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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仲強 “做啥去哩？” “做个啥去。” 当你行走在陇中，在那隐藏于大山褶皱中的无论哪个村庄，你都会听到这种既亲切又十分古怪的话语，这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使用的话语，这让不熟悉它的人如坠入云雾，不知对方之所云，甚至误认为是江湖“切口”，而它的使用者却如使用镢头一样得心应口，其意自明：“咳，不就是打招呼问候的意思么？” 不过，如果你对一个外国人也用这话语打招呼，便有干涉他人隐私之嫌。同样的问候语还有如：“你吃饭了吗？”，如果对方是外国人，便会理解为你要请他吃饭。 “你大到阿达去了？” “阿代” “他来了就说我寻他着哩” “阿代” 如果从文字的角度，这对话真是十分地古怪，说了也好象等于沒说，但是对于这言语的使用者，意思全然明白：兩个“阿代”，不同的意思就在于不同的声调中，不懂得这种言语的人是絶对分辨不清的。 这种言语有时还颠三倒四： “你知道不？”、 “知不道”。 这种不规范语言在陇中的乡村话语中比比皆是。我初以为是我们乡间父老在语言使用上的不良习惯，及至后来读了有关的书，方知这种倒装句式是语言发生学上的普遍现象，在汉藏语系的民族语言中普遍存在。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蓦然间，顫悠悠的“花儿”便从花氆氌般鲜艳的山坡坡上飘飞而来：大力架牙壑里过来了，心上的艳姑哈见了；艳姑哈脚大着坏了。脚大手大你甭嫌谈，走兩步大路时干散⋯⋯ 这是一种地道的地方话语，它的使用范围在各乡村间，因此可以把它称为“乡村言语”，以示与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所使用的言语不同。 乡村言语和都市言语并无本质的区别，但它们在使用中的语境、语感乃至语法确有着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最终形成了使用者心境的不同。在都市人心目中，乡村言语是一种俗气的、粗糙的、即将被文明淘汰的言语，它们存在的意义只在于做为都市言语的参照糸，以证明都市言语的高雅。而乡村人把都市言语统称为“洋话”，一个“洋”字，透露出对都市言语的轻蔑――轻蔑它没有根基、没有久远感和本土感。 在乡村言语中，历史上的舶来品均被冠以“洋”字：肥皂叫“洋碱”，水果糖叫“洋糖”，留声机叫“洋戏匣子”，甚至日日饭食不离的马铃薯也被称为“洋芋”。而如“摩托”这类音译词汇，他们觉得读起来拗口，索性来个形象加会意，径呼其曰“电蹦子”。他们的这种造词法，倒使未来的语言学家省去了许多考据的繁琐。 相对于“洋话”的当然是“土话”。“土话”是从土里长出来的，在听到它的同时，就能嗅到浓烈的乡土味儿，那是阳光下蒸腾的泥土味儿、菜花味儿、麦秸味儿、羊粪味儿、旱烟味儿、汗腥味儿，连同浓烈的话语混合在一起，就成了这个村庄特有的味儿。如果你经常奔走于乡间，就甚至可以嗅出这村和那村味儿的不同。这之间只有极细微的差别，要分辨它们，还得要有相当的经验。 庄农人在使用自己的言语时，总是透出一种豪气。他们在相互交谈时，把韵脚咬得瓷瓷实实，或抑扬、或顿挫，这其间便有了音乐的律动、有了秦腔的韵味－－那最能表达西北人性格的古老戏曲就是从这言语中生发出来的。 乡村言语用来骂人也显得格外简洁而精致：“倯”！ 骂人者仅用一字便解了恨，被骂者也像吞了苍蝇般难以消受，不过，这个字的原本意义是“懒惰”，其实骂得很紳士，并无粗鄙之嫌。这个字被汉代大学问家杨雄收录在《輶轩使者别国方言》一书中：“陇右人名懒曰倯”。我们的乡间父老以勤劳为立德之本，所以懒惰者便为人所不齿，引申而为凡有不良习性者皆曰倯。 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初读杜甫这首诗，便觉似曾相识，原來，这“款款”一词，竟是陇中乡间人经常掛在嘴边的词儿：“把电壶款款个提上！”“兀人走路时款款个的” 这款款一词不知是诗圣流寓甘肃时向老乡学來的，还是老乡读了他这诗，觉得好就收进了自己的话语？不得而知！不过《广雅》中说：“款，诚，爱也”。由爱而惜，也自在情理中。 “阳婆婆，红烙烙，我给你烙个油馍馍。”每当冬日的太阳从大山后升起，把光明连同温暖洒向开始律动的山野时，那些拾柴娃儿、放羊娃儿们就会同太阳进行这种亲密的对话。他们没有机器猫之类的玩具，便自然而然地把情感投向大自然。在孩子意识中，太阳就是位慈祥和蔼的老婆婆。文艺家们在研究儿歌时，总是把它解释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即拟人化，不过，乡间的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赞成这样的解释，他们坚信太阳是有生命的，太阳是一位女性长者。就在写这篇短文时，碰巧看到这样的记载：《中国巫傩史》的作者林河先生在民间考察时，搜集到这样一个神话：远古时代，有一对恋人，男的叫月亮，女的叫太阳。月亮想和太阳成亲，便追赶太阳，太阳妹妹羞红了脸，月亮哥哥也追白了脸，所以，太阳是红的，月亮是白的。这是一则很值得注意的神话，它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遥远的事实，那就是母系社会的曾经存在。 我们生活在乡间的父老们、兄弟们、姐妹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情感真实地记录在自己的话语中，又真实地传承了下来。 他们是文化的收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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