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于墨 2019-07-17 20:46:05“红颜祸水”最初指的是褒姒，典出《史记》：“周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大笑……后寇果至，烽火起而诸侯不至，周灭。”为博宠妃一笑周幽王视军事谋略为儿戏，结果导致亡国的下场。然而我们却从这里看到了亡国的责任被推给了不爱笑的褒姒。 再到后来，但凡昏君之所以成为昏君，其身边一定有一个或几个“妖女”。这样的“惯性”，似乎已经成为共识。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何况褒姒之色善蛊惑， 能丧人家覆人国”；柴望《西施》：“君王莫道六宫丑，一个西施已坏吴”；凌云翰《杨妃春睡图》：“不独昭阳有飞燕，玉环沉睡在华清”；《诗经》：“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可见，在以男性为话语权中心的封建时代，“倾国倾城”的美貌女子注定是“国倾城倒”的罪人。 “红颜祸水”让中国历史上所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红颜在王朝更替面前承担了无法推卸的罪名，抹杀了那些艳丽色彩，只剩下了祸害的名声，似乎这样就可以警示历代的男人们。这样的认知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呢？  首先，男权社会的胜利和对女性的约束。 母系社会时女性是社会的主宰，而到了父系社会，男性成为一家一国的领导力量。伴随着男权社会的产生，还有私有制（私有制与父系社会均产生于夏朝）。为了对女性的力量加以控制，男人要尽力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女人味物化为男人的私有财产。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人在男人的期待中是这样的：温顺、忠贞、有献身精神，并且被赶到厨房和卧室。而男人想要稳固在社会中的地位，只能不断对女人进行打压——不断证明女人不如男人，甚至会成为男人的阻碍。 随着对女性的打压，男性也要不断树立起自身的“正面形象”，甚至逞勇好强、粗俗暴躁、自高自大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更能让女性自卑的就是“红颜祸水论”了——男人的错误不论怎样最终都是因为女人。这样的观念已成为惯性思维，且渗透血肉、代代相传。  其次，“资源”不均衡与嫉妒心理。 在人性深处，贪婪和虚荣总是伴随着每一个人。而贪婪和虚荣往往会诱发嫉妒心理。在封建时代，纯天然的美女数量并不多，结合上面提到的“女性被男性物化为私有产品”，那么，数量稀少的美女注定会成为一种资源。而资源，注定不会平均分配。 浑然天成的美女，不等同于其他具有美感的一切：她是有生命力的、有情感的、有血有肉的、灵动的。这样的美人，至少可以使人快乐，产生优越感，满足虚荣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拥有绝色美人，这时，潜意识里的嫉妒里开始作祟，会认为：外表美的女人往往内心丑陋。明目张胆的做法，就是制造“红颜祸水”的说法，给红颜编织各种风流韵事……以这样的心理求得平衡。  再者，男性的不承担与替罪羊心态。 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中有这样的观点：“把自己的罪孽和痛苦转嫁给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承担这一切，是野蛮人头脑中熟悉的观念”。而在“野蛮期”的人们，如果要找替罪羊，肯定找比较弱小的，因为“弱肉强食、成王败寇”是基本的生存法则。 封建时代，国家的一切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权无不由帝王独揽，而所有的优质资源也集中在帝王身边。美女和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样，不过是帝王观赏的对象而已。“玩物丧志”之后，君主多会责任推给“物”，而美人这样的“活物”，更能成为中伤的对象。 中国历史上，美女作为帝王的替罪羊并且替他们背了几千年黑锅的不在少数。即便曾经强大如唐玄宗，危急关头还是让爱妃自缢来平众怒。仿佛杨贵妃就是战乱的源头。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马嵬》诗中问：“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做了四十几年的皇帝，还不如普通百姓家对待妻子的态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把重大的罪责推到了柔弱的女子身上，是一种蒙昧的思想认识，也是古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最后，主流文人不敢直言“君王”之过。 封建时期的文人所口诛笔伐的女人亡国、红颜祸水，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过是为荒淫昏庸的皇帝开脱罢了。 这与根深蒂固地相信君权神授、君主至上的封建思想观点脱不开关系。在封建社会的认知中：皇帝是天，皇帝高于一切，皇帝不会犯错。即使是对亡国之君也要“宽大处理”：亡国的原因不过是有人误圣聪，或有奸臣当道，或有美人误国。他们要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皇帝的完美形象。 由于封建社会对女人的轻视甚至说歧视，“红颜祸水导致亡国”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也正是为什么女人亡国论、红颜祸水论在中国很有市场的根本原因。在亡国之君的故事里掺和着绝色红颜，既是小说家的调味品，也是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的心理表露。 从让夏桀纵情声色、荒废朝政而亡国的妹喜，到狐狸精附身、阴险狠毒的妲己，诱惑汉成帝纵欲丧生的赵飞燕，再到以美色作为武器消磨越王心志的西施，董卓死于吕布之手是因为貂蝉，祸国殃民、理应赐死的杨玉环，以及让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致使明朝彻底灭亡的陈圆圆……这些美人，“红颜祸水”的帽子被扣得死死的。  仿佛没有了这些女人，皇帝们就会是“圣明天子”了？呵呵。 正如鲁迅先生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贵妃乱唐那些古老的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由男的负责。但，向来男性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没办法，在以往那个时代，男性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红颜祸水”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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