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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公社 2019-07-17 22:13:19 对于王铎的临古， 以往我们过多地关注他对古帖的挪用、改写与编排， 而忽视了他数十年来从不间断地对大量经典作品的反复临摹。 从王铎传世的临摹作品来看， 他的临习并没有明显的阶段性， 一件法帖可能相隔20年， 仍是临摹的对象。 诸如张芝《冠军帖》、王羲之《兰亭序》、王筠《至节帖》、虞世南《贤兄帖》、褚遂良《家侄帖》、柳公权《辱问帖》《伏审帖》《奉荣示帖》等， 更是反复摹写~  王铎 行书 《临柳公权〈伏审帖〉轴》 按旧曲 度新歌：再谈王铎的临古 文 / 薛龙春 在讨论文学创作时，王铎曾谈到他对于“奇”的理解：“奇者，只是发透本题而已。如发古冢，古器之未经闻见者，奇奇怪怪，骇人耳目，奇矣。不知此器原是此冢中原有的，他人掘之二三尺六七尺，便歇了手。今日才发透把出与人看耳。非别处另寻奇也。”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中，将这段话理解为对书家自我的反复发掘，而在理解王铎的临帖活动时，我们不妨将“古器”置换为“古帖”，和古器一样，古帖的意蕴、古帖原有的“奇怪”——不同寻常的特质——绝非短时间内所可体会、验证的。  王铎 行书 《临王羲之〈太常帖〉王献之〈豹奴帖〉〈桓江州帖〉轴》 王铎花费一生的时间对宋以前的古帖进行大规模的临摹，其目的除了厘清源流，更是为了发透本题。他的书作所展现的趣味并非好奇之士的冥心玄想或是向壁虚造，而是深入发掘的结果，所谓“学之久，当有悠然会心处”。与那些“掘之二三尺六七尺，便歇了手”的浅尝辄止相比，王铎以他的实证——这迥于董其昌常常不耐完整的临摹——挑战今人，同时也挑战古人。古帖范本犹如一个又一个的模特，画家的目标也许不是惟妙惟肖，但是没有了模特，画家便失去了可以发掘的对象。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在王铎的立轴临摹中，草书作品比比皆是，但立轴创作却多为行书或是行草相杂的作品，严格意义上的立轴草书创作至今只发现一件：即1641年为张宏道所书《游房山山寺诗》（山西省博物馆藏）。而在王铎的高卷形式的创作中，草书却占了相当的比例。 在王铎最早的立轴草书中，他似乎并没有找到表现视觉性的关窍。如1624年所作《临王羲之不审复何似、增慨帖》，通篇基本是圆弧下行的程式化用笔动作，显得单调而缺乏支撑力。但至迟在天、崇之交，王铎发现了方圆、聚散对连绵之势的调节功能，以及给人意外刺激的突兀变动在篇章营构中的视觉性作用。当王铎决定临摹某一法帖时，范本原有的组织关系会向他提供可选择的解决方案，他不必有草法、草字搭配等种种麻烦。而创作却不一样，尤其是王铎的诗文用字时涉生僻，在三行纵向以整体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品中，处理好单行十余草字的行气及行与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卷的样式在视觉上与轴的根本差异在于，它没有整体性要求，行气一般只需要贯穿二到六个字，王铎有足够的办法——诸如天头地角的不平齐、行与行之间体量与走势的对比，数行以外的呼应，字的大小浓枯，长线条的分布与穿插等——来处理篇章的节奏、变动与协调感。  王羲之《嘉兴帖》  王铎 《临王羲之〈嘉兴帖〉》 王铎之挑战古人，并不像董其昌那样不断将吴门派与赵孟頫作为假想敌，也不像董其昌那样动辄发出将自己置诸唐人之中的豪言。除了深入，他的另一重要手段是博学基础上的综合，最终实现自我风格上的“创”。这一综合能力也常常被他用来讨论古代书家的创造性，如他在跋唐人沈传师《柳州罗池庙碑》时说：“沈书寡觌，本虞永兴、欧阳率更，合为一家。”（三井文库藏）沈的个人风格并非来自单一的某家，而是综合了初唐的虞世南、欧阳询与晚唐的柳公权。米芾的《天马赋》之所以矫矫沉雄，正因为他变化于王献之、柳公权和虞世南，在杂糅诸家的形式特征时，米芾有能力“自为伸缩”，使之形成一个和谐的新的面貌。  王铎 《临〈淳化阁帖〉卷》  王铎 《临〈阁帖〉轴》 在谈到将古代札帖拓展而为大草时，王铎也自称：“用张芝、柳、虞草法，拓而为大。”“吾用伯英、柳公权、虞世南数家大草法合为一体。”“吾学献之、伯英、诚悬。”尽管我们今天很难分析王铎的草书大卷中哪些成分来自于张芝、王献之、虞世南或是柳公权，但《阁帖》所收张、王草书以“一笔书”闻名，而王献之、虞世南、柳公权的作品多“非行非草、亦行亦草”，体现在王铎的书作中，便是连绵多，整体感强，而行与草的字体变换，则强化了作品的疏密、聚散、驻行的节奏。  王铎 草书 《临王献之〈安和帖〉轴》 此外，王铎在一些作品中还自述用“褚河南《枯树》《皇帝册》二帖”，用“《圣教》《兴福》《夫子碑》”“用羲之、献之、薛绍彭、褚遂良、阮研数家笔意”“用《圣教序》《兴福寺》《金刚寺》三题”“仿魏晋唐诸家作正书”，等等。这些都说明，王铎在创作某件作品时，常常有意识地将形式上有关联的诸种（或诸家）法帖进行综合，进而弱化一些特征并强化另一些特征——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自为伸缩”，久而久之，这些特征便成了王铎个人面貌的组成部分。  王铎 行草书 《临虞世南〈乐毅论〉轴》 临摹积极地影响了王铎的创作活动，并且再次反馈到他的临摹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王铎不再强调临摹的“似”，而要求“不离古、不泥古”，不离规矩亦不为规矩所束缚。我们总能在王铎的作品中看到古人的影子，但又到处看到王铎的个人特色。当我们开始无法分析一件作品中何为古法（乃至何家、何帖）、何为王铎时，王铎已经成功综合了他从大量古代经典中淘洗而来的规矩、法度、技法、形式乃至趣味。  王铎 行草书 《临王献之〈发吴兴帖〉》 同样，在一件《花卉卷》的题跋中，王铎自称这件作品将“唐五代宋元诸家”糅为一体。（香港艺术馆藏）1647年，一位名叫赵澄的画家来到北京，获得王铎的礼遇，在为他的画册所作序言中，王铎指出赵最大的贡献，正在于将李唐、范宽、董源、吴镇诸家，“合为一腕，蠕蠕生色”。  王铎 行草书 《临王献之〈愿余帖〉》 正因为这种强大的综合能力，王铎的作品显得渊源丰博，却没有炒杂烩式的拼凑感。关于这种综合能力，我们还可以从王铎的绘画讨论中获得进一步的理解。王铎自称少年时学王维，出仕之后则多学范宽与关仝，终于“镕成一家”。在一件山水扇的题跋中，他又宣称此作“仿董源、关仝、黄公望、吴镇，合为一腕”，故没有近画单薄嫩弱的习气。（故宫博物院藏）在歌咏三弟王鑨所藏古代绘画的诗作中，王铎再一次自信地表示：“我今作画非墨纸，诸家变化生异垒。万国山形有奥灵，时人目眯轻臧否，吾子陶能识吾不使荆、关、董、范死。”意谓他的山水综合了五代以来的大家荆浩、关仝、董源与范宽，他们因为王铎的画作而获得新生。  王铎 行书《临颜真卿一行帖轴》 钱谦益在为王铎所作墓志铭中，描述他入清后的生活时说：“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说的是王铎沉溺声色，以排遣内心的痛苦，消释身为贰臣的耻辱感。按诸王铎的行迹心态，情况并不完全如此，这其中或有同为贰臣的回互之意，但“按旧曲，度新歌”移来形容王铎的书法临摹活动，却是再恰当不过。 来源 | 《中国书法报》2019年第11期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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