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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成体系的哲学思想，都设定有终极理想与目标，相应思想的追随者也都在努力研究实现理想和达到目标的方法，无奈受制于共同的逻辑天花板之下人类主观文明的不成熟现状，中规中矩的现世思想研究变成了哲学，以现世的终极至善换取来生自由的思想变成了宗教，以宗教手段寻求快速实现理想的思想变成了邪教。居中调处这些思想的就是政治。 为什么政治只是调处，而不是调和呢？因为政治虽然表面为一种活动，但也受思想支配，所以大家都处在共同的逻辑天花板局限之内，各有不同立场，也就是相关思想的理论前提各有不同，所以在逻辑天花板终极突破之前，也就是在集体实现思想自由之前，普遍的思想冲突根本无法调和。 何况政治只是貌似强大，所以只能软硬兼施地进行综合调处，这就导致政治一直陷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两难，因而只能以政治无道德的面目示人，否则必被野蛮颠覆，所以共同的逻辑天花板之下，是人类集体不成熟的集体野蛮，所以不真文明的人为了奔赴终极文明，真正的对手和障碍只是自己（的逻辑天花板）。 因为人类文明整体苟且的现状只是每个人逻辑天花板制约思想不自由，进而通过行为外现出来而已，所以只要政治行为不极端暴戾，世人总能给相应政治以存在空间，因为政治是每个人消极于思想解放的合成物。 即便是极端暴戾的政治，世人也只是在忍无可忍之后才能全力以赴地推翻之，然后再建立一个相对温和的，留待再次轮回着推翻——只有终极哲学出现，才能不再有可推翻的政治出现。 从对待哲学、宗教和邪教的态度看，邪教是政治不遗余力打击对象，因为邪教会利用信徒的盲从而严重扰乱主流社会秩序。宗教是政治有条件接纳的，只要不因坐大而侵犯政治根基，政治或对其置之不理，或奉为国教，或直接以政教合一形式治理社会。 以现代文明看政教合一式宗教，不过是既得利益阶级利用信徒的绝对盲从将宗教的消极性极端法制化而已。因而政教合一的国家不是极端落后，如非洲的原始，就是极端保守，如中亚的男女不平等。 政治对哲学一般采取妥协的态度，因为作为政治工具的法律的制定必须遵循一定的思想，然后才能形成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体系，“合理”地约束人的行为。当特定思想的革命性危及政治的存在根基的时候，政治对相应思想的打击从来不遗余力。 相对于人类无度的欲望，哪怕邪教思想都是革命性的，但邪教思想为什么为社会所不容，就是因为他们通过系统性偷换概念，向逻辑分析能力差的社会公众传输了一种错误的迅速实现终极自由的思想体系，实则只能满足教主的颠狂、不切实际的欲望，其他人则注定成为牺牲品。 任何宗教思想和任何伪哲学都一定在思想理论的前提上偷换了概念，人类因此只能用整体文明进步史来支付相应的文明进步成本。我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中重点介绍了西方哲学通过系统性偷换概念，错误地把哲学史起点定在了第一次哲学高峰期，所以在常识化转向的哲学看来，西方哲学史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相对而言，只有宏观上的中国传统道文化不是伪哲学，因为道法自然的理念规避了神的干扰，因为天人合一内涵的人的主体性现实地绑架了中国传统政治不敢滥用“政治无道德”，而且只有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理念才能促进止于至善的终极价值观，进而催生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 相对其他哲学，中国传统道文化之下的其他思想都因不具备道文化的整体性一样构成伪哲学，但道文化虽然统领各派思想，之所以只能任由各派思想在错误的道路上错误存世，就是因为道文化精华太过形而上，要想常识化地形下于器，只有坐等现代科学将物质世界的多维性论述清楚，同时将唯心辩证法颠倒出唯物辩证法，然后中国形上的道和形下的器之间的逻辑通路才能常识化贯通，是谓哲学的常识化转向。 综上，政治以和其他思想同样不成熟的层次在管理哲学、宗教、邪教等人类的一切思想行为，所以只有坐等常识化的哲学出现，人类社会才能通过逻辑天花板的终极突破而实现终极解放——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之后的天下大同世界里，邪教和宗教最先一起消失，然后再通过日益成熟的自治机制和体制建立，政治将随之彻底消失——由此可见，只要哲学不能实现常识化转向，人类所有思想行为都避免不了逻辑天花板之下共性的消极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所以思想上的消极必然演变为行动上无可克服的消极，再高明的旧哲学当然也无可避免，于是鱼龙混杂的思想共同塑造了鱼龙混杂的人，于是普遍消极后的普遍妥协又产生普遍美好的心理期待，于是有了共同的终极理想，以道德的形式与潜在的逻辑天花板一起束缚世人于无度欲望下的有限自由，于是在无法全然压抑的利己主义冲击下，人类只能普遍活在互害的思想与道德洁癖中——基于自己狭隘的立场而相互攻诘，无一能够实现终极自圆其说——这一切苟且存在，都亟待常识化哲学出现后的席卷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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