变通，即“县”可以用“禁钱”之外的钱完成兑现的就尽快下发，如果不够，先各自向“属所执法”申请，由“执法”来负责调剂各县的“现钱”，还不行，就上书御史大夫，请求使用“禁钱”贷给“县”，“县”回头偿还。 这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在秦朝的“县”级财政之中，包括“禁钱”与“不禁钱”，“禁钱”就是上文中《金布律》所提及的“县道官勿敢擅用”，有资格调用它们的，只有“御史大夫”，还是要以“贷”的方式，而非“拨付”，也就意味着“禁钱”实际上是“秦王”、“秦始皇”的“私产”。 这一点，恰恰与《史记·平准书》所提及的：
山川所出，其实就是手工业原料，变成钱，就是“官府作务市受钱”，也就是官营手工业销售所得，园池市井租税之入，正是市租、质钱、园池入钱，合在一起就是“天子”之“私奉养”，“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反观“不禁钱”，其跨“县”调动的权力在“执法”手里，“户赋钱”又直接输送太守，则应该就剩下“赎刑钱”和“赀债钱”，其实这也符合战国时代的常例，《荀子·议兵》中就提到：
齐国人崇尚技击之术，也就是个体的武艺，得一个斩首就赐“赎锱金”，这个“赎锱”其实通假“赎赀”，也就是犯法者掏钱赎罪掏的钱，这个过程，国家一分钱不出，所以称为“无本赏”。 类似的“赏赐”，后世的汉武帝也做过，见《史记·平准书》：
对这个赏赐，《集解》引汉书音义曰：
也就是所谓的由此百姓到彼百姓，朝廷一分钱也不出，所以，“县”财政能够调用的货币资源，很可能也是类似的模式。 说回到“郡”的货币收入，郡守所收到“户赋”，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就是汉代“算赋”的作用，见《汉书·高帝纪》“八月，初为算赋。”条下注引如淳曰：
在之前的文章中，三解考证过，“算赋”就是《汉书·惠帝纪》中提到的“军赋”，其用途就是“为治库兵车马”，而其产生的时间是在汉高帝四年，其任务却不可能凭空出现，在这之前，肯定也有一项财政支出来执行这个任务，而我们结合上文可知，恰恰是在西汉建立之后，“户赋”被划归了“县”财政，也就意味着，秦朝的“郡守”极有可能是以“户赋钱”来“治库兵车马”，因为这恰是秦朝“郡”级单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现实是，秦国、秦朝的“武库”与“太仓”、“大内”不同，并非只有內史的“独一份”，而是有“郡武库”的设置，见徐龙国《秦代武库初探》（刊于《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3期）通过对出土兵器铭文的研究指出，秦国、秦朝都在咸阳有武库的设置，其中的兵器由工室制造，具体来说，由少府工室、寺工、属邦工、诏吏等部门主管，武库本身也有兵器铸造，其地点则散在“西”、“雍”、“栎阳”、“咸阳”四处，也就是秦国的四个古今都城。 而地方的武库，可以确认者，即“上郡武库”，而“河东郡戈”上也有“库”字，“蜀郡戈”上则有“武”字，或为武库之省称，另外，修武、商、上党等地应有武库，不过秦国、秦朝县中也有“库”，从里耶秦简所见的迁陵县“库”的情况来看，有弩臂，有库兵，同样有大量的武器储备，并进行跨县，甚至跨郡的调拨，都说明“武库”的设置很普遍，但“郡武库”存在，毫无疑问。 在此条件下，“郡守”这个军分区司令，通过“户赋钱”的专项收入来“治库兵车马”，完全合理，之所以到西汉高后二年，“户赋钱”入县财政，根本原因就在于汉高帝已经以“特别税”——“算赋”代替了“户赋”的角色。 这一点，也可以在西汉景帝初年的凤凰山10号墓中出土的“算簿”中得到佐证，这份“算簿”中征收的“算钱”共有几个事由：
正好是《二年律令·置吏律》中提到的“郡守”职责，只多出了一个“缮兵”，属于“算赋”的“本职”，可见，绝非巧合。 六 在抓住了“仓”—“太仓”、“库”—“武库”、“少内”—“大内”这几个核心收支条线之后，再来看秦帝国的财政，就能深刻理解它的配置原则，是以“内—外”、“此—彼”的思路，“圈套圈”构成的。 这个体系中，最核心的是为秦王、皇帝服务的“宫官”组织，他们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 与“宫官”组织并立的是地处咸阳都城的“诸卿”组织，他们只有并不完整的生产经营体系，比如“属邦”就设有工室。 在都城之内，还有一套与上述组织不产生生产经营关联的“咸阳县”的组织，是按照诸县的结构进行构造的，其大体上，只与“內史”产生物流联系。 在都城之外，则是一套独立于“都城”体系之外的“內史”组织。在秦国时代，担当了“国库”的角色，包括“大田”、“大内”和“太仓”，整个“內史”辖区内的各县日常开支所余物资，会就近“传送委输”到“大内”和“太仓”，成为都城之内的“宫官”、“诸卿”组织财政支出的来源。 在秦朝时代，完全继承了上述“物流”规则，却并没有拓展到全国范围，仍旧提交“內史”的不再是“物流”，而是包含仓储清单的“文书流”。 也就是说，就财政收入的“物流”体系而言，秦统一之后，“咸阳”仍和统一之前一样，是“內史王畿”的“物流中心”，而不是天下46郡的“总物流中心”，“统收统支”制度从未建立，汇总到“都城”的只有记录“县”级财政单元的“收支结余”的文书。 这种制度的现实，也就意味着过往众多秦汉制度史著作中对于“上计”制度的描述完全错误，以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的描述为例：
可见，在里耶秦简公布之前，学术界对于秦汉上计制度的理解，是“计课合一”的，其间，最大的错误在于对“管理逻辑”的误解，即由“下级”提交预算，国君认可并责成完成，事实恰恰相反，“课”自始至终是自上而下的，其产生的依据是著于律令的“计算公式”，其适用的范围也是“经营效益”，而非全局性的“社会管理”。 诚然，秦汉简牍对地方发徭、兴作、用卒有明确的地方上报预算制度记载，但这种误解更大的问题在于，将“秦制”国家在“社会管理”层面的“预算管理”泛化到全局层面，也就完全扭曲了“秦制”国家的本相。 “秦制”国家的统治逻辑自始至终都是自上而下的。 “计录”在行政管理程序中直递皇帝，意味着这种自上而下“权力”的绝对性。 “管理”和“经营”行为本身都不可能“上计”，皇帝对地方官员的考察，实际上是通过“监御史”的“计冣”来完成的，也就是作为“大会计”，对“都”、“县”各处的“课”和“计”进行核算，得出“动态”结果后告知皇帝。 秦简记录表明，“诸曹令史”提交的内容包括：
这里的“计冣”，取《说文》中“积”的意思，也就是每个上计项目各自的“积数”，即“合计数”，不上缴原始的“出入券”和流水账。 “志”，取的是“记”的意思，比如《迁陵吏志》就是人员编制记录，其记录的方式就是“编制数”多少，后为“实际数”多少，不符部分的“事由”说明，“课志”也应该是类似的格式，即前为年初“课”多少，年底“实际数”多少，未达成部分应说明“事由”，最终汇总总数。 “群课”，也就是“课志”下编列的种种“课”的名目，按照秦律的规定，“课”的文书必须符合“式”的要求，也就是说，“课”有专门的文书格式，而非流水账或是合计数，而是依照编目原则，每一“课”单有文书，其作用在于，为“监府执法”提供考核官吏的“上攻”的依据，同时，对照“计冣”会计账目真伪。 “徒隶员簿”，不必细说，就是刑徒、奴隶的员额簿册，参照西汉的《南郡卒更簿》，其记录方式也是分类数字，而非具体的名单。 按照秦律规定“县官上计执法，执法上计冣皇帝所”，也就意味着，在“执法”的层级，上述文件、账目即必须完成复核，最终形成分类“合计数”，上送皇帝。 秦始皇看到的，就是全国近千个县的“计冣”，哪怕科目再少，也不止上文中引用的28项“计簿”，也就是近3万份“数据”节略。 将这些“县级”单位的“计冣”，与诸卿、宫官诸令（尤其是少府令）治下的诸多产业的“经营效益”与开支的数据“计冣”相加，再加上“內史”掌握的“太仓”、“太内”、“中央武库”和“郡武库”出入数据的“计冣”，基本上就是秦朝狭义财政的“总账簿”。 广义的财政，还要将“发徭”、“兴役”、“行戍”这些人力资源的调动，与“郡守”调配的“户赋”综合计入，视为“支出项目”。 当然，这只是“账本”，也就是静态结构的描述，当帝国内部的“物流网”开始运转之后，动态结构所产生的成本，全部被忽略不计，成为“淹没的成本”，伴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空间距离的几倍、几十倍放大，这些成本给民众所造成的负担，总量根本无法计量。 通俗地说，纸面上完美无缺，实际上却是怨声载道。 对于大秦帝国而言，这一缺陷仍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出现在“内—外”的逻辑是，即作为帝国的统治者，“天子的私奉养”确实“不领于天下之经费”，但其生产、经营和变现，全部是通过“公家”的“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赚钱我要，成本你背。 这种“公私不分”的财政组织形态，遍布着整个“秦制”，比如《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中有如下记载：
这两条简文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明确了一个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秦制”下的“服徭黔首”到底要不要国家供应粮食？ 答案是，无论是在“工室”中服役的“践更者”还是为军队“长挽粟”的“徒”，这些编户齐民身份的服徭者，全部都要“自带干粮”，如果没有，只能向“县官”借贷，也就是说，虽然你做的是“公事”，因为你的身份，你就没资格吃“公家饭”，只能自己吃自己。 对于“黔首”而言，唯一可以吃“公家饭”的机会，就是“入屯”，按照秦律的规定，“入屯”为兵后，就可以享受“廪食”。 上述的现实都表明，“秦制”财政的“公共性”完全是残缺的，在“君”、“公”、“民”三者的关系里，一直是“君”通过“公”的手段对“民”的利益进行侵占，这种侵占，从经济利益甚至蔓延到了人身自由。 秦律通过繁苛的财产惩罚条款，让“秦制”下的贵族、官吏、黔首，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交命，高效地生产“刑徒”、“居赀”等官营经济所必须的人力资源。 七 关于秦朝“刑徒经济”的研究并不少，但是由于具体数据的罕见，使得人们在明知“秦制”下刑徒、居赀、隶臣妾在“都”和“县”普遍存在，并参与了全部官营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仍旧无法估量“刑徒经济”在整个秦帝国经济中的占比，只能从一些细节中管窥一二。 见《里耶秦简牍校释》：
由于司空厌没有及时上报徒隶缺少的情况，而延误了耕种，导致迁陵县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耕田数量，导致土地荒废没有产出。司空厌因此而被耐为司寇。 这个惩罚的根据是国家的“令”，其中明确提到了“徒隶”的工作分配种类，包括：
除此之外，就是“田”，也就是进入“田官”进行劳作，而且比例早有设定，就是总数6人要有田徒4人，即从事农业生产的田徒要占总数的2/3。 如果徒少或者无徒，要向“治虏御史”申请，由“御史”平均分配，而采取的文书方式是“簿移”，而非“上请”，也就意味着这个“治虏御史”应该设在“郡级”单位，所以才能“均予”，以其名称来看，其本职应该是管理“战俘”。 当然，以上都是大原则，在刑徒的具体分配上，有非常繁杂的情况，见《战国秦及汉初的“徒隶”与农业》（作者：李亚光，刊于《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的归纳： 由里耶简中的材料可见，在一次调拨分配87人的时候，田官分得的人手最多为24人，其他的部门如畜官（2人） 、都乡（2人） 、贰春乡（4人）、尉（3人）、少内（2人）、启陵乡（2人）、仓（3人）、库（2人）。 其他人从事具体事务，有：禀人、求翰羽、徒养、市工用、与吏上计、除道沅陵、取芒、守船、司寇、捕羽、传徙酉阳、为笥、为席、治枲、上省、作庙、作务、作园等。 除上列各项以外，还有：载粟输、取角、伐竹、为库取灌、收雁、廷守府、守园、司寇守、治传舍、牢司寇守、行书、上事守府、伐牍、为蒲席、捕爰等。 被分配的人员包括：受仓隶妾、受司空城旦、隶妾系舂、隶妾居赀、城旦、鬼薪、仗城旦、舂、白粲、隶妾、受仓大隶妾、受仓小隶臣、城旦司寇、赀责。 如果对中国古代基层政府组织有一定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明、清政府中所有“派役”解决的工作，在“秦制”下，全部都为“刑徒”、“奴隶”承担。 至于人力使用上的关系，里耶秦简中的一条公文，可以为我们解惑：
这里是说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洞庭郡守下文，因洞庭郡的兵器要输送到內史，还要给巴郡、南郡、苍梧输送兵器，需要大量的输送民夫，要求卒史、假卒史和属三人查阅“县卒簿”、“徒隶簿”、“居赀赎责簿”、“司寇簿”、“隐官簿”和“践更县者簿”，发动他们去传送甲兵，不兴黔首。 “县卒”，对应“令”中的“乘城卒”，“践更县者”对应的自然是“践更县者簿”，“徒隶”对应“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也就是终身刑徒、奴隶，居赀赎责 （债） 、司寇、隐官则是有刑期的债务、轻罪奴隶。 “乘城卒”征发优先，甚至超过了“刑徒”、“官奴隶”，意味着他们属于即发即用，本身就在城中屯驻，而“践更县者”排在最后，意味着他们是在县“践更”，可能已经分配了其他的“轻徭”，所以需要抽调和协调。 可见，所谓“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并不是道德评价式的“不扰民”，而是不愿意破坏制度运行的常态秩序，否则“乘城卒”和“践更县者”也是“民”，怎么不考虑他们的“田时”？ 归根结底，秦制的政务逻辑是“程序第一”，能不多事，就别多事。 因为就“人”的福祉而言，“秦制”之下“贫困”的编户齐民，未必就比“徒隶”幸福。 见赵岩《里耶秦简所见秦迁陵县粮食收支初探》（《史学月刊》2016年08期）一文，刑徒中的成年男子大月食粟米2石，小月则少食2/3斗，婴儿之外的未成年男子及成年女子大月食粟米1.25石，小月则少食25/6升。以平均每月每个刑徒食粟米1.5石估算，300名刑徒每月约需供应口粮粟米450石，一年则需供给口粮粟米5000余石。 反观迁陵县的编户黔首，其户均土地占有量为34.84亩，标准亩产量为1.5石，假设均为粮食作物，则年收成为52.26石，根据里耶古城北护城壕出土的“南阳里户籍简”，每户包含臣仆、奴婢的户口比为1/6，不计入奴婢的户口比为1/5.8，宽裕地算，1户6口人，口均年收入是8.71石，每口月均分摊是0.7258石，只到刑徒平均水平的48.38%。 问题是，这是总收成，还没有税、赋、徭、役的成本，也没有计入口粮之外的任何生活成本，比如衣服，而这玩意儿，刑徒是配发的。 见《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大褐衣值60钱，中褐衣值46钱，小褐衣值36钱，而且是一年两次“授衣”，也就是至少两件。 迁陵县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价应为1石140钱，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该地稻1石价格为20、21钱。 依统一后稳定物价来算，哪怕是1家人衣不蔽体，只穿6件小褐衣，也要10.29石稻米。 也就说，哪怕不考虑任何税负，迁陵县的贫民，日子比起刑徒来，绝对算是水深火热了。 反向计算一下，一个三口之家的小家庭，要想达到刑徒的生活水平，其口粮就要54石，衣物为（60 46 36）/21钱=6.76石。 另有户赋为全年32钱，加田刍60钱（见《文景之治：只在知识分子梦中的“轻徭薄赋”》），算钱忽略不计。田租为收成的1/12，如果1个男丁1年内践更4次均不出县境，则可以节约行程口粮，如果为1次远行，则额外需要往返3石的口粮。 则全家占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亩。 问题是，秦朝迁陵县的户均土地占有只有34.84亩，这还没有算人均，人均就更惨了，再看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的《郑里廪簿》，民户共25户，田数相加为617亩，每户平均田亩数仅为24.68亩。 当然，一般说的“一夫作百亩”，其实是说的“周亩”，换算到“大亩”，也就是30亩左右，但无论如何，一个秦朝的“自耕农”的生活水平，远不能与“吃公家饭”的“刑徒”相提并论，虽然对方失去了自由和一系列的政治参与可能性。 八 对于早已对纯正的“血统社会”感到陌生的中国人而言，“奴隶”生活的水深火热早已成为渗入骨髓的“常识”。 然而，正如奥斯曼土耳其的南欧奴隶们能够担任总督甚至宰相，强悍的武士和工匠们更是过着远比本族平民更优渥的生活，美国黑奴也有远超英国曼彻斯特工人的肉食摄入量，哪怕是俄罗斯的“工厂村”农奴们，也有着不愿意摆脱奴役的优越生活…… 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让很多人对秦帝国拥有的巨大数量“刑徒”无法理解，甚至帮忙找理由，比如迁陵县是边地，比如粮食无法供养等等。 然而，正如上文中连篇累牍地讲述，秦帝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官营经济”，所有的“手工业”，除了满足“社会管理组织”日常所需的成本， 所有进入市场的“收入”，都是皇帝的私产。 也正因为如此，在遥远的《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一文中，三解辨析了一个老问题，就是秦国、秦朝对于商业的态度和管理，很多读者不明所以： 为什么“重农抑商”的秦国、秦朝会有“市”，这些“市场”从里耶秦简的记录可见，交易还非常活跃，甚至连武器都有销售，而秦国百姓的精神世界也无比渴望财富，并毫不排斥从事商业行为。 原因很简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市场一方面是“公家”获取物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又是“皇帝”获得收入的必须孔道。 所以，“秦制”疯狂抑制“行商”的物流交流，因为他们的低买高卖会破坏地方的经济秩序，甚至会影响社会秩序。而对于全民百姓在官方“市”的交易行为，“秦制”已经完全占有了“山川园池”这些生产原料所在地，又完全控制了“市井”这种交易场所，哪怕一分一毫，也不会流出指缝，自然乐见其成。 至于“刑徒”的数量，现在没有任何直接的数字能够给我们答案，但从秦律展示的秦帝国组织结构来看，“刑徒”的存在，渗透于整个“秦制”的方方面面，不仅仅在生产经营之中，在社会管理组织的服务层面，也有大量的刑徒参与。 甚至可以说，整个官僚组织的供养，都依赖于刑徒。 还是以迁陵县为例，其在秦始皇三十五年的垦田总数是5295亩，田租是677石，而整个迁陵县的官吏包括： 总编制为103人，其中令史28人（徭使10人、在岗18人），官啬夫10人（缺编2人、徭使3人、在岗5人），校长6人（缺编4人、在岗2人），官佐53人（缺编7人、徭使22人、在岗24人），牢监1人（在岗1人），长吏3人（缺编2人，在岗1人），合计缺编15人、徭使35人、在岗总数为51人。 秦代的秩级无从确认，只能参考《二年律令·秩律》，其最低的“县令”秩为六百石，丞、尉半之，即三百石，迁陵县长期只有“县丞”在岗，也就是三百石。 在它之下的秩禄，还需要讨论一二，因为秦朝并没有像汉初一样对“县”的级别进行细致的划分，如洞庭郡迁陵县，这个户口只有100多户的小县，其“司空”设置也为，“司空有秩乘车”，进而代理“守丞”。 这就说明，汉代对“乡部、田、司空”的秩石数级别划分，在秦朝可能是以“有秩”、“乘车”这种加衔来对应的，而非以县的上、中、下来配置对应的级别。 那么，秦朝的县级机构的职务级别应该是这样：
具体地细究很难得到数量，只能得到数量级，在岗5个官啬夫，假定均为一百六十石，在岗2个校长，均为一百二十石，则总数为1040石。 “斗食”，据《汉书 ·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汉官名秩簿》： 佐史月俸八斛，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说，斗食者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 计日而食，全年为43.2石，1斛约等于0.384石（《汉书·律历志》），则月俸十一斛就是50.688石。令史在岗有18人，共约777.6石或912.4石。 佐史的全年为36.86石，在岗24人，共约884.73石。 需要指出的是，颜师古注月俸实际上是汉武帝时代“钱谷”混发时代的数字，秦朝时为“全谷”的“秩石制”，则其月俸数要比这个数字多。 不过，正如牢监级别不明只能搁置一样，上述可视为底线值，大体上，迁陵县官吏年消耗粮食量为300 1040 777.6 884.73=3002.33石，另一面就是300个左右的刑徒的口粮，约为5400石，总计8402.33石，而全县田租收入只有677石。 结论是，靠田租，哪怕是迁陵县这种官吏严重缺编的县政府也会饿死。 那我们来看一个编制齐全的“县”政府： 长吏：600 300 300；官啬夫：160*10；校长：120*6；令史：43.2*28；佐史：36.86*53。 总计：6683.18石。 这个规模，需要53465.44亩的垦田纳税才能养活，按照迁陵县的户均垦田，也就意味着要1535户编户百姓养活，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百姓，编户民绝不可能凭空产生。 反过来说，从秦律规定的徒隶比例来看，2/3的田徒，1/3参与政府服务，则迁陵县的300刑徒应该有200人进入“田官”耕种，以男女1:1为“1户劳力”计算，养活全县的官吏、刑徒的耕地总面积不过5601亩，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56.02亩，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围，哪怕是编制齐全的“迁陵县”，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80.55亩。 也就是说，“刑徒经济”单独供养整个“公家”绰绰有余，远比通过正常的编户齐民财政获取物资更加“经济实惠”，所以，本质上，“刑徒”的数量是与官僚组织配套的，而“秦制”的县一级组织编制，不计入“乡部”、“郡”和“都官”，放大到全国，就已经数以十万计。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西汉中晚期数据：
为了养活这些官吏，哪怕不考虑任何其他支出，也需要“20万户劳力”，也就是40万以上的成年“刑徒”才能勉强够用，再计入未成年和老年的刑徒，这个基础数量规模绝对要到50万人以上，而这个数目，仅仅是“基础运营底线”。 如果在加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到的：
也就是说，秦朝全国的“刑徒”总数至少要在120万人以上。 但是，这个模型没有计入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秦朝的“刑徒”没有刑期，也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刑徒”属于终身制的负担，而秦帝国的“收孥连坐制”其实是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新的“刑徒”的机制，上述的数字，只能算作“基本数”。 结语 坊间对大秦帝国的讨论，自始至终没有脱离一个“好制度为什么快速灭亡”的窠臼，因为在大部分人的脑子里“坏制度”就“必然该灭亡”，一旦进入了“必然”也就失去了讨论的兴趣。 然而，在三解看来，明晰一个制度为什么“坏”，远比从秦律的字缝中抠出它的环保主义、程序正义、维护良俗之类的“优越性”关键词更有意义，惟其如此，才能知历史之何以至此。 制度的本质，就是权力运行的规则，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会自我发育、自我膨胀，乃至于自我毁灭。 而这，才是打开大秦帝国兴亡故事的正确方式。 在我们的史书之中，一个个关键人物粉墨登场，他们的“权术”和“智慧”似乎煊赫一时，也是历史叙述的主体骨架。 放在秦国的故事里，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张仪、宣太后、魏冉、白起、秦昭襄王、范睢、吕不韦、嫪毐、帝太后、秦始皇、李斯、赵高、蒙恬、扶苏、胡亥，就几乎是故事的一切，君不见《大秦帝国》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人地说过去，出了多少部。 问题是，除了结果不同之外，这一系列的人物手中的“大秦”，行事风格自始至终一脉相承，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穷兵黩武。 为什么一个是贤君、法圣，另一个就是亡国孽种呢？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踩在了一个“制度生命体”的不同阶段，他们当然也在塑造和干预制度，但个人的力量，相对于制度的发育而言，根本不值得一提。 “秦制”的原初形态，并不是商鞅在一张白纸上涂画出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秦国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王权需要进行协调而成的一个“妥协产物”。 “军功爵”、“人口控制”、“中卒制”、“官僚文书制”、“內史 中尉制”、“国家授田制”、“刑徒经济”等等关于“公家”的改造，确实是新的创造，但在西周和三晋，都早有模板。 整个制度的组合，并不是什么“天才创造”而具备制度优势，而是秦国的社会形态远较关东各国落后，“王权不彰”、“商业落后”、“人口稀少”，才选择了这样一条既能壮大王权，又能获取资源的制度道路。 具体来说，“秦制”与文献记载较多的“齐制”的最大区别就是，“公家”如何与“民间”进行资源交流： “齐制”的“资源交流原则”是“交换”，也就是通过货币手段对资源进行调动和“购买”； “秦制”的“资源交换原则”是“劫掠”，也就是通过法律手段把资源的生产者“人力”贬为刑徒，驱使他们生产“公家”所需的资源。 “秦制”诞生的原因就在于它“没得换”，一方面是对编户齐民的制度性压榨无从获得以供交换的筹码，另一方面在于社会和物流的不发达，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出进入市场交换。 所以，“耕战体制”并不是因为它“伟大”、“先进”、“优越”，而是它是“穷人的原子弹”，是无奈之下的替代品。 而这种体制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巨大的管理成本。 遍布全国1000个县、生产环境跨越粟作、稻作，甚至跨越温带、亚热带的生产单元需要“定指标”、“搞监督”、“算总账”，直到年底才能合计整体盈亏的会计体系，理论上拥有1000个仓、少内物资的秦始皇帝，看似富有四海，其实根本无从利用。 道理很简单，假设在账面上有10万匹马的帝国，真正能够在上郡可以调集的马匹，仍旧只有周围数百里行程的“近县”，以迁陵县向內史“传兵”为例，总邮程是4444里，而传送委输的制度规定是，重车1日行50里，空车70里，徒行80里，也就意味着，去程押货需走88.88天，回程空车为63.48天，总计152.36天。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力即属无从调用，就像迁陵县向洞庭郡的哭诉一样，在编51位官吏，竟然会因为“吏少”而难以维持日常运转，因为“迁陵吏志”里除了缺编之外，还有35名官吏被“徭使”，占官吏总数的40.70%。 要知道，“迁陵县”虽然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却并不属于人力和物资的主要输出地，其稀少的人口，让它充其量就是个转运据点，按照里耶秦简中的记录，秦朝采取了诸多内郡与边郡的点对点输送，罚戍的去向基本上是定向规定。 而这些“内郡”，也就是中原的六国精华地区，才是真正的“重灾区”，它们有人，有粮，自然就承受了这种跨区划拨的最大负担，所以，在武臣到赵地反秦动员的时候，特意提到了秦朝的两大恶政，一个是父子告奸，另一个就是北戍长城、南征五岭，转运不绝。 如果秦帝国只是因为幅员辽阔而出现的问题，尚可解释，但是，过往的历史解释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关中”，这个秦帝国的根基所在，在秦国的扩张过程中，其实一直在被消耗弹性，直至“脆断”。 正如上文中三解已经详细拆解过的“秦制”财政，随着扩张中的“设郡”，“內史地”的“太仓”、“大内”、“武库”由区域性仓储，走向了“国库”，但，只承担了“文书国库”、“会计国库”的角色，而并不是“物流”意义上的国库。 秦帝国的财政制度，并非“统收统支”，而是“结余上计”，也就意味着“內史”掌握的“国库”自始至终常态的“收入”的只是“咸阳县”的物资和关中44县的物资结余，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都城”的“都官”和“屯兵”规模的膨胀，“內史”一定会调拨转输“近县”物资填入“太仓”。 然而，待到秦始皇快速统一天下之后，六国宫室、美人在渭水河畔的兴建和供养，乃至于为了修筑骊山陵墓而送徒七十万，总数已近百万之众，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负担快速地涌入“內史地”，而且还是“咸阳”周边地区，对于财政系统的压力，只能是毁灭性的。 不仅如此，高达十二万户的六国豪富被迁入咸阳，尽管后来还有向云阳等地的人口分流，其所在的区域，仍是在“內史地”，他们作为战国时代的“跨区域物流”的资本主导者，与被发南征的“贾人”一道，构成了整个六国地区的“物流网络”，结果被秦始皇分别摧毁，本身又成为了“物资消耗”的一部分。 但是，站在秦始皇的角度，维护“秦制”的优越性和纯洁性，绝不算是什么“昏招儿”，恰恰相反，对于这样一套行之有效，赖以吞灭六国的“伟大制度”，他应该就像今天的“大秦粉”一样深信不疑。 殊不知，所有“坑”都经他的手挖好，只等他治下的某一个“自己人”发难，道理也非常简单，对于“秦制”这样一个层层监视，等待镇压的体制而言，任何超过个人关系的组织都是在帝国治下的。 也恰恰因为这个，戍卒的统领陈胜、吴广能够首义，曾经的亭校长刘邦也早已聚众芒砀山，而与秦朝有亡国之很的项氏宗族则在会稽郡为大秦主持“大徭役”…… 归根结底，这些“野心家”一直存在，他们等待的就是秦帝国“根本之地”的力量枯竭，一旦这个趋势显现，自然会群雄并起，逐鹿中原。 现实是，一个力求毁灭一切跨区物流，将之纳入“公家”统治的政权，能够养活多少人，对于当时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是可预见、可计算的，比如萧何、比如刘邦、又比如项羽、张良。 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时代，才如此的不一样。 - E N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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